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咽气前，上海正下着冷雨。
雨水顺着窗棂往下爬，像一道道没擦净的墨。屋里药味浓，煤炉烧得发闷，壶嘴冒出的白气贴着墙散开。
我坐在床边，手掌压着她的被角。她瘦得厉害，腕骨隔着皮肉硌人，呼吸一阵紧，一阵松。
医生收起听筒时，没有看我。
我明白他的意思，却仍把药碗端过来，用勺子碰了碰姐姐干裂的嘴唇。药汁流到枕边，洇出一小片褐色。
“明楼。”
她声音轻得像隔着一层棉絮。我俯下身，把耳朵凑到她唇边。
“我在。姐姐，我在这里。”
她忽然攥住我的手。那点力气来得急，我竟被抓疼了。她喘了几口，目光越过我，落在半掩的房门上。
门外没人，只有走廊的灯照着一块青砖。
“阿诚的事，我不能再瞒你。”
我以为她烧糊涂了，伸手摸她额头。她偏开脸，掌心仍紧紧扣着我。
“他和曼春，是一母所生。他大三岁。”
雨点敲在玻璃上。我盯着她，竟没听懂这句话。
“姐姐，你先歇一歇。”
她摇头，胸口起伏得很吃力。
“他还在军统做事，是那边很深的一条线。你记住，别只听别人说。”
“谁告诉你的？阿诚人呢？”
她没有回答。眼睛仍望着门外，像在等一个迟迟没有回来的人。过了片刻，那只手慢慢松开，落在被面上。
我叫了两声姐姐，又把医生拽到床前。听筒贴上她胸口时，冰凉的金属碰出一点细响。
没人应我。
屋外有人压着嗓子哭。佣人端来的热水放在门边，水面还晃着，几滴溅到托盘上。
我坐回原处，把姐姐散开的头发拢好。那两句话在脑子里打转，却怎么也接不到阿诚身上。
三十二年的人，二十七年在明家。怎么会忽然成了汪曼春的亲哥哥，又成了军统深处的暗线。
我想说姐姐临终认错了人。可她最后那道目光，始终停在空荡荡的门口，清醒得叫人不敢碰。
01
天亮以后，雨停了。
明宅的院子积着水，石板缝里漂着几片桂花。管事拿来丧仪单子，我看了三遍，连姐姐常用哪种香都想不起来。
从前这些事不必我操心。哪家送来的礼该回多少，哪位长辈坐上席，姐姐心里有一本清清楚楚的账。
如今桌上摆满白纸，人人等我开口。
我让人撤掉红灯笼，换上素布，又吩咐厨房煮些清淡的饭食。话说得稳，笔落下去，却把一个名字写重了。
阿诚。
墨水从纸背透出来，像一块洗不掉的污迹。
管事问：“要不要派人找诚先生？”
我把那页纸折起来，压在茶盏底下。
“先办姐姐的事。”
这句话出口，我才发现自己没有回答。其实昨夜已经派人去过他常去的几处地方，办公室没人，住处也没人。
连车都不在。
阿诚离家前，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桌上那杯茶喝了半盏，杯沿沾着一点干茶末，外套少了一件，抽屉却锁得好好的。
像是出去办件寻常差事，很快就会回来。
我不敢再派人找。找得太急，旁人会问缘故。若真找回来，我也不知道该先问哪一句。
姐姐的丧服送来时，尺寸大了。我站在穿衣镜前，想起阿诚往年总要守在一旁，拿粉笔在袖口做记号。
他做事细，针线上的事也懂一点。姐姐常笑他什么都会，将来谁嫁给他，家里能省半个人。
每到这时，他只低头整理扣子。
二十七年前，他五岁，被姐姐领进明宅。那天也是阴天，院里的泥被鞋底带进堂屋，留下一串小小的黑印。
