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的这一经典小诗已经感动了我们几代人。这首后来被加上《自由与爱情》标题的诗，虽仅仅二十字，但它的经历堪称一个传奇，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现代文学史有着密切的关联。本文对此作一讲述和探究，以飨读者。
裴多菲“走进”中国文学
裴多菲·山陀尔（Petőfi Sándor）生活在19世纪上半叶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匈牙利，20多岁便以文字清新、想象力丰富的诗篇闻名，既赞美和憧憬爱情，又大胆倡导革命和争取民族自由独立，深受匈牙利人民喜爱。1849年，年仅26岁的他留下美丽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在匈牙利独立战争中英勇捐躯，真正践行了他在人生格言中所抒发的境界。
20世纪初，中国也进入思想启蒙时代。19世纪欧洲革命诗人和作家的作品越来越多地得以译介，为时代思潮提供了精神食粮。最早，鲁迅、周作人等人在欧美文学书籍相对丰富的日本，通过英语和德语等译本接触到了裴多菲，并对这位匈牙利诗人的人格和作品产生了浓厚兴趣。1907年10月，周作人在日本中文《天义》报上发表的《读书杂拾（二）》一文中，通过英语翻译了裴多菲的诗集题诗——“欢爱自由，为百物先。吾以爱故，不惜舍身。并乐蠲爱，为自由也。”这首诗的原作不仅正是后来广为人知的《自由与爱情》，而且也是目前所见最早公开发表的中文裴多菲诗。1908年初，鲁迅在日本中文杂志《河南》发表《摩罗诗力说》一文，介绍了八位欧洲浪漫主义诗人，其中就包括裴多菲，这也是中国文学领域第一次评介裴多菲生平。后来，鲁迅又依据英语文献译有《裴彖飞诗论》；回国后，又通过德语译有裴多菲诗歌计六首，见于北京《语丝》周刊1925年1月的相关期次。
鲁迅曾说：“我向来原是很爱Petőfi Sándor的人和诗的”。
在上海鲁迅纪念馆里陈列的一份鲁迅手稿上，我们还能亲眼看到那句——“我向来原是很爱Petőfi Sándor的人和诗的”
殷夫“遇见”裴多菲
1923年7月，一位名叫徐白的13岁少年在身为国民党军官的哥哥徐培根的帮助下，从家乡浙江象山来到上海，进入民立中学学习。他本名徐孝杰，学名徐祖华。1926年7月，他转入浦东中学高中三年级。聪颖好学的徐白接触到新文化的思潮和新的审美意识，并对诗歌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越来越多地进行创作，表现出摆脱旧传统、向往青春美好未来的思想。经历了1925年的“五卅惨案”后，徐白接受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的革命新思想，并在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他遭到国民党逮捕。在狱中，他写下了题为《在死神未到之前》的长诗，抒发了憎恨敌人、为革命不惧牺牲的情怀。哥哥对他关爱有加，经过通融让他得以出狱，并告诫他安心学习，不要参加政治活动。徐白非但不听，反而提出要去苏联学习的想法。1927年夏，哥哥徐培根已获知将被派到德国进修军事，他同时劝导弟弟说，既然向往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习德语比俄语更直接。徐白认为这并不无道理。
由于从事革命活动，徐白高中没有正常毕业。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借到了一个叫徐文雄的浙江老乡的高中文凭，以此名在1927年9月成功报考同济大学德文班。次年初，徐培根前往德国，徐白（也就是徐文雄）在大学学习的同时，则依旧积极投身于革命活动和文学创作。1928年12月8日上海创造社的《文艺生活》周刊第2期发表他写的文学评论——《伏尔加的急流——〈党人魂〉在革命艺术上的评介》，这是他第一次以“殷夫”为笔名发表作品。
徐培根出国后，兄弟两人从此再未能见面，但徐培根仍然关心着弟弟，时常从德国寄一些德文的书籍希望他安守学业。在徐培根寄来的德文书中，有一本1887年德国出版的德译本《裴多菲诗选》（鲁迅后来的记述中称“《彼得斐诗集》”）小集，引起了徐白的浓厚兴趣。1929年5月间，他翻译完成了这个集子正文前的裴多菲生平小传，约8000字。在“译后小志”中，他写道：“这是一篇旧译稿，从一本由旧书摊买到的德译彼得斐诗集里译出来的。这篇文章并不好，经了坏的译笔之后，更加一塌糊涂。但我因为很敬仰彼得斐的为人，又见中国仅有介绍拜伦的文章，却从没有讲过彼得斐的，所以就贸然的把这不好的文章来和世人见见面。将来有机会，我希望能由自己来作篇介绍，比这更系统一些，更详细一些。”
