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下连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傍晚六点四十七分。

大兴安岭南麓，某部三连营房。

天已经黑透了。风从白桦林那边刮过来，带着铁皮哨子似的尖音，把营房门口那盏孤零零的白炽灯吹得乱晃。灯光底下，结了冰的车辙一条条伸向远处，像大地裂开的细纹。我蹲在一楼走廊尽头擦枪，棉帽耳耷拉着，枪油的味道浓得发苦，混着从门缝挤进来的冷风，直往肺管子里钻。

这是我的新兵下连第三天。三天里，我干了二十八遍走廊，倒了四十七次垃圾桶，把全班十二个人的胶鞋摆成了一条直线。我还没来得及摸清连队食堂的馒头是二两一个还是三两一个，只知道这地方比老家县城冷得多，冷得让人从骨头缝里往外冒寒气。

“谁会修柴油机！”

王铁柱这一嗓子，像是从地底下炸出来的。他站在炊事班门口，腰里扎着那条油渍麻花的白围裙，上头印着“三连炊事班”五个红字，被黑油抹得只剩“三连”两个字还辨得出。他右手举着一把活口扳手，左手全是机油，滴滴答答往水泥地上掉。那样子不像是炊事班长，倒像刚从战场上下来的修理工。他眼睛瞪得溜圆，目光扫过走廊里几个窝着的新兵，像两把钩子。

没人应声。

走廊里静了三秒。只有风打着卷儿从门缝里钻进来，发出“呜——呜——”的细响。几个新兵把脑袋往棉袄领子里缩了缩，有一个干脆转过身，假装整理公共储物柜。我蹲在地上没动，手里的通条还插在枪管里，上上下下抽得挺匀。可我心里已经翻了个个儿。

柴油机，我熟。真熟。

我老家在豫北安阳县，离殷墟十几里地，城边上一条柏油路，路北是我爸开的“老李修车铺”。门脸三米来宽，进深却有十七八米，像个细长条的口袋。地上永远铺着一层黑亮的油泥，踩上去“咯吱咯吱”响。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柴油、汽油和铁锈搅在一起的味道。那种味道我从小闻到大，早就渗进头皮、指甲缝和肺叶里，洗都洗不掉。

“到底会不会！炊事班那台发电机趴窝了，全连一百多号人等着喝口热乎的！”

王铁柱急了，嗓子劈了叉。他嘴里的白气喷得老远，在冷空气里凝成一片雾。我斜眼瞅了瞅他身后的炊事班后厨——窗户里头黑乎乎的，锅灶冷着，烟囱不冒烟。这么说，晚饭还悬着。

我放下枪，站起来。

“报告班长，我会。”

王铁柱愣了一下。他上下打量我，从上到下，眼睛停在我不算宽的肩膀和那张带着南方水土气的脸上。我这个人长得不显眼，个儿一米七五，偏瘦，颧骨略高，眉毛浓，眼珠子黑。新兵连三个月，我成绩一直中不溜，不好不孬，扔进人堆里找不着。

“你？”他半信半疑，“哪儿学的？”

“老家开修车铺的，跟柴油机打了小十年交道。”我搓了搓手。十根手指头，指纹缝里全是黑的，洗都洗不掉。那是在修车铺里长年累月泡出来的印记。

王铁柱又咂了下嘴，斜眼往炊事班方向看了一眼。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一个刚下连三天的新兵蛋子，说自己会修柴油机，这事儿搁谁都得琢磨。可他那台发电机确实趴窝了，全连喝水、蒸馒头、炒菜都指着它。他赌不起，也没时间赌。

“跟我来！”

他转身大步往炊事班走，靴子底在水泥地上敲得“哐哐”响。我小跑跟上，棉帽耳子一上一下拍着脸颊。身后有几个新兵探着脑袋看，窃窃私语，不知道说的是“李建国逞能”还是“这小子真会”。我顾不上。