我那时十一岁，嫌他闷，不肯带他玩。他站在门槛里面，两只手攥着旧布包，看谁都带着戒备。
姐姐让他叫我大哥。
他张了张嘴，没出声。
我故意把糖罐放到高柜上，以为他总要求我一次。晚饭前再去看，糖罐没动，他坐在厨房后门，啃一块凉掉的馒头。
后来我把糖塞给他，他也没吃，装进口袋里。第二天，那块糖放在了姐姐的妆台上。
姐姐从没告诉我，他从哪里来。只说孩子命苦，进了明家的门，就别再问那些伤人的话。
我听进去了。许多年里，家里人也都听进去了。
他跟我上学，帮我抄过落下的功课，也替我挨过先生的戒尺。后来我到外地读书，他每隔半个月寄一封信。
信里很少写自己。姐姐咳了几声，账房换了谁，院里那棵石榴结了几个果，写得一板一眼。
我曾笑他像个小管家。
再后来，他成了我的助手。每天几点出门，见什么人，带哪只公文包，他比我记得还牢。
我的药放在哪一格，车里该备哪份报纸，他从不出错。
这样一个人，我以为闭着眼也认得。
灵堂在午后搭起来。白布从梁上垂下，纸花被风吹得簌簌响。我站在梯子下面，看佣人把姐姐的遗像摆正。
照片里的她还年轻，眉眼利落，嘴角收着。像是下一刻就要问我，为何回来得这样晚。
我忽然记起，每年家里给阿诚过生日，他总说不必。
姐姐定在初冬给他添岁，做一碗长寿面，再煮两个红壳鸡蛋。他照样吃，却从不许人在饭桌上说生辰快乐。
有一年我问急了，他说不记得哪天出生。
“总该有个大概月份。”
他把鸡蛋剥得干干净净，放进姐姐碗里。
“活着就行，哪天都一样。”
当时我只当他不爱热闹。现在回想，那碗面像隔了许多年才凉下来，汤面浮着一层薄油，怎么拨也拨不开。
五岁以前的事，他从未讲过。
偶尔问起，他会说记不清了。若我再追一句，他便拿工作岔开，或借口去给姐姐取披肩。
姐姐也会拦我。
“孩子忘了，是福气。”
她说这话时，总盯着阿诚的背影。
我过去没有留心。明家那么大，门窗那么多，谁会日日盯着同一扇门。如今姐姐不在了，那些关严的地方反倒处处漏风。
傍晚，第一批挽幛送进来。
我逐一看过落款，没见到阿诚的字。管事又问，要不要在讣告上写他的名字。
我的笔停在纸面上。
按明家的规矩，他该列在弟辈。姐姐养他二十七年，饭桌有他的座，家谱外那本家录也有他的名。
可姐姐最后告诉我的，又是什么。
我让管事先空着。
夜里，灵堂的长明灯烧得不稳。灯芯结出黑花，我拿剪子挑掉，手背被火燎了一下。
院门每响一次，我都会抬头。
来的是送白蜡的伙计，是借桌椅的邻人，是姐姐生前照应过的旧友。没有阿诚。
到后半夜，我才回书房。桌上那张丧仪单仍压在茶盏下面，墨已经干透。
我把纸抽出来，沿着那个写重的名字慢慢撕开。
纸裂得很轻。
撕到一半，又停住了。
02
姐姐的遗物不能久放。葬礼前一天，我让佣人把衣柜和妆台封好，书房里的东西由我亲自整理。
她用过的算盘还搁在窗边。珠子被拨得油亮，木框一角磕出一道口子，是我小时候摔的。
姐姐罚我站了半日，后来又给我送来一碗赤豆汤。
我把算盘装进木箱，底下垫上她常用的蓝布。抽屉里有几张药方，一把剪线头的小剪刀，还有半盒薄荷糖。
糖纸受了潮，黏在一起。
最下面那只抽屉上着锁。我找了半天，才从她针线篮的夹层里摸到一把小钥匙。
锁孔有些涩，转动时发出干硬的摩擦声。
