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5日，台北碧潭刑场，曾经指挥第十军鏖战长沙的李玉堂，被押上了刑场。陪同他走完最后一程的，还有妻子陈伯兰。两人面对的不是日军炮火，而是昔日长期效忠的国民党政权。
李玉堂留下遗书：“我命已矣！但事与我无关……我不足惜，不过一生为国，如此下场，心有不甘耳！”这几句话，既是申辩，也是一个旧军人对自身命运的追问。
李玉堂出生于1899年，山东广饶人。青年时期，他目睹军阀混战、民生凋敝，先参加学生运动，后来投身军旅。1923年，他与堂弟李延年南下报考黄埔军校，成为第一期学员。
当时，李玉堂、李延年与李仙洲三人都来自山东，后来又相继成为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因此被称作“山东三李”。黄埔经历给了他们晋身军界的机会，也让他们深深卷入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与权力关系。
李玉堂早年站在蒋介石一边，参加过军阀混战，也参与过对红军的作战。1932年，他已经升任中将师长。仕途上升得很快，但一次战场失利，也让他尝到过严厉处分的滋味。
1934年，李玉堂部队在福建温坊作战失利，部下旅长许永相被处决，他本人被撤职留任。这样的经历没有使他离开蒋介石，反而让他更加看重军队纪律和个人服从。多年以后，这种选择既成就了他，也困住了他。
真正让李玉堂名震全国的，是长沙战场。
1941年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响。第十军担负长沙外围的重要防务，李玉堂重新出任军长。此前，他因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的处置问题被撤职，薛岳希望他复出时，他一度闭门不见。
蒋介石亲自打来电话，问道：“你是黄埔一期学生吗？”李玉堂回答：“报告校长，是的。”蒋介石随即说：“那长沙交给你了。”电话很短，却让李玉堂重新回到第十军军部。
1941年12月30日，李玉堂恢复指挥。他没有把军部设在远离战火的地方，而是频繁赶往前沿阵地。战斗最紧张时，他曾在祠堂里一边吃馒头，一边用筷子夹咸菜，炮弹击碎了饭碗，仍继续部署作战。
这不是传奇小说里的夸张桥段，而是前线官兵留下的回忆。第十军在长沙外围苦战，顶住日军反复冲击，并配合第九战区其他部队反攻。1942年1月，日军被迫撤退，第三次长沙会战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军队少有的重大胜利。
第十军因此获得“泰山军”称号，李玉堂也得到勋章。可是，战场上的功劳并没有改变他后来在国民党内部的处境。抗战后期，第十军在衡阳会战中损失惨重，李玉堂虽然升任集团军总司令，却逐渐失去蒋介石信任。
1948年，李玉堂奉命守卫兖州。解放军发动进攻后，守军很快陷入困境。兖州失守时，他化装成普通士兵逃离，辗转躲藏，最后抵达徐州。蒋介石没有把这看成保存实力，而是下令对他“永不叙用”。
这道命令，几乎断绝了李玉堂的军政前途。蒋介石下野后，他跟随薛岳来到海南，担任海南防卫总司令部副司令。此时的李玉堂，已经不是长沙会战中那个能够调动精锐部队的军长，手下各部大多并非旧日嫡系。
解放海南前，陈伯兰与其兄陈石清从香港来到海南。陈石清是中共地下党员，二人承担的任务，是争取李玉堂率部起义。李玉堂并非完全拒绝，他提出要与中共方面协商起义条件，还写下亲笔信，设法送往广州。
问题出在迟疑与时机。
李玉堂担心两件事：一是自己多年与共产党作战，起义后能否得到宽大处理；二是海南部队并非他一手训练，临时发动起义，能否控制住局面。就在他犹豫之际，韩先楚率部于1950年4月登陆海南岛，战局迅速变化。
解放军进展太快，交通和联络受到影响，叶剑英关于“李玉堂火速起义”的指示未能及时送到。李玉堂没有等到明确命令，也没有主动迈出那一步。海南岛解放后，他只能随残部撤往台湾。
到了台湾，李玉堂很快被解除军职。1950年，原部下李刚被捕，地下工作和策反计划随之暴露。李玉堂得知后，曾写信提醒陈石清逃走，却没想到住所周围早已布满特务，信件很快落入侦查人员手中。
陈石清与陈伯兰被捕，李玉堂也受到牵连。审理人员认为，他未必事先知道妻子的全部活动，最初拟判七年徒刑，后来又改为十五年。案件送到蒋介石处，却被批下一个“耻”字，判决随即发生变化。
1951年2月5日，李玉堂、陈伯兰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关于陈石清的具体处置，档案记载与后来的叙述并不完全一致，但李玉堂夫妇同日遇害，是这桩案件最确定的结局。
李玉堂没有等来蒋介石口中的宽恕，也没能完成海南起义。1983年7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李玉堂为革命烈士。那封遗书中所说的“死后公论”，隔了三十二年，才以正式文件的形式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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