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6月9日，陕西延安，周恩来陪同越南总理范文同访问革命旧址。这趟行程原本带有外交任务，真正让周恩来难以释怀的，却是延安百姓的饭碗和衣着。

车队经过延河大桥时，群众很快认出了周恩来。道路两旁站满了人，问候声此起彼伏。周恩来让司机把车开慢些，不时摇下车窗挥手。行程虽有安排，他还是不愿意匆匆驶过。

那时的周恩来已经74岁，长期超负荷工作，身体状况并不好。访问延安前，他曾连续处理大量事务，休息时间极少。接待外宾时，工作人员端来面条，他没有吃，只要了几块咖啡糖提神。谈判持续到深夜，他不停用热毛巾擦脸，借此保持清醒。

越南方面提出的援助要求数额很大，而中国自身经济条件有限，双方需要反复磋商。周恩来没有只在会议桌上解释困难，而是决定把越南客人带到延安，让他们亲眼看看中国革命从哪里走来，也看看这个国家当时还背负着怎样的现实压力。

延安第一招待所接到通知时，距离周恩来到达已经不远。外宾住进条件较好的宾馆，周恩来则住在普通招待所。房间里摆着核桃、苹果和红枣，他拿起一颗红枣，笑着说：“还是延安的味道好。”

工作人员准备了新的洗漱用品，他却坚持使用从北京带来的旧毛巾。那条毛巾已经磨得很薄，几乎能透光；盖的毯子也打着补丁。对周恩来说，这不是刻意做给别人看的姿态，而是多年形成的生活习惯。

真正触动他的，是午餐时听到的情况。当地同志汇报，延安十个县中仍有七个处于贫困状态，一些群众连玉米面粥都吃不饱。桌上摆着白米、细面馍和好酒，周恩来却只吃了一碗小米饭。

据当时在场的延安地委负责人回忆，周恩来听完后沉默良久，眼圈泛红。他说：“延安人民还吃不饱饭，我这个总理没当好。”这句话并非对某个人的责备，更像是一个从延安走出去的革命者，对老区群众迟迟未能改善生活的自责。

他随后提出，希望延安用三年时间改变落后面貌，五年让粮食产量在原有基础上翻一番。当地干部回答：“行！”周恩来这才露出笑容，说：“好，我就要这句话。”

这番话的分量，在场的人都明白。延安曾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根据地。共产党能够在陕甘宁边区站稳脚跟，既靠自身建设，也离不开群众在粮食、住房、交通和情报等方面的支持。革命胜利后，老区群众仍然贫困，周恩来当然无法把它看成普通的地方问题。

有意思的是，周恩来没有把访问变成一场只供外宾观看的展览。他到凤凰山、枣园、杨家岭等地，看到群众纷纷躲在家中，才知道不少人因为没有像样的衣服，担心在外宾面前“丢人”，所以不愿出门。

周恩来听后十分难过。工作人员连忙检讨工作，他却没有把责任简单推给地方，说老区人民生活困难，反映的是国家建设中的大问题。随后在宝塔山上，他看到关于艰苦奋斗的文字，谈到农业落后、粮食未过关，也提醒干部不能把延安精神只挂在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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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展览时，周恩来还纠正了有关七大的表述。他指出自己当年并没有发表所谓的演讲，不能把没有发生的事情写进展览。看到展板上过多使用自己的照片，他摇头说：“怎么又有我了，要多找几个人嘛。”

他尤其反对把革命历史写成少数人的功劳。周恩来强调，应当宣传毛泽东，也要宣传朱德、董必武、任弼时、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更要看到普通群众的作用。这样的提醒，和他在饭桌上的自责，其实是一回事：权力来自人民，历史也不能离开人民。

离开延安前，周恩来对当地同志说，等建设好了还要再来。遗憾的是，这次重返延安成为他最后一次到访。此后病情不断加重，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后来《周恩来选集》出版，稿费由邓颖超匿名捐给延安地区，这笔钱，仍然落在了他牵挂了一生的老区人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