抽屉里没有首饰，也没有地契。只有十几个牛皮纸信封，大小一样，用深蓝色棉线绕了两道。
每只封口处都盖着姐姐的私章。
信封正面没有收信人，只写年月。最早一封在七年前，最近一封是两个月前。
我拿起来对着灯看，纸厚，里面像夹着几页薄笺。封蜡完整，没有拆过的痕迹。
其中一封背面，有阿诚的字。
“已收，照旧存放。”
短短六个字，写得端正，收笔处稍重。我认得他的习惯，他写公文时，最后一笔总比别处沉。
我又翻了几封，背面也有记号。有的写“已归”，有的只画一个小小的圆圈。
那圆圈我见过。
从前姐姐吩咐阿诚去账房取旧契，他回来后，会在清单末尾画上一样的记号。意思是东西经了他的手，没有缺失。
姐姐与他之间，显然有一套用惯了的办法。
我却从不知道。
屋里烧着炭，后颈仍有一点凉。我把信封按日期排开，忽然记起七年前的一个冬夜。
那天阿诚说城西有急事，晚饭没吃就走了。凌晨回来时，裤脚全是泥，右手虎口裂了一道口子。
我问他去了哪里。
“车坏在半路，推了一程。”
第二天我让司机检查，车身干净，轮胎也没有修补过。阿诚说借了别人的车，我便没再问。
现在，那一晚的日期正写在信封上。
我继续往后排。
五年前春天，他陪我参加一场宴请，中途说姐姐胃痛，先回了明宅。我散席后赶回来，姐姐正坐在餐厅吃桂花糕。
她见我进门，先骂阿诚多嘴。
可那天对应的信封上，也有他的圆圈。
三年前，他无故消失了两个时辰。回来后把一包热栗子放到姐姐桌上，说街口排队的人太多。
姐姐剥了一颗，嫌凉。
信封上的日期仍是那天。
这些都是小事。小得当年落在日子里，转眼就找不见。如今被一根蓝棉线串起来，竟有了我看不懂的形状。
我没有拆信。
私章压着封口，像姐姐留下的一道眼神。她生前不肯说的，我若拿刀划开，便再也装不成只是整理遗物。
可我也没有把它们放回去。
抽屉右侧还有一只窄木盒。盒盖刻着明家的旧纹样，边缘磨得发亮。
打开后，里面躺着一块怀表。
这是父亲留下的旧物。银壳上有细细的划痕，表盖内侧刻着一个“明”字。多年前停了，姐姐一直锁在柜里。
此刻秒针竟在走。
声音很轻，贴近耳边才能听到。嗒，嗒，一下接着一下，走得稳当。
盒底压着一张修表铺的收据。送修人一栏写的是阿诚，日期就在去年秋天。
那几日他曾请过两天假，说是头疼，在住处休息。
我还让人给他送了药。
收据背面有姐姐的笔迹。
“旧东西能走，就留着。”
我握着怀表坐了很久。表壳被掌心焐热，细小的走动贴着皮肉，像有人在门后轻轻敲击。
姐姐为何把父亲的东西交给阿诚。
阿诚又为何瞒着我送修。
窗外传来搭灵棚的锤声，一下重，一下轻。白布的影子映在玻璃上，被风吹得来回摆动。
佣人在门外问，箱子是否搬去库房。
我把信封和怀表收进公文包。
“衣物搬走，书桌先别动。”
脚步声远去后，我重新看那张收据。修表铺的地址在城北，离阿诚住处很远，离他几次声称要去的地方却很近。
那不是顺路能办的事。
我取来自己的记事簿，把信封上的日期逐一抄下。七年间共十四次，其中九次，我能想起阿诚不在明宅。
余下五次，我翻过日程，也没有找到他的去向。
有两次，他本该陪我开会，却临时被姐姐叫走。回来时照常整理记录，神色平静，连茶水温度都没有差错。
我从未追问姐姐叫他做什么。
在明家，姐姐有事交给弟弟，本来再寻常不过。
直到此刻我才看清，那些寻常从来没有我的份。