炊事班后厨西头，有间不到八平米的小屋，门朝北，终年不见阳光。地上铺着碎煤渣和油毡布，墙角堆着几袋土豆和半扇冻猪肉，屋顶一根铁皮烟囱穿出去。那台十二千瓦的柴油发电机就蹲在屋中央，像一头蔫头耷脑的黑色铁牛。机身漆皮剥落，铭牌锈得发绿，飞轮上缠着几圈发白的麻绳。旁边地上扔着一个摇把，两个空油桶，三个同样沾满油污的搪瓷盆。

王铁柱举着手电，光柱在机器上晃。我蹲下去，先伸手摸高压油管，凉的。又拧开油箱盖，晃了晃手电照进去，油还有小半箱，颜色发黑，闻着有股子陈年油腻味。我拔下高压油管接头，指头肚上一抹，黑亮亮的油垢沾了一手。

“启动绳拉过吗？”我扭头问。

“拉了几十下，光‘吭哧’，不着火。”王铁柱说着往手心吐了口唾沫，“我再给你拉一把？”

我摇头，示意他先别动。我耳朵贴到机器外壳上，那层漆皮冰凉，像一块冻透的钢板。我敲了敲喷油嘴，又松开油泵排气螺钉，用小拇指探进去一抠，里头积着一层黑胶，黏糊糊的。我明白了。

油品差，加上天冷，柴油里的蜡析出来，把油路和喷油嘴都堵死了。这种毛病在家见过太多次。我爸修车铺那台老195单缸机，一到冬天就这德行。那时候我常蹲在旁边，看他拆喷油嘴、拿细钢丝捅油孔、用柴油一点点涮。那套动作，我闭着眼都能比划。

“有没有细钢丝？再要点干净柴油，拿个盆。”我冲王铁柱喊。

他愣了一下，转身跑出去。我听见他在外头骂骂咧咧踹库房门，又风风火火跑回来，把半卷细铁丝和一个铁皮盆往地上一扔，嘴里嘟囔：“就这些，柴油在库房大桶里，我去抽。”

“一起去。”

我跟着他穿过食堂后门，绕到库房。那口大柴油桶冻得像一根黑色冰柱，油面结了层薄冰似的东西。我拿手电一照，摇摇头，从王铁柱手里接过抽油管，在桶底吸了小半盆油，颜色浅黄，还算干净。端回去，蹲在发电机旁，把喷油嘴拆下来，用细铁丝一点一点捅。油孔比针眼大不了多少，铁丝粗了插不进去，细了又发软。我手冻得发僵，指尖像木头，可动作还是稳的。在家修了那么多年，手指头有记忆。

铁丝通了油孔，我把喷油嘴泡进柴油盆里涮，黑水一点点散开。然后拆下输油泵滤网，也是一层油蜡，拿指甲刮掉，再用柴油冲。零件在地上摆了一小片，我按顺序排好，不敢乱。我爸教过我，修机器最忌讳手忙脚乱，东西拆哪放哪，装回去才不丢。

“胶垫不行了，有旧轮胎皮吗？”我扭头问。

王铁柱翻箱倒柜找出一块黑乎乎的内胎皮。我拿随身带的修车铺小刀片割了一小截，垫在油管接头下面。这刀片是我当兵前从家里带来的，刀刃已经磨得发亮，跟了我小十年。

所有零件装回去。我拧紧最后一颗油管螺帽，吐出一口长气：“拉。”

王铁柱把启动绳绕在飞轮上，一只脚蹬住机座，猛地一拽。

发电机“突突突”地喘了三下，像老烟鬼咳出一口陈年浓痰。接着飞轮“轰”地转起来，声音平稳，带着规律的震动。烟囱里冒出一股青烟，后厨的白炽灯泡“啪”地亮了。锅台上的黑铁锅开始冒热气，水面上漾开一圈圈细纹。

