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1月，石家庄一间普通旅馆里，史建强把出狱后带回的行李放在墙边，先没有回家。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联系律师张星水。多年牢狱生活已经结束，但判决书上的罪名仍未被撤销，这让他无法真正开始新的生活。
张星水赶来后，两人没有过多寒暄，桌上摊开的，是重新整理的申诉材料。史建强问：“还有没有机会？”张星水回答：“只要事实没有查清，申诉就不能停。”这句话，成了他们继续追索案件真相的起点。
事情要从1996年2月说起。那时，史建强在石家庄一家酒店设宴，参加者中有不少河北省有关部门干部。酒席间，话题转到程维高及其家人的工作安排，史建强谈到一些听来的消息，也对程维高之子程慕阳的言行作了评论。
酒桌上的话，往往散得很快，却未必消失得快。有人把这些谈话转告给程维高，事情便不再只是私人闲谈。更巧的是，同期杂志排版出现了一个细节：程维高的照片被安排在版面边缘，人物形象显得十分局促。
这本来可能只是编辑安排，却被理解成了对省委主要领导的不敬。有关材料显示，程维高得知后颇为不满。此后，史建强与河北权力核心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值得一提的是，真正改变他命运的，并不是一篇文章，而是随后出现的办案方式。
1996年春，史建强在福州采访期间被带走。对方以“协助调查非法出版”为由控制了他，但在押送和审讯过程中，相关法律手续并不完整。审讯人员反复追问的重点，也并非单纯围绕出版业务，而是他是否议论过程维高及其家人。
史建强没有承认所谓“诋毁领导”的指控。案件后来被套上贪污、伪造印章、投机倒把等罪名。问题在于，指控之间缺少严密衔接，部分证据的取得和使用也经不起核对。可在当时的环境下，案子仍然被迅速推进。
1997年1月，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史建强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被处以财产处理。判决落下后，律师张星水认为案件疑点重重，随即开始搜集材料，并联系北京大学夏家骏教授，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申诉并没有立刻带来转机。全国人大有关信访部门曾两次要求石家庄中院复查，但原审法院仍作出维持原判的答复。程序看似走过，实质问题却没有解决。对史建强而言，最难受的不是刑期本身，而是明知判决存在漏洞，却找不到能够真正推动复查的人。
转折来自河北政坛的变化。2000年前后，李真因受贿问题被查，案件牵出更多经济和人事方面的线索。2002年，杨益铭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同年，程维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原有政治待遇也被取消。曾经牢固的关系网开始松动，旧案才有了重新检视的可能。
出狱后，史建强没有把申诉停留在口头上。他把判决书、审讯材料、财务凭证和律师意见逐一整理，形成厚厚一摞文件。经郭光允等人牵线，材料送到了阴法唐将军手中。
阴法唐并没有只听一面之词，而是逐项查看案件事实、证据来源和审判程序。阴将军随后致信河北新任省委书记白克明，指出原判在事实认定、证据证明以及程序执行方面存在明显疑点。信中没有渲染个人遭遇，着重谈的是司法案件应当依据证据和法律处理。
河北方面重新组成复查力量，调阅案卷，走访相关人员，并核对资金往来与业务资料。复查结论认为，原判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以及程序违规等问题。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随后启动再审，撤销原有判决，改判史建强无罪，并返还被处理的财产。
这起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并非普通经济犯罪纠纷。史建强的牢狱经历，始于一场酒席上的谈话和一次版面安排，后来却被包装成刑事案件。若不是相关人员持续申诉，若不是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原判很可能长期无人触碰。
2010年12月28日，程维高因肺癌在江苏常州去世。此时，史建强的案件已经通过再审纠正。一个人曾经拥有的职务和影响力，不能替代证据；一句领导人的不满，也不应成为定罪依据。案件材料留存下来的意义，正是在于它把权力干预司法的后果，清楚地写进了判决的更正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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