在这里，徐白或刻意并没有交代他手中德译本《裴多菲诗选》的确切来源，只说是“旧书摊买到的”。这本书此前应为他的哥哥徐培根所持有，因为该书扉页上签有手写的“徐培根”三个字。此时，徐白与哥哥已经完全分道扬镳。1929年4月12日，“四一二”两周年之际，他写下了《别了，哥哥》这首诗，宣誓与另一个阶级的彻底决裂——
“别了，哥哥，别了，
此后各走前途，
再见的机会是在，
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
殷夫与鲁迅
1929年5月14日，我们的主人公怀揣着翻译好的裴多菲小传的译稿，来到了鲁迅在上海闸北横滨路景云里23号的寓所。鲁迅1927年10月迁居上海，1928年6月与郁达夫创办了文学月刊《奔流》。我们年轻的译者准备把译稿投给这一杂志发表。不过，此刻鲁迅正在前往北平的火车上。留在上海的许广平接收了信封中的手稿。当晚，她在给鲁迅的信中写道：“今日收到姓殷的投《奔流》的诗稿，颇厚，先放在书架上了。”
笔者推测，许广平收到这份投稿时，应是从投稿人口头得知其姓“殷”；而这份译稿署名“白莽”，鲁迅此后的日记中，也便一直称他为“白莽”。下面按史实以白莽名续介与鲁迅的交往。
鲁迅在6月5日回到上海。发现有青年人热衷自己如此熟悉和喜爱的裴多菲，他的惊喜和欣慰是可想而知的。16日，鲁迅回信给白莽，说想讨原文进行对照。同一天，鲁迅还致信照料北平寓所的许淑卿，请她将早年购得的另外两种裴多菲作品的德译本寄到上海。6月24日，白莽将他那本德文本《裴多菲诗选》送到了鲁迅寓所，交谈中鲁迅得知他姓徐。当天，鲁迅收到了从北平寄来的另两本裴多菲作品德译版本。第二天，鲁迅托柔石将这两本德译本和一封信交给了白莽，希望白莽“再译来十来篇，一同发表”。
7月间，白莽送来了从鲁迅那里得到的裴多菲诗歌德译版本翻译出来的九首诗。此后，白莽又曾遭逮捕，出狱后曾求助于鲁迅，并得到救济。
1929年12月，《奔流》第2卷第5期上发表了鲁迅校并定标题的裴多菲小传——《彼得斐·山陀尔行状》和译诗九首。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会上鲁迅与白莽再次相见。鲁迅后来回忆这次的相遇说：“我才知道我所认识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做诗的殷夫。”
1930年间，白莽的创作和翻译达到一个高峰，其作品更多地揭露和痛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他的政论文章则更加鲜明地表现出反对资产阶级、同情和支持无产阶级以及宣扬共产主义运动的特点。
2024年6月11日，白莽出生114周年之际，在裴多菲童年生活过的匈牙利基什孔费莱吉哈佐市落成“白莽像”。图为作者李震为“白莽像”揭幕
格言译诗的出世
1931年1月17日，包括白莽在内的“左联”作家等人在上海静安寺路参加党的活动时被捕。此时，白莽化名徐英。2月7日夜，白莽等五名“左联”青年作家与其他进步青年共24人，在龙华监狱被秘密处决。
1933年2月，为纪念“左联”五烈士殉难两周年，鲁迅撰写《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发表在4月1日出版的《现代》杂志，记述了与五位青年的交往和对他们的回忆。鲁迅在文中说：“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经和我通过信，投过稿，但现在寻起来，一无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统统烧掉了，那时我还没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诗集》却在的，翻了一遍，也没有什么，只在一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边，有钢笔写的四行译文道：
‘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白莽牺牲两年多后，他的这一译诗才首次公开发表。
