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27日，北京东单国际电报电话局，一名伊拉克籍女子寄出一封普通邮件。她离开时并不知道，邮政线路早已进入公安机关的监控范围。这封信没有立刻送往国外，而是被截留下来，随后送进了公安部门的案头。
国庆节临近，天安门即将举行盛大庆祝活动。就在这个敏感时刻，信中出现了“灭火机”“10月1日发货”等字样。收件地址位于东京涩谷，那里与美军情报机构存在联系。寄信人山口隆一，公开身份却是北京法文图书馆管理员，和消防器材贸易毫无关系。
公安人员很快发现，信封内还夹着一张铅笔绘制的天安门附近地形图。图上标出了金水桥一带的位置，又用一条粗线指向天安门检阅台。所谓“灭火机”，并不是灭火设备，而是间谍之间约定的暗语，实际指向一门可以拆卸、隐藏的小型迫击炮。
这不是普通的情报传递。
当时负责侦查的狄飞将信件复制留存，随后把原件送交公安部门进一步分析。案件很快上报，彭真听取汇报后，要求公安机关尽快查清情况。距离10月1日只剩几天，敌人选择这个时间行动，显然不是巧合。
“这张图指向天安门，必须立即查明。”
一句话，随即转化为一场紧急侦查。
公安机关此前已经注意到，北京东交民巷一带有外国侨民频繁往来。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骤然紧张，一些曾为日本、意大利法西斯势力服务的人员，战后又同美国情报机关发生联系。他们有熟悉中国社会的经历，也有秘密联络和搜集情报的旧经验。
在调查中，意大利人李安东进入侦查视线。他早年在中国活动，曾从事军火买卖，抗日战争期间为日本方面搜集情报。1948年以后，他又接受美国驻华机构人员的指使，在北平联络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籍特务。
山口隆一则是日本人，曾在青岛等地搜集华北沿海船舶和抗日武装情报。北京解放后，他以图书管理员身份掩护活动。另一名意大利人哲立，早年在天津海关任职，后来也被吸收进间谍网络。
这些人并非临时拼凑，而是有旧关系、有分工，也有境外联络渠道。表面上，他们分散在图书馆、教堂和侨民聚集区，暗中却通过名片、信件和约定话语交换命令。
案件突破口，来自一个粉盒。
侦查人员调查一名从香港返回北京的女子时，在她家中发现了美国驻华机构人员包尔德的名片。包尔德公开身份是北平武官，实际却长期负责情报活动。名片被藏在美国产粉盒中，说明这条联络线并不普通。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公安机关没有马上公开抓捕，而是利用已经掌握的线索，继续追踪往来人员。程娜被安排与哲立接触，并按照侦查人员的要求，把截开的半张名片交给对方。哲立看到后，确认这是境外发来的行动信号，随即赶往李安东住处。
李安东早已准备另一半名片。两张拼接后能够吻合，意味着计划进入执行阶段。随后，他通知山口隆一向东京发报，确认“灭火机”在10月1日前后发出。
那名伊拉克籍女子，就是在这个环节中承担传递邮件的角色。她经营熏鱼生意，曾受到包尔德以金钱拉拢。山口隆一把装有美元的钱袋交给她，让她到东单邮局寄信。公安机关正是顺着这封信，摸清了地下联络的关键节点。
与此同时，侦查人员还掌握到，李安东手中藏有迫击炮零件和炮弹。他们打算把武器拆散，藏在不同地点，再寻找能够接近天安门的射击位置。若在国庆庆典期间开炮，目标不仅是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也可能制造严重混乱。
1950年9月28日清晨，北京多处秘密抓捕同时展开。山口隆一被捕时，曾试图取出藏在桌内的手枪，但很快被控制。面对寄往东京的密信和天安门地图，他无法解释“购买灭火机”的真实含义。
李安东是在教堂附近被抓获的。搜查人员从其藏物中找到迫击炮炮筒、配件以及十几发炮弹。面对摆在眼前的武器，他一度支吾其词，案件的核心证据由此固定下来。
1951年8月17日，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审理此案。李安东、山口隆一作为主犯被判处死刑，其他涉案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满后驱逐出境。那封写着“灭火机”的邮件，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反间谍斗争中极具代表性的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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