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浙江杭州的监狱里，服刑三年的张高平盯着电视，手里的搪瓷碗重重砸在地上。电视里，当年办他案子的女警官聂海芬正大方分享办案经验，台下喝彩声一浪高过一浪。张高平猛地站起来，眼睛通红，指着屏幕大喊：“她说谎！她办错了案！”管教民警闻声赶来，只见他蹲在地上，肩膀一抖一抖。谈话室里，民警递给他一杯水，他手抖得洒了一半，反复念叨着一句话：“王冬不是我杀的，真凶是勾海峰，你们去查DNA，两起案子对一对就清楚了。”
这事的根子在2003年那个雨夜。张高平和侄子张辉开货车路过，好心捎了同乡女孩王冬一段路。到了杭州西站立交桥，女孩下车时还回头说了声谢谢。就这么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晚上，谁承想竟成了一场噩梦的开端。王冬遇害后，叔侄俩被锁定为嫌疑人，审讯之后各领刑罚——侄子判得重，叔叔十五年，分别关进了不同的监狱。
老母亲最后一次探监时已经直不起腰，隔着玻璃对他抹眼泪；没多久，老婆带着孩子改嫁的消息传来，那晚他差点用牙刷捅了自己的喉咙。可他到底还是撑住了，心里始终横着一个念头：人不是我杀的。第二天，他接着写申诉信，一笔一划用力得仿佛要把纸戳穿。同监室的老犯人劝他省省力气，说这种信寄出去也是泥牛入海，搞不好还要添罪。他不听，认准了一个死理：只要不停笔，总有一封信会被有良心的人看到。
转机来得悄无声息。大概一个月后，监区新调来一位检察官上法制课，课后张高平举手要求单独谈话。这位检察官姓张名飚，四十多岁模样，听他讲了整整半小时，眉头越拧越紧。临走时只留下一句话：“你写份详细的材料给我，别漏掉细节。”就这一句话，让张高平尝到三年里从未有过的希望。他熬了两个通宵，把案件时间线、审讯过程、勾海峰案的新闻报道日期全列了出来，密密麻麻写了十几页纸。
材料交上去，日子照旧平静，可张高平的心再也静不下来。等待的日子里，他时常想起关在另一所监狱的侄子张辉，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寻死。半年后，张飚真的又来了。这次他关起门来，神色严肃地开口：“你的案子，疑点确实很多。口供前后矛盾不少，死者指甲里的DNA数据也对不上。”张高平眼泪一下涌出来，咬着嘴唇不敢哭出声，只能拼命点头。张飚又提醒他，复查程序要走很多层审批，可能是个很长的过程。张高平哑着嗓子回答：“我不怕长，十年都等了，再等十年也行。”
从那以后，张飚开始频繁往浙江发函，利用出差机会跑到杭州调取当年的物证记录。阻力比想象中大得多，有时一份材料要跑好几趟才到手，有些经办人一听是张氏叔侄案，直接摆摆手说“铁案别翻了”。到了2008年，事情总算有了点眉目。在张飚多次推动下，浙江方面同意重新检测封存的物证，检测结果出来却迟迟不对外公布。狱中的张高平等得心急如焚，偶尔从报纸上瞧见聂海芬立功受奖的消息，胃里就像被人狠狠捣了一拳。
2010年冬天，张飚再次来探视，表情明显不一样。他压低声音告诉张高平，勾海峰案的DNA比对做了，结果匹配上了。张高平愣在椅子上半晌才回过神，声音发颤地问：“那……那我们是不是能出去了？”张飚答：还得走完再审程序，但至少转机真的来了。探视结束，张高平走回监室的路上，头一回觉得高墙外的阳光有点刺眼。母亲去世前托人带给他的那句“妈等你回家”，原以为这辈子听不到了，如今终于又能盼一盼。同监室的犯人见他嘴角带笑，问是不是有什么好事。他摇摇头没说话，躺到床上，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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