门外又有车停下。我下意识合上公文包，走到窗边。司机撑开伞，扶下一位前来吊唁的老人。
依旧不是阿诚。
书房昏暗，唯有怀表仍隔着皮革发出细响。我把手按在包面上，那声音便闷了下去。
桌角还散着姐姐的药方。最上面一张写着忌忧、忌劳，她一条也没做到。
我将抽屉锁回原样，把钥匙放进衣袋。
下楼前，又看了一眼门后的穿衣镜。里面的人一身素衣，脸色疲惫，怀里藏着姐姐和阿诚共同守了七年的东西。
楼下香火正旺。
我走进白烟里，没有告诉任何人。
03
汪曼春来得比我预想中早。
午后的灵堂刚换过香，门外便停下一辆黑车。她穿着素色旗袍，外罩长呢大衣，手里只带了一束白菊。
管事上前接花，她没有松手，径直走到姐姐遗像前。弯腰，放花，点香，每个动作都很稳。
我站在侧边看她。
她与姐姐多年不和，肯走进明宅，已经算低头。可她拜过三次，起身时并没有看遗像，而是朝两旁扫了一眼。
像在找人。
“你还在等谁？”
她抚平袖口，淡淡地说：“明家的葬礼，我能等谁。”
“阿诚没回来。”
她终于看我，目光停了片刻。
“他是你的助手，行踪该问你。”
声音不高，答得却快。我闻见她身上淡淡的檀香，和灵堂里的味道混在一起，叫人胸口发闷。
我请她到偏厅坐。
桌上有佣人刚沏的茶，水滚得太过，茶叶浮在面上。汪曼春只碰了一下杯盖，没有喝。
我把姐姐临终的话压在心里，问她是否早就认识阿诚。
“见过几次，谈不上认识。”
“只见过几次？”
她笑了笑，杯盖磕在瓷沿上，发出清脆的一声。
“明楼，你今日叫我来，是吊唁，还是盘问？”
“我只问旧事。”
“我的旧事，你知道得不少。”
她说完便靠回椅背，眼神冷下来。那副样子我很熟。越是碰到不愿谈的地方，她越要显得漫不经心。
佣人送来一本旧相册，说是在姐姐卧室的柜顶找到的，不知该放进哪只箱子。
我让人搁下。
相册封皮起了霉斑，铜扣也断了。汪曼春本已起身，目光却被露在外面的一角照片勾住。
那是一张泛黄的合影。
照片上，一个妇人坐在藤椅中间，身旁站着个约五岁的男孩，膝边还有个刚会站稳的小女孩。
妇人的脸被水渍毁去大半，只剩发髻和肩头。衣领绣着两枝并蒂兰花，袖口镶了一圈窄窄的黑边。
男孩抿着嘴，左手扶住女孩肩膀。女孩穿着虎头鞋，脸颊圆，眉尾有一颗浅痣。
我把照片抽出来，推到汪曼春面前。
她没有接。
目光落下的一瞬，她捏着杯盖的手往旁边滑了半寸。热茶泼在桌上，顺着木纹流到她衣袖边。
“认识？”
她拿手帕慢慢擦桌面。
“旧照片都差不多。”
“你刚才看的是那个妇人。”
“我看衣服。”
她把湿手帕叠起来，动作比平日慢。
“这种兰花绣样，从前很多人穿。”
我将照片翻到背面。纸上只写了一个模糊的“冬”字，余下的墨迹全被潮气吃了。
“你母亲也有这样的衣服？”
汪曼春的嘴角绷了一下。
“小时候见过一件。”
“那两个孩子呢？”
她抬眼看我，方才那点失态已经收干净。
“不认识。”
我用手指压住男孩的脸。照片太旧，看不清五官，只能看出身量和年纪。若女孩是两岁，男孩正好大她三岁。
与姐姐临终说的一样。
“这个男孩，很像一个人。”
“孩子长到三十岁，谁还能凭轮廓认出来。”
“你知道他如今三十多岁？”
她端起茶杯，终于喝了一口。茶已经泡苦，她眉头也没皱。
“你方才说他像一个人，我顺着猜罢了。”
