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江府华亭县有个更夫，姓赵，排行老六，打更打了二十年。
每天二更出门，五更收工，提着梆子灯笼从东街走到西街，再折回来，周而复始。
他打更是祖传的活计，他爹打过，他爷爷也打过，到他是第三代了。
赵老六没什么大本事，一辈子没离开过华亭县，东街每户人家门朝哪开、院子里有几棵树，他闭着眼都能数出来。
他那句“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喊了二十年，起先嗓子亮，后来越喊越哑，到了四十岁上，就成了含含糊糊的一团低音，像从喉咙底滚出来的。街上的人听习惯了，夜里听见他那沙嗓子远远地传过来，就知道到了几更天了。
老太太给孙子盖被子时说“听，六叔打三更了”，小孩就闭了眼睡。
赵老六有个儿子，叫赵小栓，十五岁那年跟着他爹走过两回夜路。
头一回走到西街拐角的土地庙跟前，赵老六忽然停住了脚步，灯笼的光晃了一下，他盯着庙门口的石阶看了半晌。
赵小栓问他爹看什么，赵老六把灯笼提了提，说没什么，然后照常喊了一嗓子，领着他往前走。
赵小栓后来没再跟着走过。他嫌夜路冷，嫌打更钱少，嫌他爹走路太慢。
赵老六四十岁那年的三月初九，出了件事。
那天夜里跟往常一样，二更梆子响过，赵老六提着灯笼出了家门。
那几天倒春寒，夜里起了雾，灯笼的光照不出三步远，赵老六裹紧棉袄沿着东街慢慢走。
走到县衙后墙外面那段窄巷子时，他听见前面有动静——有人压着嗓子说话，脚步杂乱，还有什么东西拖在地上的声音，沉甸甸的，一下一下磨着青石板。
赵老六吹灭了灯笼，贴着墙根往前凑了两步。
巷子口的雾气散开了一点，他看见两个人影抬着一只麻袋从县衙后门出来，麻袋鼓鼓囊囊的，一头耷拉下去，看着像装着一个人。
那两人把麻袋扛上等在巷口的一辆板车，用草席盖了，推着走了。
自始至终没人说话，只有轮子碾过石板的咕噜声。
赵老六等那板车没了影，才重新点了灯笼。他拎着梆子从巷子口走过去的时候，脚下忽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他低头看去，地上有一小块暗红色的印子，黏糊糊的，蘸了一点在指尖上，腥的，是血。
他心里咯噔一下，用鞋底蹭了蹭那块印子，蹭了几遍蹭不干净，最后从路边的泥地里搓了把湿土盖上，才提着灯笼走了。
三更梆子照常响，他照常喊了那句“天干物燥”。
三天后赵老六在街上听见人议论，说县衙大牢里死了个囚犯，是个外地来的年轻书生，因为写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诗被人告了，关进来不到两个月就自尽了。
赵老六蹲在自家门口磨梆子，听见隔壁王婶说那书生才二十二，家是湖州那边的，家里还有老娘。
王婶啧啧地咂嘴，赵老六手里的砂纸一下一下地磨，头也没抬。
他后来去县衙后墙那片巷子看过几回。那日留下的血迹让他用泥盖了，后来下过两场雨，早冲干净了，青石板灰蒙蒙的，什么也看不出来。
他在巷口站了一会儿，灯笼杆子杵在地上，手心里的汗黏糊糊的。
从那以后，赵老六打更就只敲梆子不喊话了。
一开始街上的人还没觉察，只是觉得哪里不对劲。过了几天，有老太太问：“六叔怎么不喊了？”
旁边人说：“好像是，好几天没听着那句‘天干物燥’了。”
东街绸缎铺的伙计夜里在柜台后面打盹，听见梆子声响知道几更了，可没了那句哑嗓子的喊话，总觉着少了点什么。
有人当面问他：“六叔，你咋不喊了？嗓子坏了？”
赵老六提着灯笼，闷了半天，说：“喊不动了。”
那人也没再追问。日子照旧过，赵老六的梆子声还是准，三更就是三更，五更就是五更，只是那条沉默的巷子再没人用喊声穿透了。
有人夜里醒了，竖起耳朵听半天，只听见梆子单调的笃笃笃敲过去，像少了半个魂魄。
他儿子赵小栓后来顶替了他的差事。
赵小栓头一回独自打更，提着灯笼出了门，走到东街口，提起嗓门喊了一声“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嗓子亮堂堂的，半条街都听得见。
