这么说吧，所谓【不插管不抢救 最后一刻自己说了算】，在现实生活里，几乎是万难做到的。我科研能力极弱，否则真想就这个为核心写几篇文章了。
但以我在急诊抢救室十多年的经历和切身体验来说——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们自己常常做不了主，基本上，是谁管着钱袋子，谁做主。
那些号称最后一刻自己说了算的个例，要么是没有直系亲属，要么是特别高龄、且又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
这些年，我还记得清的，不过五例（我在急诊十六年，抢救过的病例可谓成千上万）。而这五个故事，我都写成了散文或科普文章。
第一位，是一个大哥。肺纤维化，肺部感染，呼吸衰竭，戴着无创呼吸机，躺在急诊抢救室里，当场喊来律师立遗嘱。安排完身后事，他明确拒绝气管插管和心肺复苏，不久便安然离世。（这是我从业以来，唯一一次遇见抢救前要现场先立遗嘱的情况）。
第二位，也是一个大哥，大学教授，肝癌晚期（又或是胆管癌晚期，记不清了）。来的时候神志尚清，但已是深大呼吸、脓毒血症，妻子和妹妹陪在身边。他亲自签字，拒绝一切有创抢救，当夜平静地走了。（患者比我稍大几岁，原本前程要比我光大。）
第三位，是一位八十岁的老爷爷，因突发一过性意识丧失三十分钟被送到抢救室。诊断为心肌梗死、三度房传导阻滞。儿子远在美国工作，身边只有保姆陪着。老人拒绝造影介入、起搏器，也拒绝气管插管、心肺复苏等一切有创措施。联系上他儿子和侄子后，老人亲自签了字。两天后，突发呼吸心跳骤停，离世。
第四位，单身大哥，肺癌晚期，全身重度压疮，已深及骨髓。因发热伴意识模糊被保姆送入急诊。他说：检查可以做，药可以用，但气管插管、心肺复苏不做，深静脉置管也不做。联系他远在广州的大哥，对方尊重患者意愿。他亲自签了字。次日清晨去世，大哥半小时后从广州赶到南京，终究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第五位，是一位离异的妈妈，三十多岁，百草枯中毒十多天后从外地转回。来的时候已严重呼吸衰竭，靠无创呼吸机持续辅助通气。十多天前在外地服毒，经救治后转回本地，却已无力回天。她对自己的病情十分了解，亲自签字，拒绝后续一切抢救。有一天，她特意买了炸鸡和汉堡，看着孩子坐在床边吃完，然后，撒手人寰。
这五个深埋在我心里多年的故事，每一个，读来不过短短几十字，可其中触动人心的细节、折射出的苍凉，却不足以向外人道。
比如第二位患者，去世前曾坚持要与我握手道谢；比如第四位患者，签完字后，努力抬起大拇指，为自己、也为我的理解而点赞；比如第五位患者，临终前唯一的要求，就是让孩子进抢救室陪同，亲眼看着孩子吃完那顿炸鸡汉堡。
当然，能够自己做主的人，还有一些，但必定有一些已被我遗忘。
我记住更多的，反而是那些不能自己做主的人——明明还可以再治一治，却被家属放弃了；或者明明已无救治必要，却被家属要求维持着心跳呼吸。而这其中的缘由，无非是家属意见不合，对疾病认知有偏差，或者，还有着其他利益考量。
有时候，我也会常常说两句话：
1.病人只是单纯维持着心跳呼吸，而且是在药物和机器的帮助下。如果患者有意识，能开口说话，他一定会说不要在抢救了，不要让我再承受痛苦了。
2.病人还能够再治一治/病人太年轻了/要么在这里治，要么去其它医院治，总之不能不治，也不能回家....
多数时候，医生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怎么做都是错。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固然重要，但家属——尤其是强势的、偏执的、掌管钱袋子的家属——却是不得不纳入考量的重要因素。
倘若把这里头的故事一一讲出来，简直可以录成上百集充满悲欢和凉薄的连续剧，毕竟，类似的情景每天都在上演。如果你现在就去当地的急诊室，你站在急诊抢救室门口观察几个小时，必定会有发现。
多数人难以直面生死，这是事实。而面对重大疾病时，在生命的长度与宽度之间如何抉择，也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
至于插管与否，从来不完全取决于医学指征。它太复杂了——医生身不由己，作为患者的我们自己，同样身不由己。
生，我们决定不了。死，我们也决定不了。
有一点悲观，但却是现实。
来源 | 最后一支多巴胺
撰文 | 最后一支多巴胺
编辑 | 目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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