偏厅外有人经过，鞋底带着雨后泥水，在青砖上留下拖沓声。汪曼春听见脚步，侧头看了一眼。
不是阿诚。
我把照片收回相册，她忽然按住封皮。
“这东西从哪里来的？”
“姐姐房里。”
“给我看看。”
“既然不认识，有什么可看。”
她的手停了一下，随即松开。
“随你。”
汪曼春回到灵堂，又给姐姐添了一炷香。烟熏到眼睛，她偏过脸，用手帕按了按眼角。
临走前，她在门口站住。
“阿诚若回来，你打算问什么？”
“你不是不认识他吗？”
她看着院里积水，没有回头。
“我只是提醒你，死人临终的话，未必句句清楚。”
我还没提姐姐说过什么。
她撑开伞，走进院子。黑色伞面遮住了脸，只露出一双沾了水的鞋，一步一步踩过石板。
车开走后，我回到偏厅。
那杯茶剩了大半，杯底压着几片舒展开的叶子。桌面已被擦干，可边角仍留下一滴褐色水痕。
我把幼年合影装进口袋。
这一回，我不再愿意拿巧合安慰自己。
04
当晚，我去了明家旧宅的账房。
那里多年没人住，窗纸发黄，木柜里全是樟脑和灰尘的味道。看门老人提着灯，走几步便要咳一阵。
姐姐收留阿诚时，家里添过人口登记。旧账房管过田契、雇工和族中名录，按规矩会留下底稿。
我让老人打开东墙第三只柜子。
册子一捆捆码着，麻绳早已酥脆。我按年份往前翻，纸页一碰便掉细屑，沾得袖口都是灰。
直到后半夜，才在一本家用杂录里看见阿诚。
那一页写着入宅日期，年岁五，籍贯一栏空着。姓名处被墨涂过，纸背仍透出旧字的痕迹。
我把油灯挪近。
上面的姓，原是一个“汪”字。后面的名字只剩半边，已经辨不完整。
新写的姓名是姐姐的笔迹。
我从公文包里取出她留下的药方，放在一旁比对。两个字的起笔、转折，连末尾向上的钩都一样。
看门老人眯着眼瞧了半天。
“是大小姐写的。她年轻时落笔重，我认得。”
“当年是谁送孩子来的？”
老人挠了挠头，灯影在他脸上晃动。
“太久了。只记得大小姐亲自带进门，谁也不准多问。”
“原来的姓名，你听过吗？”
“没有。府里都叫小诚。”
他想了一会儿，又从柜底摸出一张折叠的薄纸。纸上是当年的衣物领用单，小袄两件，布鞋两双，还有一床旧棉被。
领用人也签着姐姐的名字。
没有来处，没有亲属，没有送来人的字据。一个五岁的孩子，像从门外的雨里凭空走进明家。
我翻遍同年的册子，只找到另一处改动。
阿诚入宅七日后，姐姐让账房将他的用度并入家中，不再列在佣人名下。旁边盖了她的私章。
那方章，和密封信上的一模一样。
我合上册子，掌心沾了一层黑灰。老人端来热水，我洗了两遍，指缝里仍是脏的。
回城时天快亮了。
街边早点铺刚支起炉子，煤烟贴着屋檐散。车经过时，我看见有人端着热豆浆，站在冷风里匆匆喝完。
从前阿诚陪我早出，总会多买一份烧饼。他不爱甜，豆浆也从不放糖。我若忙着看文件，他便把纸袋塞到我手边。
这些细枝末节，竟比册子上的墨字更叫人难受。
我一直以为，他进明家时什么都没有。
如今才知道，他不是没有姓名，而是旧姓名被人盖住了。姐姐执笔，他沉默，整整二十七年，无人对我开口。
回到明宅，灵堂的蜡烛还亮着。
我把登记底稿放到姐姐遗像前，隔着香烟看她。照片里的眉眼一如往常，严厉，清醒。
“为什么连我也瞒？”
香灰落下来，断成两截。
姐姐不能回答。可那笔迹分明又把责任从阿诚身上扯开一半。五岁的孩子改不了登记，更不能命令明家上下闭嘴。
