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四川甘孜，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即将会合。电台时好时坏，消息闭塞，前线干部突然被卷入一场重大路线分歧。此时的萧克，面对张国焘方面派来的代表，没有立即表态。

这件事后来被一些人概括成“萧克第二次站错队”。可若把当时的环境摆出来看，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萧克当时担任红六军团军团长，部队经过长途转战，作战频繁，通信条件十分困难。红六军团只有一部电台，而且经常发生故障，和中央的联系并不稳定。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争论，以及张国焘拒绝北上的真实情况，萧克并不完全清楚。

张国焘派人前来，宣传中央的北上决定有问题，主张继续南下。对一支刚刚抵达、又缺少可靠消息来源的部队来说，贸然表态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萧克选择暂不表态，既没有公开支持张国焘，也没有马上批评对方。

后来，朱德向红二、红六军团干部说明了张国焘分裂中央、另立中央的情况，事情才逐渐明朗。在贺龙、朱德等人的推动下，红二、红六军团干部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了批评，并决定北上，同中央红军会合。

萧克晚年谈到这件事时，曾作过自我检讨。他说，自己当时不了解会师后的具体情况，没有批评张国焘，按后来一些人的说法，“不表态也是一种表态”。

老部下替他辩解：“没有表态，怎么能算站错队？”

萧克却笑着回答：“没有不透风的墙嘛。”

这段对话有几分自嘲，也说明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可从实际处境看，他的沉默更像是信息不足下的谨慎，而不是明确选择了张国焘。把一个复杂局面压缩成“站错队”，难免失之简单。

第一次被提到的“站错队”，发生在1929年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当时，红四军内部围绕党对军队的领导方式发生争论。毛泽东主张加强前委对部队的统一领导，前委既要处理党务，也要统筹军事；朱德等人则认为，前委不宜包办过多军事事务，军委应当承担相应职责。

争论持续较久。陈毅一度也难以在双方之间作出判断。会议表决后，毛泽东没有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接任。毛泽东随后离开部队，前往闽西休养。

萧克在这次会议中没有支持毛泽东，因此后来把它称为自己的一次“站错队”。但必须看到，这不是萧克个人制造的分歧。红四军当时正处于创建初期，部队来源复杂，地方武装传统、旧军队习惯和党对军队的领导原则之间，都在发生碰撞。

连朱德、陈毅这样的核心人物，也曾对具体制度安排产生不同看法。把责任单独归到萧克身上，显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后来陈毅到中央汇报情况，周恩来分析后认为毛泽东的主张更符合红军建设方向，陈毅返回后请毛泽东复出，红四军内部的矛盾才逐步缓和。

有意思的是，萧克并非一开始就处在最高决策层，却总被后来的人拿来和重要路线斗争相联系。这与他长期担任高级军事职务有关，也与后人喜欢用简单标签解释复杂历史有关。

1973年，萧克在整风相关会议上谈到自己一生中的几次“站错队”。除了上述两件事，他还提到过“文革”时期的政治经历。那一段牵涉面广，个人处境也受到时代风暴影响，不能和1929年、1936年的军事路线问题混为一谈。

1955年授衔时，萧克被授予上将军衔。有人据此推测，他因为早年两次没有站到毛泽东一边，所以失去了大将资格。这种说法流传很广，却缺乏充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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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衔评定看重的是革命资历，也看重授衔时担任的职务、所在岗位和军队建设中的实际位置。萧克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担任过红六军团军团长，后来是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副师长，资历确实很深。

但解放战争后期，他担任的是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和几位野战军主要领导相比，实际指挥位置并不突出。新中国成立后，他主要担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国防部副部长等职务，虽然仍属高级岗位，却没有进入元帅、大将评定所对应的核心层级。

更关键的是，1955年授衔并不是单凭某一次会议上的态度来决定。军队系统、历史贡献、现实职务、领导岗位以及长期表现，都在评定范围之内。萧克的经历可以概括为“起步很高，后程不顺”，这比所谓两次“站错队”更接近事实。

萧克自己愿意把历史上的犹豫和沉默拿出来检讨，是一种严肃的政治品格；但后人不能因为他有过自我批评，就把复杂历史改写成个人失误造成的结局。1929年的争论属于红军领导制度探索，1936年的沉默源于通信不畅和情况不明，二者都不能脱离当时的环境单独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