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5年，大宋治平二年，开封。
一场关乎“爸爸该怎么叫”的争论，把满朝文武撕成了两半。宰相韩琦、欧阳修说“该叫爹”，司马光、王珪说“该叫伯父”。双方引经据典、唾沫横飞，吵了整整十八个月，最后把七名台谏官一锅端，全都贬出了京城。
这场争论的起因很简单——宋英宗赵曙，想管自己的亲爹叫一声“爸爸”。
但就是这一声“爸爸”，差点让大宋的朝廷翻了天。今天咱们就聊聊这场史上最奇葩的“家庭伦理剧”——濮议事件。
这事儿得从头说起。
宋英宗赵曙，本名赵宗实，是濮王赵允让的第十三子。宋仁宗赵祯生了三个儿子，全夭折了。皇嗣问题成了大宋的头号心病，仁宗没办法，只能从宗室里挑一个过继到自己名下。挑来挑去，选中了赵宗实。
景祐二年（1035年），四岁的赵宗实被接入宫中，交给曹皇后抚养。但仁宗一直不死心，总觉得自己还能生出亲儿子。赵宗实就这么被“备胎”了二十多年，直到嘉祐七年（1062年），仁宗实在生不出来了，才正式立他为皇子，赐名赵曙。
第二年，仁宗驾崩，赵曙登基，是为宋英宗。一个被养在深宫里二十多年的“备胎”，终于坐上了龙椅。
但他心里一直有个疙瘩——他到底是仁宗的儿子，还是濮王的儿子？
按照宗法，他过继给了仁宗，仁宗就是他的“法定父亲”。但从血缘上，濮王赵允让才是他的亲爹。他想给亲爹一个名分，但又怕被说“忘恩负义”。
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英宗下诏：讨论崇奉濮王的典礼。
诏书一下，朝堂上立刻分成了两派。
皇伯派：以翰林学士王珪、知谏院司马光、侍御史吕诲、范纯仁、吕大防为代表。他们认为：英宗既然过继给了仁宗，仁宗就是他的“法律父亲”，亲爹濮王只能算“皇伯”。司马光引用汉宣帝、光武帝的先例，说“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
皇考派：以宰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为代表。他们认为：血缘关系不能抹杀，亲爹就是亲爹。欧阳修引《仪礼·丧服》，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降服三年为期，而不没父母之名”——名分可以降，但“父母”这个称呼不能丢。
两派各执一词，吵得不可开交。王珪等人把司马光的意见写成奏章报上去，中书省不满意：你们只说“尊以高官大国”，但到底该叫“皇伯”还是“皇考”？名字要不要避讳？
欧阳修直接怼回去：改称“皇伯”，历考前世都没依据！
吵到这一步，已经不是学术讨论了，是政治
英宗心里是偏向“皇考派”的——他就想管亲爹叫一声“爸爸”。但曹太后那边不松口，他不敢硬来。
曹太后是仁宗的皇后，英宗名义上的“母亲”。如果英宗认了濮王当爹，那曹太后算什么？所以她一直站在“皇伯派”那边。治平二年，她亲自下手诏，严厉指责韩琦等人不当称濮王为皇考。
但到了治平三年（1066年），事情突然反转了。曹太后从宫里递出一张纸条，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濮安懿王可令皇帝称亲，尊为皇，夫人为后。
反对派懵了——他们一直打着“维护太后”的旗号反对英宗认亲爹，现在太后自己同意了，他们还能说什么？
关于太后为什么突然改口，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她酒后误签，次日后悔已来不及；另一种说韩琦、欧阳修买通了太后身边的宦官，说服了她。不管真相如何，白纸黑字，太后没法抵赖。
英宗立刻顺坡下驴，下诏“称亲”，但谦让不受“皇”号，只在濮王坟地立庙，让濮王的子孙主持祭祀。
太后一松口，反对派就尴尬了。但他们不肯罢休——说太后是被韩琦、欧阳修“胁迫”的，纸条无效！
吕诲、范纯仁、吕大防三人力争，连上七道奏章，弹劾韩琦“专权导谀”，欧阳修“首开邪议”。司马光当时已调任龙图阁学士，没有直接卷入。剩下的三名台谏官当时正在出使辽朝，一个月后回来，也表态要与吕诲共进退。
英宗问韩琦怎么办。韩琦说了一句狠话：“臣等是奸是邪，陛下自然知道。若陛下认为臣等有罪，那就留御史；若认为臣等无罪，那就取圣旨。”
翻译：要么留台谏，要么留我。你选。
英宗选了韩琦。吕诲、范纯仁、吕大防被罢去台谏官，外放州县。等出使辽朝的三个人回来要求“共进退”，朝廷也没含糊——一并罢免。
九名台谏官，因为一场“爸爸该怎么叫”的争论，被清空了七个。
这是大宋开国以来头一遭。
濮议事件最后的结果是：英宗称濮王为“亲”，在濮王坟地建园立庙，但不称“皇”。濮王始终没有获得正式的皇帝尊号。
英宗赢了——他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管亲爹叫一声“爸爸”。但他付出的代价是：台谏系统几乎被清零，朝堂裂成了两半，“朋党”的标签被贴在了每个参与争论的人身上。
这声“爸爸”，真贵。
后来有人问：这到底争的是什么？是名分？是孝道？是宗法？说到底，争的是“谁说了算”。
皇伯派说：皇帝你说了不算，祖宗家法说了算。皇考派说：皇帝想认亲爹怎么了？你们凭什么拦着？
英宗选了“我就要叫爸爸”的答案。代价是把大宋朝堂最后一点“对事不对人”的体面，也搭了进去。
濮议之后，大宋的党争愈演愈烈。而这声“爸爸”，就是导火索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