“着了！着了！”王铁柱一拍大腿，围裙上的油污震掉两块。他抹了把脸，黑一道白一道，像个花猫，冲我肩膀上捶了一拳：“好小子！没白吃你家那碗修车铺的饭！”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低头把地上的工具收拾干净。柴油盆里浮着一层油花，我端到外面倒进废油桶。风一吹，油面上凝出细小的波纹。后厨的烟囱在夜色里“突突”地冒着白烟，像一列喘着气的老火车。食堂那边的灯也一盏盏亮起来，有人开始摆碗筷。我站在门口，哈着白气，脸被冻得发紧，心里却松快了。

晚饭开得晚，比平时迟了四十多分钟。全连一百多号人往食堂走，靴子底碾过操场上的薄冰，发出“咔咔”的碎裂声。我跟着班里的人进了食堂，在靠墙的位置坐下。大锅菜是熬白菜炖冻豆腐，汤里漂着几片肥肉，主食是高粱米和大米掺着蒸的，热气腾腾。王铁柱亲自给每个班盛菜，轮到我们班，他手里的勺子从锅底狠挖了一大勺，油汪汪地扣进我碗里，又额外淋了半勺猪油。

“吃！”他说。

我没抬头，埋着扒饭。那口猪油香得冲鼻子，满嘴都是温热的油花，顺着喉咙滑下去，暖着胃。长这么大，那顿饭吃得格外踏实。

晚上九点，晚点名。连长站在队前，中尉军衔，板寸头，国字脸，棉帽檐下那双眼像两口井，深不见底。他念完一天讲评，忽然顿了顿，扫了一眼队列：“今天炊事班发电机出了问题，新兵李建国主动上手，半个小时修好，保证了全连按时开饭。提出表扬。”

队列里没有人说话。我站在班里中间，脸“腾”地一下就热了。王铁柱在旁边用胳膊肘碰了碰我，压低声音：“别乐，以后修车铺的活儿都是你的。”我咧了咧嘴，没敢出声。

晚上躺在大通铺上，我翻了个身，胳膊压着被角。窗外的风呜呜地响，像有人在远处吹哨子。我闭着眼，手心里还残留着柴油味，那股子味道顺着指缝往上爬，爬进脑子，爬回很多年前的豫北县城。

我家门口那条柏油路，坑坑洼洼，下雨积黑水。路北是修车铺，路南是县农机站。农机站里停着几台老掉牙的东方红拖拉机，一到农忙就发动不起来。我爸常被叫过去修，带着我。我五岁那年，他把我抱上拖拉机座椅，让我握方向盘。我够不着，踩着座椅边，咧着嘴笑。我爸说：“建国，记住，机器坏了不是机器怂，是人懒。你把它当回事，它就把你当回事。”

那话我记了很多年。十六岁那年，我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回家跟我爸修车。他其实没骂我，就叹了口气，扔给我一把旧扳手，说：“学。”我从洗零件开始，后来拆化油器，后来一个人能独立大修一台单缸机。那年秋天，我从早到晚趴在车底下，背上的油泥能揭下一层。到了晚上，我妈打一盆热水，我把手泡进去，黑水浮起来，像一小片墨。她一边给我搓手一边抹眼泪：“儿啊，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我没接话。

我知道她心疼。可我也知道，家穷，爸腰不好，两个妹妹还在上学。修车铺那点钱，管着全家五张嘴。我早就不读书了，心里没啥怨气。我妈哭，是因为她认命，但不甘心我也认命。

去年冬天，乡里征兵。我在街上看到红条幅，回去跟爸妈说，我想当兵。爸蹲在门槛上抽烟，抽了半根，说：“去吧，家里铺子我一个人能撑。到了部队，学点真本事，别像你爹，窝囊一辈子。”妈在里屋没出来，但我听见她翻箱倒柜找户口本的声音，窸窸窣窣，像老鼠。她把我的旧棉被拆了，重新弹了棉花，絮进新军被里。

走的那天，下着小雪。我穿着不合身的新兵作训服，胸前戴着大红花，站在县城火车站广场上。爸没来，说铺子里离不开人。妈和两个妹妹来了。大妹妹拉着我的袖子不撒手，小妹妹还小，抱着妈的大腿，仰着脸问：“哥，你去哪？”我蹲下来，摸了摸她的头：“哥去当兵，回来给你买糖。”她“哦”了一声，不太信。

