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玉良
一则北京理工大学男生录制的短视频在社交平台上发酵，这位大学生对着镜头一板一眼地讲，婚姻在他的人生规划里不存在，穷人家把孩子生下来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任。看到这则视频颇感震惊，当婚育从“人生必修课”变成“可选修甚至免修课程”，当越来越多大学生将结婚生子彻底剔出人生蓝图，这难道不是一种年轻人报复社会的悲哀吗？一个严峻的现实正在被轻飘飘地合理化：生育正在成为富裕阶层的专属权利，穷人则被劝退、被规训、被自我否定。
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强调婚育的“自主选择”：可以结婚，可以不婚，可以丁克。许多穷人家的孩子，因为经济压力，为婚育问题感到焦虑，最终选择了放弃，将婚育剔除出人生规划。我相信这些年轻人并非不向往家庭，而是算了一笔账之后，为了自己这一生的幸福与自由，选择了放弃。《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的数据令人窒息：将一个孩子从0岁养到大学本科毕业，平均养育成本约68万元，在一线城市更是轻松破百万。他们不想承受这种“压力”，“放下”便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于是，社交媒体上流行起一种看似“清醒”的论调：“不把贫穷传给下一代”、“不生育也是一种善良”。表面上看，这是穷人主动选择的“体面退出”，既然给不了孩子优渥的条件，就不要带他来世上受苦。这种论调背后，隐藏着一个尖锐的问题：穷人生孩子，真的是不负责任吗？如果生育权与财富挂钩，如果“负责任”的定义是能支付得起兴趣班、学区房和出国游学，那么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9亿人，是否都不配拥有后代？
将这种“不婚不育”观美化为“有尊严的抗争”，心情可以理解，但我看到的不是“尊严”，而是整个社会对穷人生育权的无形剥夺。当年轻人说“不生”是对孩子负责时，他们表达的其实是一个时代之痛：不是不想生，是不敢生、生不起。真正的悲哀，不在于个体做出了“不生”的选择，而在于这个选择背后的结构性困境——高昂的房价、内卷的教育、脆弱的职场保障，以及那些被通胀稀释到几乎无感的生育补贴。
问题的根本，不是穷人不该生育，而是一个社会不该让生育变成一件只有富人才负担得起的事。如果经济剥夺了穷人结婚生子的权利，那我们建立新中国的目的是什么？这不是道德绑架，而是对一个社会公平底线的叩问。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让普通人也能体面地养育后代，而不是用经济杠杆把生育权筛选成精英阶层的特权。连名牌大学的“天之骄子”都无力婚育了，遑论生活在农村及四五线城市的普通人，这难道不是一件非常可怕又非常悲哀的事情吗？
当然，“不婚不育”并非全是经济压力所致。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盛行，让年轻人以财富界定成功，将物质置于生活中心，这种价值观显著抑制了生育意愿。同时，生育与事业的冲突、职场性别歧视、养育责任分配不公，都让女性尤其望而却步。年轻人不是不爱孩子，而是在一个“什么都贵、什么都卷”的时代，被迫进行理性计算。
所以，与其为大学生将婚育剔除人生规划而一味悲哀，不如追问：我们的社会，为想生、敢生的年轻人做了什么？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不是喊几句口号、发几百块补贴就能完成的，它需要寻根溯源，弄清年轻人不婚不育的真正原因，并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它需要切实降低养育成本，需要保障女性职场权益，需要让养育不再是一个家庭孤军奋战的苦役。让结婚回归爱情的美好，让生育不必以牺牲事业为代价……，这才是年轻人需要的答案。穷人生孩子不是不负责任，一个让穷人不敢生孩子的社会，才是最大的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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