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0日夜，长江北岸，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人等待着前线传来的消息。炮声越过江面，原本被认为坚固的国民党长江防线，竟在很短时间内出现了大面积松动。两天之后，战场态势证明，刘伯承战前提出的判断，并不是大胆冒险，而是建立在侦察和敌情分析之上的作战思路。

渡江之前，解放军面对的并非一条普通河流。长江江面宽阔，水流复杂，南岸又连接南京、上海、杭州等重要城市。国民党军把七十多万兵力摆在沿江地带，修筑碉堡、炮台和堑壕，还设置了水上障碍。

蒋介石退居幕后后，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推动和谈。国民党方面提出的真实盘算，并不是彻底结束战争，而是借谈判争取时间，企图形成所谓“划江而治”的局面。解放军同意谈判，是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却没有停止军事准备。

1949年4月1日，南京和谈开始。中共方面提出了明确条件，要求国民党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改编反动武装。国民党代表最终拒绝在协定上签字。4月20日，和谈期限到达，渡江作战随即启动。

在作战部署上，中央和总前委原本把重点放在京沪杭地区。第三野战军负责突破长江正面，第二野战军组成西集团，主要任务是向皖南、浙赣方向发展，截断敌军退路。这个方案并不保守，而是考虑到国民党军仍拥有海军、空军以及长期经营的江防工事。

有意思的是，刘伯承对“只盯住南京、上海、杭州”的部署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国民党沿江防线拉得过长，兵力却不足以处处加强。看上去层层设防，实际上许多据点只能分散驻守，一旦正面被突破，各段之间很难互相支援。

刘伯承的判断，来自二野长期重视的敌情研究。渡江前，解放军不仅派出侦察人员了解江面宽度、水流和渡口情况，还通过地方党组织和群众掌握敌军番号、工事位置、巡逻规律以及炮兵阵地分布。

这些情报说明，国民党军的防线并不是铁板一块。许多部队经历辽沈、淮海等战役后的连续失败，补充兵员质量不高，官兵厌战情绪明显。更关键的是，蒋介石把兵力铺在漫长江岸，造成了“处处设防、处处不厚”的局面。

据相关回忆，刘伯承曾强调，不能把长江当成一堵完整的墙，而要把它看成许多防区拼接起来的薄弱地带。只要突破一点，迅速向纵深扩张，就可能让敌军整个部署失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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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前委对此并非没有顾虑。渡江作战一旦突破不顺，部队被压在江北，后果十分严重；如果过早把战线铺向东南，又可能导致兵力分散。邓小平等人需要在稳妥突破和扩大成果之间寻找平衡。

刘伯承没有停留在“扩大目标”的主张上，而是进一步提出了行动办法：以正面突破为基础，迅速向敌军纵深发展，不能让敌人从容收缩，更不能给其重新组织防线的时间。这个思路后来获得中央认可，但具体实施仍采取了较为谨慎的原定部署。

4月20日晚，解放军在东起江苏江阴、西至江西湖口的地段发起渡江。突破速度超出不少人的预料。部分国民党守军抵抗时间很短，有的阵地尚未组织起有效火力，便开始后撤。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各路部队迅速向南推进。4月23日，南京解放。国民党军队原本想依托长江保存实力，却在防线被撕开后迅速陷入混乱。

到了4月22日，国民党方面已经下令撤退。问题随之出现：如果按照原计划只经营京沪杭方向，大量溃兵就可能沿浙赣线、闽浙通道甚至水路逃走，白崇禧、汤恩伯等部仍有机会重新拼凑力量。

战场变化迫使总前委调整部署。二野西集团不再只是配合正面作战，而是向东南方向展开，第三野战军也乘胜追击。解放军的作战目标由夺取几个中心城市，扩大为控制整个东南地区，切断国民党军的退路和整编空间。

这正是刘伯承战前意见的实际价值：渡江不是终点，突破江防之后如何让敌军无法重整，才决定战役成果能否真正扩大。蒋介石寄希望于长江防线，国民党军却没有守住；总前委原本准备打一场艰苦的正面突破战，战场很快变成了对溃败之敌的连续追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