但是，为什么可以认定这是白莽所译呢？毕竟这个德译本《裴多菲诗选》书上有“徐培根”的签名。鲁迅是认得白莽的笔迹的。因为，1930年间，白莽将自己的诗集《孩儿塔》手稿交给了鲁迅。笔者也注意到，在相当于《孩儿塔》序言的《〈孩儿塔〉上剥蚀的题记》中，“生命”两字与所译裴多菲诗中的用字如出一辙。德译本《裴多菲诗选》扉页上的“徐培根”字体极小，鲁迅曾一度认为这是白莽的真姓名，直到在1936年3月所写的《白莽作〈孩儿塔〉序》中才进行了澄清，并权威性地告诉我们，作者“较普通的笔名是殷夫”。
新中国成立前的约40年间，众多译者通过中介语言翻译发表过不少裴多菲的诗歌，裴多菲在人们心目中逐渐成为英勇、热烈而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诗人形象。
从“生命诚宝贵”到“生命诚可贵”
我们注意到，通过《为了忘却的记念》所接触到的白莽即殷夫译诗的第一句为“生命诚宝贵”，我们却经常说为“生命诚可贵”。这固然有“顺口”的因素，但其实也是有渊源的。
在译文《彼得裴·山陀尔行状》中，白莽就按照“浓缩”的原文译有“爱比生命更可贵，但为自由尽该抛！”的字样。当然，这篇译文的流传性极为有限。
1947年1月，江西赣县收获出版社印行的魏晋著译《黄花集》中的《自由颂》一文中，开头的引用则是：“生命固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俱可抛。”
1952年2月号《人民文学》刊载了诗人吕剑的《裴多菲·山陀尔》一文，其中的引用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里还将原译中的“二”字改为“两”字，诗后还标注为“白莽译”。此后，这一版本逐渐成为最流行的表述。
1978年4月2日，《人民日报》刊载了齐怀的文章《刑场上的婚礼》，文中引用则写成：“生命诚可贵，爱情亦美好，若为革命故，二者皆可抛。”
其实，裴多菲的原诗为六行，其直译是这样的：
自由，爱情！
我就要这两种。
为了爱情，我愿奉献
我的生命；
为了自由，我愿奉献
我的爱情。
这首诗写于1847年1月。当时，裴多菲本来为他即将出版的诗全集写了一篇序言，文中回击了高雅派文人们对他朴实化文风的恶意指责。但在出版检查官朋友的劝说下，为避免激起更多无谓的冲突，裴多菲撤掉了原序言，毅然写下了这首诗作为诗集的卷首。
白莽即殷夫所使用的德译本，将原诗译成了押韵的四句，因此他也依照德译本的形式，译文成四行。截至目前，《自由与爱情》已有20余种中文译本。白莽即殷夫的译本，是其中影响最为深远、也最具文化象征意义的一个版本。正是凭借这首诗，裴多菲为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所熟知；诗人和他的诗，也由此成为中国与匈牙利文化交流与友谊的重要符号和纽带。
上海没有忘却
上海是裴多菲、殷夫和鲁迅三人产生文化联系最为重要的城市，现有两座裴多菲像。一个在虹口区鲁迅公园内，一个在静安区民立中学内，雕像主体均由匈牙利政府作为礼物赠送，另外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和重庆鹅岭公园各有一处裴多菲像，后者还伴有他的妻子像。除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雕像外，其余三座雕像的基座上都刻有《自由与爱情》一诗，但只有民立中学校园内的版本与殷夫原译文字完全一致。
2021年2月7日，“左联”五烈士牺牲90周年之际，上海戏剧学院等单位联合推出原创话剧《前哨》，演绎鲁迅与这些革命青年的故事。剧名来自1931年4月鲁迅为纪念“左联”烈士而在上海创办的“左联”机关杂志名称。剧中殷夫的形象不仅突出，而且在话剧结尾，五烈士是在朗诵“生命诚可贵”这一首诗中英勇就义的。该剧之后在上海和多个城市进行演出，受到欢迎和好评。
如今，上海“左联”会址纪念馆、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内都有涉及殷夫、鲁迅和裴多菲的展示内容。在上海鲁迅公园内的鲁迅纪念馆里，不仅有关于“左联”五烈士的介绍，在陈列的一份鲁迅手稿上，我们还能亲眼看到那句——“我向来原是很爱Petőfi Sándor的人和诗的”。
原标题：《珍档｜上海没有忘却：裴多菲·殷夫·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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