火车开了。我趴在车窗上看，妈的脸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我转过头，鼻子酸得发疼，可眼泪到底没掉下来。我在兜里揣了一封没寄出去的信，那是我头天夜里写的，铅笔字，歪歪扭扭，写给我爸。信里说：爸，我肯定不给你丢人。

新兵连三个月，我没往家里打过电话。连队有部磁卡电话，排着队的人多。我不打，不是因为不想，是怕一听见妈的声音，眼泪兜不住。我把自己埋进训练里，单杠、队列、三公里，别人练一遍，我加练两遍。同批兵里有个山东小子，黑塔一样壮，掰手腕全连第一。我不如他，可我不服。每天晚上熄灯后，我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练握力球，一个月后，掰手腕我能跟他僵住二十秒。他叫刘大壮，后来成了我下连后关系最铁的战友之一。

刘大壮跟我不在一个新兵班，但我们睡隔壁铺。他刚来那阵天天哭，说想家，说东北太冷。我就把被子往他身上拽，说：“哭完就好了。”他问我：“那你咋不哭？”我笑：“我是男人。”他吸了吸鼻子：“我也是男人。”后来他训练成绩突飞猛进，投弹一出手就是五十五米，全团新兵第一。他说是跟我较劲较出来的。我没承认。

下连分兵那天，全团新兵在操场上列队。各连来接人的干部像挑西瓜似的，在队伍里挑。刘大壮被五连挑走，那是全团有名的尖刀连。我被分到三连。三连是应急作战连，训练强度也不小，但比武名次一直压不过五连。分完兵，刘大壮在人群里冲我挥手，嘴型比划着：“年底比武见。”我点头，没说话。

到了三连，王铁柱把我分到九班。九班是连里的骨干班，班长王铁柱，老兵七个，新兵两个。另外那个新兵叫周海涛，陕西汉中人，个子不高，白净，笑起来有两颗虎牙，说话带着陕南口音，软乎乎的。我俩睡隔壁铺，第一天晚上，他凑过来小声说：“班长凶不凶？”我想了想王铁柱那模样，说：“凶。”他咽了口唾沫：“咱别惹他。”结果第三天，我就主动跟王铁柱搭了话——修柴油机。

那天夜里，周海涛翻来覆去，被子裹成一条虫。我伸手过去，拍了拍他：“冷？”他含含糊糊“嗯”了一声。我把自己脚下的暖水袋踢过去，说：“搁脚底下。”他抱着暖水袋，没一会儿起了鼾声。我平躺着，听窗外的风。那风像从老家房顶刮过去的，带着瓦片和桐树的气息。半梦半醒间，我似乎听见我爸在修车铺里“叮叮当当”敲着什么，还有那台老195柴油机“突突突”的声响，像一颗不肯停歇的心脏。

第二天早晨六点，起床号响。

天还没亮，操场上结着一层白霜。全连出操，口号声“一二三四”撞在四面的山上，又弹回来，回声嗡嗡的。我跟着队伍跑步，脚底下的冻土硬得硌脚。跑了三圈，王铁柱忽然喊：“李建国，出列！”我心里一紧，跑出队列。

“去炊事班看看那台发电机，油路再检查一遍。今天上午要蒸两锅馒头，别他妈又撂挑子！”他说。

“是！”

我转身往炊事班跑。天边刚泛起一点蟹壳青，冷风顺着脖领子往里钻。我掀开后厨那扇木门，柴油机已经灭了，机身还温。我蹲下去，按昨晚的方法又排查了一遍。燃油管接头有点渗，我拿扳手紧了半圈。油杯里的油发黑，我倒了，从库房抽了干净油加进去。飞轮上缠的麻绳松了，我重新绕紧，打上活结。做完这些，我拉了一把启动绳，机器“突”地着了。青烟从烟囱里冒出来，在晨光里散成淡蓝的雾。