最初的隐瞒，是姐姐定下的。
后来呢。
阿诚长到十五岁、二十五岁、三十二岁，有过许多开口的机会。他替我整理家事，替姐姐收信，坐在同一张饭桌上，却把过去藏得严严实实。
我忽然想起几年前，汪曼春在宴会上与他擦肩而过。阿诚替她扶了一下险些落地的手袋，她抬头道谢，两人都很平静。
那时我没有多看。
如今再想，他们是真的不认识，还是做给我看？
天色渐白，吊唁的人陆续上门。我照常还礼，照常应酬，嘴里说的都是妥帖话。
每见一张熟脸，便忍不住想，明家还有多少事，只有我不知道。
中午，管事来问弟辈落款是否仍要空着。
我看着挽幛上的名字，沉默片刻。
“空着。”
他有些迟疑。
“诚先生若赶回来，怕是不好看。”
“回来再说。”
管事不敢多问，拿着单子退下。门帘落回原处，白布扫过地面，带起一点细灰。
我把幼年合影和登记底稿并排放进公文包。
照片只能让人怀疑，旧姓也说明不了全部。可两样东西摆在一起，姐姐的话便有了骨架。
我盼阿诚回来，又怕看见他。
若他站到我面前，像往常一样叫一声大哥，我还能不能应，自己也说不准。
下午，汪曼春派人送来一只花圈。落款只有她的名字，没有别的话。
我让人摆到最外侧。
太阳落下时，灵堂外忽然起风。纸钱卷过门槛，有一张贴在我鞋边，踩上去软而潮。
我低头将它拨开，心里已经有了决定。
葬礼一过，阿诚若不能说清，我便收回他的钥匙、职务和明家弟辈的名分。
二十七年的饭可以一同吃，路却未必还能一同走。
我把空白的弟辈名册合上，交给管事。
门外传来汽车声。
这一次，我没有抬头。
05
葬礼当天，天阴得很低。
前厅挤满来客，湿伞靠在廊下，水顺着伞骨滴成一排。香烛烧得人睁不开眼，念经声隔着白幔传来，闷在梁下。
我跪在姐姐遗像前还礼。
上午九点多，门口忽然静了一阵。管事没有通报，只往旁边让开半步。
阿诚穿着黑色长衫走进来。
几日不见，他瘦了一圈，下巴带着青茬，左侧衣袖沾了泥。进门后先看遗像，再看我。
他没有解释去了哪里。
走到供桌前，跪下，叩了三个头。额头碰到蒲团，每一下都很实。
我看着他起身，问道：“你还知道回来？”
来客的低语渐渐停住。
阿诚站在白幔下，声音很低。
“姐姐的葬礼，我不能不回。”
“你叫她什么？”
他看着我，眼底有一层熬夜后的红。
“姐姐。”
我从公文包里取出幼年合影，递到他面前。纸片被风吹得轻颤，他只看了一眼。
“认识照片上的人吗？”
“不便在这里说。”
“是不便，还是不敢？”
旁边有人挪动椅子，木腿刮过地砖。阿诚没有看周围，目光一直落在我脸上。
“等散客后，我会交代。”
“你凭什么叫大家等？”
胸口那股火烧了一夜，到此时反而说得很慢。我又拿出登记底稿，让他看被涂掉的汪姓。
“你的旧姓，姐姐瞒了二十七年。你也瞒了二十七年。”
阿诚的嘴唇动了一下。
“是。”
一个字，像把最后那道门从里面锁上。
我原本还盼他否认。说册子记错了，说照片只是巧合，说姐姐病重时神志不清。随便哪一句，我都能再查。
可他认了。
我转向在场来客，声音传过香案。
“今日请诸位作证。阿诚隐瞒身世，欺瞒明家，自此不再列入明家弟辈。”
管事愣在原地，手里的礼簿没有翻动。几位年长亲友低声劝我，叫我等葬礼过后再处理。
我没有改口。