第二天早上赵老六坐在门槛上喝粥，儿子从外面回来，兴冲冲地问：“爹，我喊得怎么样？人家都说比我喊得响”
赵老六端着粥碗没说话。碗里的粥烫，他慢慢地搅着，热气扑在脸上。
赵小栓打更的头两年喊得很起劲，后来嗓子也喊哑了，慢慢也学会了含含糊糊地拖过去。
但他还是喊，不像他爹那样只敲梆子不出声。有一回他夜里打更回来，脱了鞋上炕，随口跟赵老六说了句：“爹，今儿个从县衙后墙过，地上有块红印子，不知道是杀猪还是什么。”
赵老六本来已经眯了眼，听到这话忽然睁开，盯着房梁看了半天，说了句：“离那儿远点。”
赵小栓没当回事，翻了个身睡了。
赵老六六十三岁那年生了一场病，躺了半个多月没能出门。
那半个月赵小栓替他打更，他躺在炕上听着窗外的梆子声从远到近、又从近到远，笃笃笃敲过去，然后是儿子那嗓子“天干物燥”。
喊得比他当年更哑了，像一把旧砂纸在石头上刮。
他躺在黑暗里听着那声音远去，忽然想起那夜巷子里的麻袋，想起那块蹭不干净的红印子，想起王婶说那书生家里还有老娘。
他想起来自己那天夜里拎着灯笼走回去的时候，梆子上的绳扣勒得指头又红又肿，可他一步没停，三更四更五更，一更都没落下。
他后来跟谁也没提过这事儿。老伴问过他两回“你怎么不喊了”，他没说，老伴后来也不问了。
赵小栓问过三回，第三回的时候赵老六才说了一句：“那四个字太重，我担不起。”
赵小栓没听懂。但他爹那副表情让他没敢再问。
赵老六死在他六十五岁那年的冬天，闭眼前那天下午精神忽然好了些，让人扶着坐起来喝了半碗粥。赵小栓坐在床边上，给他爹掖被角。
赵老六忽然攥住儿子的手腕，力气不大，但攥得很紧。他说：“小栓，你打更的时候要喊。”
赵小栓说：“我喊着呢爹，天天喊。”
赵老六摇摇头，嗓子眼里含着一口痰，呼噜呼噜的：“我不是说你……我是说，你得喊。别学我。”
赵小栓愣在那儿，看着爹的眼慢慢地往下合，那只攥着他手腕的手松开了，啪嗒落在被子上。
屋里安静了。外头不知谁家的狗叫了两声，然后又没了。
赵老六下葬那天，赵小栓从他爹柜子里翻出一样东西，是块旧布头叠得四四方方，里头包着一小块暗褐色的硬壳，指甲盖那么大，不知道是什么。赵小栓对着光看了看，像是什么东西干透了结成的痂。他想了想，还是包回去，原样放进柜子最里层了。
他没再管那是什么。
打更的活儿他接着干，梆子还是那个梆子，就是换了根绳。每天夜里二更出门五更收工，从东街走到西街再折回来，到了县衙后墙那段巷子他走得比别处快一些，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步子紧了些。
他喊“天干物燥”的时候偶尔会想起他爹那句话，“那四个字太重，我担不起”。
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还是照喊不误，嗓子哑了也喊。他觉得既然打更的都要喊这一句，那就该喊。
他爹担不起的，他替爹担着。
至于县衙后墙那段巷子底下埋过什么、搬走过什么、那些个夜里从后门出去的人和麻袋都是怎么回事——整个华亭县没人知道。
那块暗褐色的硬壳后来赵小栓再没翻出来看过，也许还在柜子最里层，也许早让人当垃圾扫出去了。
他不喊那句话，也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原因。可那块血痂他一直留着。留着就是他还记得，记得那个他假装没看见的、沉甸甸的麻袋，记得书生家里还有个老娘，记得那天夜里雾那么重，灯笼吹灭了就点不着。
他后来活了二十五年。二十五年里的每一天，他拎着梆子从那条巷子口经过，一次也没有停下来过。
可他心里一直知道那底下有什么。那块血痂不会告诉他任何新东西，可他留着它，他就还是三月初九那天夜里站在巷子口的那个更夫，看见了一些东西，然后把它咽下去了。
咽了一辈子。毕竟他只是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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