灶台上的水烧开了，炊事员老高开始和面。他五十来岁，脸黑红，手上全是面粉和皴裂的口子。他瞅了我一眼，说：“小王八蛋，还真有把刷子。”我笑笑，把油污擦在裤腿上。老高递给我一个刚出锅的煮鸡蛋，烫得我左右手倒。那鸡蛋我揣进口袋，没舍得吃。上午训练间隙，我偷偷跑到刘大壮的连队，隔着铁栅栏把鸡蛋递给他。他接过去，剥了壳，一口塞嘴里，嚼得腮帮子鼓起来，眼睛笑成一条缝：“李建国，够兄弟。”

我说：“别光顾吃，年底比武，你跑不进全师前十，鸡蛋还我。”

他竖起三根手指头，嘴里呜呜囔囔地说：“放心，为了这鸡蛋，我也得跑死他们。”

我打了他肩膀一下，转身往自己连队跑。风裹着松脂味吹过来，冻得耳根疼。可我心里热烘烘的，像揣着那台修好的柴油机，轰轰地转。

下连第三天，我修好了一台发电机。全连九班的新兵里，第一个被连长点名表扬的人，是我。那天晚上我躺在铺上，心里忽然有了一个模糊的念头：在部队，我得干出个样子来。不为了别的，就为了远在豫北的那个小县城里，那个弓着背在油泥里蹲了半辈子的男人，能挺直腰杆跟街坊说一句——“我儿子，在部队挺好。”

那晚月光从窗缝里漏进来，像一截细长的银线，落在我的被角。我伸手去接，手心微凉。风还刮着，窗外的白桦林“哗啦啦”地响，像一片沉默的掌声。

我闭了眼，梦里全是柴油机的轰鸣声，和老家那条柏油路上，来来往往的、看不见脸的人。

## 第二章 摸底

下连第一周的周五，连队组织新兵摸底考核。

科目：五公里武装越野、单杠一练习、双杠臂屈伸、俯卧撑、仰卧起坐。下午还加了一个一百米战术基础动作。说白了，就是连长要把这批新兵蛋子翻过来倒过去地筛一遍，看看哪些是沙子，哪些是铁疙瘩。

考核前两天，王铁柱把我和周海涛叫到水房，一人发了一把旧胶鞋垫，说：“自己比量着剪，别垫太厚，脚底打滑。”那鞋垫是他用破轮胎内胎剪的，边角还带着毛刺。我拿小刀修了修，垫在解放鞋里，软实了不少。周海涛蹲在地上比划半天，剪出一个歪歪扭扭的椭圆，塞进去硌脚。他撇了撇嘴：“班长，这玩意儿能跑？”王铁柱斜了他一眼：“不垫也行，脚上打泡别哭。”周海涛不吭声了。

周五早晨，天阴得厉害。云层低低地压在山头上，像一块吸满水的灰棉絮，随时能挤出水来。风不大，可那股子潮冷往骨头缝里钻。全连新老兵混编，在操场上列队。连长赵振国站在队伍正前方，中尉军衔，板寸头上已经见了白霜，可腰杆挺得像旗杆。他目光扫过来，沉声说：“摸底不是排名，是让你们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跑不动可以走，但谁他妈装病偷懒，我让谁把操场舔干净。”

没人敢笑。王铁柱在旁边低声说：“连长的‘走’字，比跑还狠。”我不太懂，后来才知道，上次连里有个兵装病请假，赵连长让他绑着沙袋走了二十公里，走得他哭爹喊娘，再没人敢装。

哨声一响，全连开跑。

五公里路线从营区出发，穿过一片白桦林，绕后山半圈，再折回来。路面早被车辙和脚印碾实了，冻得梆硬，鞋底踩上去“咯咯”响，震得牙根发麻。我夹在队伍中间，跟着王铁柱的步伐。他个子不高，但步频快，呼吸稳，像只老兔子在前面带节奏。周海涛跟在我身后，呼哧带喘，没跑出二里地，脸就白得像纸。我侧头看他一眼，低声说：“用鼻子呼吸，两步一吸，两步一呼。”他张着嘴点了一下头，口水从嘴角流出来，像只渴坏了的小狗。

