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印已经被判无期徒刑,但在恒大曾经的核心管理层中,还有一个人物的处境非常特殊,那就是夏海钧。
他曾长期担任中国恒大集团行政总裁,是许家印最重要的职业经理人之一,巅峰时期一年薪酬曾达到数亿元人民币,被媒体称为“打工皇帝”。如今,许家印及大批恒大相关人员已经在中国面对刑事判决,而公开法院资料则显示,夏海钧近年来主要生活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但是,人到了美国并不意味着中国香港的诉讼就失去了意义,恰恰相反,从2024年至今,香港高等法院围绕夏海钧已经连续作出全球资产冻结令、资产披露令、禁止处分资产命令、针对其前妻资产的禁制措施、对其违反资产披露义务采取程序制裁,以及围绕是否委任接管人的进一步司法程序。
这场案件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一个人在美国,资产又分散在多个国家,到底还能追到多少?
夏海钧于2007年加入恒大,此后长期担任集团总裁及行政总裁,在恒大高速扩张的十多年里,他是除许家印之外最重要的经营管理人物之一,参与的不仅是房地产运营,还包括资本市场融资、企业并购、债务融资、投资者关系、集团战略和大规模业务扩张。
2017年前后,根据上市公司公开资料,夏海钧年度薪酬一度达到约人民币2.7亿元,因此被市场称为港股上市公司中的“打工皇帝”。2022年7月,随着恒大危机全面恶化,夏海钧辞去中国恒大行政总裁及执行董事等职务,此后逐渐淡出中国公众视线。
2024年1月29日,香港高等法院正式下令中国恒大集团清盘,随后清盘人开始追查恒大在过去多年流出的巨额资金。2024年3月,中国恒大在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诉讼,主要被告包括许家印、夏海钧、潘大荣、丁玉梅及相关离岸公司,清盘人要求追回的金额约60亿美元,折合约468亿港元,相关请求涉及历史上向相关人士支付的股息、薪酬及其他款项。
需要特别指出,60亿美元是整个诉讼追偿规模,并不代表夏海钧本人拥有60亿美元资产,这一点经常被中文网络信息混淆。
2024年6月24日,香港高等法院针对夏海钧作出资产冻结令,同时法院还要求他进行资产披露,即向法院说明自己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的房地产、银行账户、股票、公司股权、信托权益、车辆以及其他投资,包括虽然不直接登记在自己名下但实际上受其控制的资产。冻结只是第一步,找到资产才是关键。
随后发生的事情使这场资产追索变得更加复杂。法院多次要求夏海钧遵守资产披露令,但是夏海钧一方不断对披露义务提出异议、申请修改或者尝试挑战相关命令。2025年4月22日,香港高院再次下令夏海钧必须履行资产披露义务,同时拒绝给予他就相关禁制令继续上诉的许可。
2025年后,争议进一步升级。恒大清盘人在香港法院提出,夏海钧可能存在大量并未按照法院要求披露的资产,清盘人在庭上提出的数字一度超过7500万美元,约合5.8亿港元。这些是清盘人的指控和估算,并非法院已经最终确认的事实,但法院已经明显对其披露行为表示严重关注。
随后,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出现:夏海钧在美国到底有什么?2025年8月,香港法院针对夏海钧前妻何坤相关资产作出进一步冻结措施,根据公开报道,法院冻结的相关美国资产价值约2400万美元,包括美国房地产等。
这一步在法律上非常有代表性,因为部分资产并不是直接登记在夏海钧名下,而可能登记在其配偶、前配偶或者关联实体名下,这就涉及资产追索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即法院可以在特定情况下冻结非被告本人名下的资产,如果法院认为其名下资产实际上可能属于、受控制于或者最终可用于满足另一名被告的判决责任。
2025年,夏海钧的前妻被加入相关诉讼,清盘人主张夏海钧可能曾把大量资产转移至她名下或者她控制的公司和结构之中,法院随后禁止她处理部分资产,最初受到禁制措施影响的相关财产及车辆价值约2400万美元。
到2025年11月,恒大清盘人进一步要求扩大对她资产的冻结范围,包括流动资产,清盘人在庭上主张她财富的重要来源是夏海钧,并继续质疑二人之间历史上的资产转移。
但这里仍然要强调,资产登记在配偶或者前配偶名下并不自动证明属于夏海钧,清盘人仍然需要通过资金来源、实际控制、资产购买记录、公司关系、信托关系、转让时间和交易背景来建立相应证据链。