阿诚脸上没有血色，站姿仍旧端正。他望了一眼姐姐遗像，解下腰间的明宅钥匙，放到供桌边。
钥匙碰着瓷盘，响得很轻。
“我听大哥处置。”
“别再叫我大哥。”
这句话出口，灵堂里只剩香烛燃烧的细响。阿诚低下头，没有再叫。
那一刻，我竟觉得痛快。像一根扎进肉里多年的刺终于拔出，哪怕带着血，也总算看清了形状。
可他退到角落后，我看见他下意识抬手，把姐姐遗像旁歪斜的白花扶正。
动作和过去一模一样。
来客直到傍晚才散尽。
院里的雨又落下来，细密地打在棚布上。佣人收拾茶盏，管事领人退到后院，灵堂只剩我和阿诚。
我把门关上。
“现在说。”
他从长衫内侧取出一个油布包，没有立即打开。
“姐姐临终，和你说了多少？”
“足够让我知道，你是谁。”
“她没说缘由？”
我盯着他。
“你有资格拿她的话试我？”
阿诚摇头，把油布一层层解开。里面先露出一张发黄的纸，边缘脆得起毛。
他将纸摊在供桌上。
是一份出生登记。
姓名栏写着汪诚，年岁与阿诚相合。父母姓名俱全，下面另记一名女婴，晚生三年，名字正是汪曼春。
纸的右下角盖着旧印，印泥早已暗红。
我拿起幼年合影。照片上的男孩五岁，女孩两岁，登记中的年月一一对得上。
再没有巧合可讲。
“你五岁那年，和她失散？”
“是。”
“后来认过她吗？”
“没有正式相认。”
“她知不知道？”
阿诚停了一下。
“我不知道她查到了多少。”
这不是我想听的回答。可那张登记就压在姐姐遗像下，连最后一点自欺也不肯留给我。
阿诚又从油布包中取出一个密封信封。
封口不是姐姐的私章，而是一枚编号钢印。他当着我的面拆开，抽出两页薄纸。
第一页写着任命，第二页是身份编号和生效年月。任务内容做过遮盖，只留下级别与归属。
军统高级卧底。
那几个字印得规整，墨色冷硬。我看了两遍，纸上的姓名仍没有变化。
二十七年的弟弟，数年的助手，竟还有一重我从未知晓的身份。
“你在我身边，是任务？”
阿诚没有答。
“姐姐知情？”
“知情。”
“那些密封信，也是你们的联络？”
“有些是。”
我拿起任命书，纸边划过掌心。没有伤口，却火辣辣地疼。
“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现在不能全说。”
我笑了一声，把纸摔回供桌。
“到现在，你还跟我说不能？”
阿诚没有辩解。他把出生登记和任命书重新摆正，推到我面前，随后退开半步。
供桌上的烛泪已经淌到铜座边，凝成歪斜的一层。姐姐的遗像在火光后看着我们，仍是那副不肯含糊的神情。
阿诚把发黄的出生登记和密封任命书压在灵前。
“我本名汪诚，是汪曼春的哥哥，也是军统高级卧底。”
他的声音发哑，每个字却说得清楚。
“今晚十点，接头名单就会转移。你交出我，明家可以自保；你若信我，就得拿所有亲人的安危赌一次。”身份已经摆在灵前，真正难的是明楼会不会认这个弟弟、又会怎样选。
雨水从门缝里吹进来，打湿了一小块白布。墙上的挂钟走到七点四十分。
阿诚看着我。
“大哥，灵前这声弟弟，你还认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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