跑到两公里半，队伍拉开了。五连几个老兵在前面领跑，三连这边王铁柱带着我们班紧咬不放。我的呼吸还算顺，腿脚也轻快，这得益于新兵连三个月加练的底子。可就在这时，我踩上了一个东西。

路面上鼓着一块冻土疙瘩，拳头大小，青灰色，硬得像铁。我脚底一滑，身体重心猛偏，右脚踝“咔”地一声，一阵尖锐的疼从脚脖子窜到天灵盖。我闷哼一声，身子趔趄，差点扑进路边的排水沟里。右腿条件反射地一提，又落地，疼得更凶。

“李建国！咋了？”王铁柱听见身后声响不对，扭头喊。

“没事班长，崴了一下。”我咬着牙，把枪往上颠了颠。那是下午要用的训练用枪，八一式，三点四公斤，背带上还挂着一个灌满水的军用水壶，跑起来“咣当咣当”撞胯骨。我忍痛调整了落地姿势，尽量用脚掌外侧着地，减少脚踝压力。疼还在，可我不能停。班里八个人，我掉队，全班的平均成绩就完了。王铁柱昨晚上还念叨，新兵第一次摸底，班与班之间较着劲，谁也不想垫底。

他显然没信我那句“没事”。他放慢一步，跟我并排，余光扫我的脚。我不看他，眼睛盯着前面的路面，牙关咬得后槽牙发酸。脚踝火烧火燎地胀起来，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停下来，请假，不跑了。可这念头刚冒出来，就被另一股更狠的劲儿压了下去。我是李建国。我在修车铺里跪在油泥里拧螺丝，一跪就是一下午，腿麻得没知觉，也没吭过一声。如今穿的是军装，跑个步就怂了？

不行。

跑到四公里时，脚踝已经失去了痛觉，变成一种麻木的胀。我的速度没掉，反而在最后五百米加快了步频。王铁柱在斜前方低吼：“步子调匀，摆臂别松，最后一百米给我冲！”我听见身后有人喘得像拉风箱，是个老兵，正一点点超上来。我用眼角一瞟，是三班的一个第三年兵，个子高，步子长，脸上全是汗。他要超我。我深吸一口气，把枪托往腰上一顶，两条腿像被什么推着，猛地冲了出去。

终点是一条白灰线，铺在营区门口的冰碴子上。我冲过线，胸口像被铁锤砸了一锤，腿一软，直接跪在冻土上。两个老兵跑过来扶我，我摆手，喉咙里翻上一股腥甜。我低头大口喘气，嘴里呼出的白气喷在地上，又弹回来，扑在脸上。脚踝彻底肿了，裤腿撩起来，那一片皮肤紫黑紫黑的，像熟透的茄子。王铁柱蹲下来，一句话没说，拿手指头按了按，我疼得倒吸一口凉气。

他骂了一句：“让你喊报告你不喊，跟老子当年一个臭德性。”说完背过身，把我两条胳膊一拽，背了起来。我挣扎：“班长，我能走。”他吼：“走个屁！你他娘的脚脖子都肿成猪蹄了！”我伏在他背上，脸埋进他棉袄领子里，那里头有股汗味、烟草味和机油味混着的热气。我眼眶发酸，没说话。

全连计时结束，九班五公里平均成绩全连第一。我个人的成绩，新兵组第三。这个结果，把全连人都惊了一下。谁也没想到，那个看起来不声不响的李建国，第一次摸底就跑了新兵第三，还是带着崴伤的脚。晚上点名，赵连长又在队前提了我的名。我站在队列里，右脚裹着卫生队给的弹性绷带，站得不算直。可我心里直。散会后，周海涛凑过来，两眼放光：“李建国，你跑得真猛！我以后就跟你练了！”我点头：“先把鞋垫剪好。”