2025年9月,恒大清盘人向香港法院申请针对夏海钧的资产委任接管人,清盘人再次提出夏海钧可能存在超过7500万美元未充分披露资产,其中包括其在美国加州居住的物业以及可能转移到何坤相关结构中的资产。这说明整个案件已经从最初的冻结逐渐升级成披露,再进一步走向接管及控制。
大量中文报道把夏海钧描述成“被冻结600亿资产”,这种表达并不准确。香港法院针对许家印、夏海钧等相关被告作出的全球资产冻结令,其总体限制金额大约达到600亿港元,但这个数字是根据诉讼索赔额度确定的冻结上限,而不是法院查明“夏海钧银行里面有600亿”,也不是“香港法院已经找到了600亿夏海钧资产”。
事实上,目前公开资料中能够明确识别出来的夏海钧及其家庭相关资产金额,距离600亿港元仍然非常遥远。因此,冻结上限不等于已发现资产,这是理解资产冻结令非常重要的一点。
除了美国资产之外,夏海钧过去在香港也拥有高价值物业,其中一套位于香港北角半山的豪宅拥有五间卧室、私人泳池、花园、天台和多个停车位,公开报道称这套物业曾经叫价约1.6亿港元,最终在2024年以约8200万港元出售,相比原来的购入及叫价水平明显下降。
这项交易发生的时间正值恒大清盘和全球追偿行动逐渐升级,但物业出售本身并不自动证明存在违法资产转移,真正重要的是销售所得最终进入什么账户,以及是否受到法院冻结令覆盖。
资产被冻结之后,夏海钧仍然需要生活,冻结令通常都会允许被告保留合理生活费用。法院此前允许夏海钧每月支出5万港元,但2026年6月,他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申请,希望将生活费限额提高至每月约33.5万港元,约合4.3万美元,也就是一年大约400万港币。
夏海钧一方表示,每月5万港币不足以维持其实际生活水平,律师向法院提出的开支包括医疗保险、税务费用、会计费用、日常家庭支出和儿子的私立学校学费。庭审中甚至出现了一个极具传播性的细节,即给女儿购买名牌手袋,夏海钧一方认为这类开支属于正常或者合理的家庭生活安排。
恒大清盘人一方则反驳,每月33.5万港币显然并非普通人的合理生活水平,而夏海钧过去两年还存在持续违反冻结及披露义务的争议。这场争论把一个非常抽象的跨境资产追索问题一下子变得非常具体:一个曾经年薪数亿元的企业高管,被全球冻结资产后,法律应该允许他继续维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截至目前公开资料,夏海钧确实没有出现在近期深圳中院对许家印等人的刑事宣判被告名单中,而且他目前人在美国。但另一方面,他的全球资产受到香港法院禁制令影响,他被要求披露全球资产,法院持续质疑其披露是否完整,其前妻及关联资产已经进入诉讼范围,部分美国资产已经受到禁止处分命令,恒大清盘人已经寻求更强的接管措施,而价值约468亿港元的民事追偿案件仍然在继续。
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夏海钧暂时没有面对与许家印相同的刑事结果,但在中国香港,他正在面对一场越来越深入的全球资产索偿。
一个高净值人士的资产通常不会全部放在一个银行账户里,它可能分布在自己名下、配偶名下、子女名下、私人公司、离岸公司、信托、房地产、私募基金、股票、券商账户和多国银行。如果再经历多次转账、出售、赠与、进入信托或公司重组,追踪难度会指数级上升。
因此清盘人真正做的是找到资产、冻结资产、要求披露、追踪资金、证明实际所有权、在资产所在地获得法律承认,最终执行。任何一个环节失败,最终能追回的钱都会减少。
夏海钧案最有价值的地方其实不是“一个恒大高管现在住在美国”这种故事,真正值得研究的是,当一个大型中国企业进入香港清盘程序之后,香港法院到底能够利用什么法律工具,把已经国际化的私人财富重新拉回司法程序。
答案已经逐渐清楚:全球冻结令防止继续转移,资产披露令逼迫当事人说明全球资产,针对配偶或前配偶的禁制措施把可能由关联方持有的资产纳入保护范围,接管人制度在法院认为单纯命令不足时可以由第三方直接控制或监督资产,最后再到美国、加拿大、离岸岛屿或者其他司法辖区逐项执行。这就是全球资产追索真正的工作方式。
夏海钧现在人在美国,但如果清盘人能够继续追踪资产、穿透公司和家庭持有结构,并在美国及其他司法辖区获得当地法院协助,“人在海外”并不意味着资产就一定安全。真正的问题不是夏海钧在哪里,而是他控制的资产在哪里,以及恒大清盘人最终能够证明并追回多少。这场全球资产追索战,远远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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