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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26年8月28日,四大部委同日出手,推出封顶预售、竣工放款、40年房贷、主办银行制等房地产新政。舆论高呼“购房者春天来了”,但制度变革从来都是利益重新分配。本文揭示828新政在延缓房地产债务风险周期的同时,可能在购房者信贷风险、成本转移、房屋价值折损、银行信用风险、资产负债久期错配等五个维度积聚新的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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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28日,住建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四大部委罕见同日出手。封顶预售、竣工放款、40年房贷、主办银行制——一套组合拳砸向房地产市场。舆论场一边倒地高呼“购房者春天来了”。

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任何一场制度变革,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有人受益,就必然有人承压。这柄“双面刃”,正在切割中国楼市最核心的利益格局——在看似延缓房地产债务风险周期的同时,实际上也在积聚新的风险。

风险之一:购房者的信贷风险被拉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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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新政为购房者带来前所未有的“保护”,也让购房者付出了前所未有的“代价”。

“保护”是从“赌图纸”到“买现房”。新政将预售商品房的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时点从“主体结构封顶”调整到“竣工备案”。央行相关负责人直言:过去“封顶放款”要求已偏早,一旦项目逾期交付,购房人“没拿房、先还贷”;现在“能拿房、再还贷”。现房销售比例持续攀升,所见即所得正在成为主流。这从表面看,似乎降低了购房者的风险。

贷款期限从30年延长至40年,月债务与收入比上限从55%提升到60%。以当前5年期以上LPR 3.5%计算,月供压力直接降一截。对刚需年轻群体,40年摊下来月供能低不少,短期看是实打实的利好。

但与此同时,购房者承担了巨大的代价。月供下降15%是以还款利息增加约20%为代价的。这个代价可能超过了还款压力减少的好处——高成本低收益。

购房者在月供压力显著降低的同时,实际上陷入了制度性“甜蜜的陷阱”:月供少了,但总利息多了。购房者不仅承担着增加利息的压力,还面临着风险周期延长的巨大不确定性。

风险之二:购房者面临成本转移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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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房者从“没拿房、先还贷”变成“能拿房、再还贷”之后,开发商资金占用周期大幅拉长。传统“拿地即回血”的金融杠杆被大幅压缩,回款周期从6-12个月拉长至2-3年。

这笔账不会凭空消失。

现房销售模式下,开发商的IRR从7%以上降至3%以下。资金成本上升、周转效率下降,最终会以更高的房价、更挑剔的产品定位、更集中的市场供给转嫁给购房者。因为现房销售并不一定导致房企利润率下降,行业整体利润率反而可能因供给收缩而提升。利润率的提升,意味着购房者的议价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更值得警惕的是供给端的集中化。现房销售对资金实力要求极高,中小开发商将被加速淘汰,市场集中度快速上升。头部房企掌握了更大的定价权,购房者在寡头格局中几乎没有议价能力。与此同时,开发商为了加快资金回笼,会将资源集中投向高利润项目,刚需产品的供给可能进一步收缩。

可以说,828新政对购房者是“保护性索取”——用制度保障把你“保护”进市场,再用长周期贷款把你“锁”进债务。短期看是利好,长期看是风险积累。

风险之三:购房者面临更大的房屋价值折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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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两减少一增加”阶段:出生人口减少、劳动就业人口减少、老龄人口占比增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死亡人口1131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41‰。出生人口较2024年减少162万人。据多家机构预测,2026年出生人口大概率落在720万至780万区间。

出生人口减少、劳动就业人口减少、老龄人口占比增加,意味着什么?不仅意味着现在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房价收入比难以维持,还意味着40年后谁来接你的房子?谁来维持房价不跌?谁来交物业费和电梯维护费?

1999年房贷从20年拉到30年,赶上了中国城镇化最猛的20年,房价翻了好几番,贷款30年的人确实赚到了。但那是增量时代的红利。

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6年1至7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9.2%,商品房待售面积7.59亿平方米。房市已经进入存量时代,增量时代一去不复返。拿增量时代的经验去赌存量时代的结果,恐怕要吃大亏。

当人口持续萎缩、需求不断收缩,40年后一套老化的房子不仅难以保值,甚至连基本的维护成本都可能无人分摊。购房者用40年的债务绑定了一套40年后可能大幅缩水的资产。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人口规律与经济周期的冰冷交汇。

风险之四:银行的信用风险周期被拉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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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住房贷款最长期限从30年延长到40年,同时收入偿债比例上限从55%提到60%。很多人看到这,或许会认为银行多收20%利息,稳赚不赔。但从银行风控视角深入思考就会发现,40年房贷暗藏的银行端巨大风险被严重低估了。

美国也有40年房贷产品,但它在什么市场地位?属于非合格抵押贷款(Non-QM),不符合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的标准——贷款期限不得超过30年。这意味着Fannie Mae、Freddie Mac不收购这类贷款,银行只能自己持有或在非二级市场寻找买家。提供40年房贷的机构不多,大部分产品还附带只还利息期或气球付款这类高风险条款。说白了,这是银行不太愿意做、做了也要用高利率和高门槛对冲风险的产品。

而中国这次是监管层统一放开上限,所有银行都可以做——在风险定价上完全是两个概念。

金融业远比我们成熟的美国,为何对40年抵押贷款另眼相看?因为银行的信用风险周期被拉长了。贷款期限越长,信贷风险越高——时间意味着不确定性。30年已经跨越了宏观经济的几个周期,40年更是覆盖了大部分人的整个职业生涯。

虽然央行强调“具体期限由购房人与商业银行协商确定”,但银行在实际操作中面临困境:用什么模型来预测一个人40年的还款能力?当经济增速换挡、产业结构调整成为常态,四十年后对今天的风控模型而言几乎是盲区。信用风险周期被拉长,不是简单线性外推,而是风险性质的质变。

风险之五:银行的资产与负债久期错配风险急剧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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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风险的结构性问题更值得警惕:负债端是短期存款,资产端是超长期浮动利率贷款——久期错配到了极致。这是最核心的风险点。

美国40年房贷可以是固定利率,但中国房贷是浮动利率,跟随LPR调整。美国借款人锁定30年固定利率后,利率风险完全由银行和两房承担(通过利率掉期等衍生品对冲);中国的利率风险,本质上由借款人和银行共同承担,且缺乏成熟的利率衍生品市场来转移风险。

40年浮动利率贷款,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难度成倍增加——负债端是短期存款,定期存款也只有1-5年,资产端是超长期浮动利率贷款,久期错配到了极致。如果未来利率进入上行通道,借款人月供上升,违约风险叠加;如果利率下行,银行利息收入受损,还将面临大规模提前还贷的再投资风险。

银行的净久期缺口本已承压,40年房贷的加入将进一步放大这一缺口。当利率周期发生逆转,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将承受巨大冲击。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风险并非分散的——住房贷款占银行信贷资产的比重极高,风险高度集中。一旦系统性风险爆发,没有足够的缓冲空间。

828新政用更长的周期“平滑”了当下的信贷风险,却把更大的不确定性推向了未来。购房者的债务被拉长、银行的资产被拉长、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周期被拉长——当所有人都以为风险被“延缓”了的时候,风险只是换了一副面孔,在更远的未来等着我们。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