脚踝肿了，我没跟家里说。可我知道，这伤得养。王铁柱比我还上心，从连部弄了半瓶红花油，晚上逼着我把脚搁在他腿上，他拿粗糙的大手在我脚踝上来回搓，搓得我龇牙咧嘴。他头也不抬，说：“你爸开修车铺，你当兵，你家里人对你啥指望？”我被他问住了，没吭声。他继续搓：“我爹是个瓦匠，我当兵那年他跟我说，儿啊，到部队别怕吃苦，吃不下的苦，回头都是本钱。”我“嗯”了一声，把脸转向窗外。

窗户上结了冰花，一层层地叠着，像老家冬天窗户纸上的霜。我爸从没跟我说过那样的话。他只会蹲在门槛上抽烟，半天憋出一句：“钱不够花，跟家里说。”他连“想家了就打电话”都不会说。可我知道，他把攒了半年的柴油票全给我换了新被褥，把院子里那棵最大的槐树砍了，卖了钱给我做路费。那棵槐树，我夏天常坐在下面擦零件，树影子落满一身。砍树那天，我不在家。后来妹妹在信里说，爸砍完树，坐在树墩上抽了一夜的烟。

脚踝养了十多天，我坐不住。王铁柱让我在屋里帮炊事班修修灶台，我抽空把炊事班的鼓风机、压面机全鼓捣了一遍。老高乐得合不拢嘴，天天给我留两个白馒头。我吃一个，给周海涛一个。周海涛吃了我的馒头，训练劲头足了，单杠从三个涨到六个，王铁柱说他是“见馒头眼开”。他一本正经地纠正：“班长，我是见李建国眼开。”全排人笑，他也不臊。

十二月中旬，下了一场大雪。天还没亮，操场上白茫茫一片，雪片子有指甲盖那么大，密密地往下压。出操的时候，连队决定不跑步，改为扫雪。全连一人一把推雪板，从营房推到食堂，再到车场。雪很干，扫起来“沙沙”地响。我正埋头推，听见有人叫我。抬头，是刘大壮。他裹着五连的棉大衣，脸冻得红里透黑，手里还抓着一把破扫帚。

“李建国，你们三连扫个雪都跟打仗似的！”他喊。

我横了他一眼：“你不也是！”

他“嘿嘿”笑，凑过来，从口袋里摸出两个烤土豆，还温着。我接过来，问：“哪来的？”他冲五连食堂方向一努嘴：“偷的——不是，我们炊事班老赵给的。说上次吃你送的鸡蛋，回你两个土豆。”我掰开一个，瓤黄得像月牙，咬一口，又香又面。我递半个给周海涛，周海涛吃得满脸土豆渣。刘大壮蹲在雪堆上，压低嗓门：“听说你脚崴了还跑新兵第三？可以啊，没给你爸丢人。”我嚼着土豆，含糊道：“别扯，年底比武，手榴弹你要投不出五十五米，我请你吃大嘴巴子。”他“嘁”了一声，拍拍屁股走了，雪地上留下一串大脚印。

雪还在下。我抬头看天，铅灰色的云层裂开一道缝，漏下几丝微弱的光，落在白桦林上，像洒了一把碎银。我忽然想起修车铺门口那棵砍掉的槐树，那年夏天，我坐在树下，听我爸敲打一台柴油机的缸体，“当当当”的声音穿过热风，传得老远。如今槐树没了，可那声音还在我脑子里。还有我爸弓着的背，和我妈搓我手时掉的眼泪。

我把最后一口土豆塞进嘴里，推起雪板，继续往前。风裹着雪花打在我脸上，凉丝丝的。脚踝还有些胀，可我知道，它会好的。就像老家那台老掉牙的柴油机，只要你还愿意蹲下去，一扣一扣地修，它就能重新吼起来。

而我，也得像那台柴油机一样，在这冰天雪地里，吼出自己的声音。

## 第三章 射击

十二月底，大兴安岭的冷到了骨头里。

空气干得发脆，吸一口像吞了满嘴碎玻璃。营区外那条小河彻底冻实了，冰层厚得能跑卡车。伙房的水缸半夜不添炭，早上起来水面就结一层硬壳，得用擀面杖砸开。新兵们开始有冻伤，周海涛的耳朵红得像熟透的辣椒，王铁柱从卫生队弄来獾子油，天天按着他抹。

就在这个冷得邪乎的时候，连队安排了实弹射击。

新兵下连后第一次摸真枪打实弹，大多是在十二月底。我们这批新兵在新兵连打过三次，每次五发，图个新鲜。下连后，训练强度上来了，但实弹机会依然金贵。连里把射击训练安排在元旦前一周，说是给新兵“开个荤”。

射击前三天，王铁柱开始魔鬼训练。每天上午战术课，下午射击预习。所谓射击预习，就是趴在地上，空枪瞄准，练据枪、呼吸和击发。地上铺着草垫子，人一趴就是一下午。零下二十多度，草垫子冻得梆硬，胳膊肘架上去，像搁在冰坨子上。手握着枪托，枪身冰得粘指头。王铁柱拿着一根细竹竿，在我们身边转悠。谁据枪姿势不对，他一竹竿敲在胳膊上，不疼，但“啪”一声脆响，瘆人。

“枪是死的，人是活的。你要把枪当成你身体的一部分。”他走到我身后，蹲下来，下巴几乎压在我肩膀上。“李建国，你手别抖。”我屏住呼吸，左眼凑近瞄准具，右眼虚睁。一百米外，胸环靶像指甲盖那么大的白点，在风里轻轻晃。我的准星缺口平正，可总差那么一点。王铁柱拿手电照我的脸，看我的眼睛。他看了一会儿，说：“你眼睫毛太长，扫到瞄具了，影响视线。”

我愣了一下。眼睫毛长也碍事？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新兵那会儿，他们班长说毛胡子也碍事，让他把眉毛剃了半条。从此以后，他剃眉毛只剃半条，成了习惯。我没剃睫毛，只是用拇指把上眼皮往上搓了搓，让视野更清晰。王铁柱看我调整好了，点点头，转身去敲周海涛。周海涛端着枪，胳膊肘直打颤，半边脸冻得发紫。王铁柱没敲他，蹲下来给他搓胳膊：“冻吧，冻过这一阵，往后就皮实了。”

射击那天，天很怪。早上还灰蒙蒙的，风不大，到了靶场，太阳突然从云层后面挣出来，白剌剌地挂在半空，照得雪地晃眼。靶场在山窝里，三面环山，背风，可枪声一响，回声还是“啪啪”地往耳朵里钻，像谁在脑后甩鞭子。

连长赵振国亲自组织。他站在靶台后面，手里举着小红旗，嘴边的哨子白气直冒。第一组新兵上去了，我和周海涛都在里面。我的心跳有点快，像第一次碰女孩子的手，慌里慌张的。我深吸一口气，在目标线前卧倒，枪托抵紧肩窝，腮帮子贴住枪身。雪光反射得厉害，瞄具里一片白。我眨了眨眼，把注意力收回来，只盯着准星和缺口。

“准备——”赵连长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拖得老长。

我食指搭在扳机上，缓缓后收。枪声炸响，肩窝被轻轻一撞。我不管，只盯着准星跳动的方向。打一发，调整一次呼吸。靶壕后面的报靶杆在雪里露出头，像从地里长出来的细棍，一下一下地画圈。我看不清环数，只管把动作做到位。

三十发，卧姿有依托，一百米，限时四十分钟。我用了不到三十分钟。打完后，我从地上爬起来，耳朵里嗡嗡响，像塞了一团棉花。周海涛在旁边咧着嘴，不知道是笑还是冻僵了。王铁柱走过来，看了我一眼，没说好坏，只从兜里掏出半块压缩饼干掰给我。

“吃，压压惊。”他说。

半小时后，靶壕报靶。念到我时，报靶员的声音透过对讲机传出来，带着电流的杂音：“九班，李建国，二百八十九环。”全场静了一下。赵连长眯起眼，在登记表上看了一眼，又看看我。我站在雪地里，枪还提在手里，枪口发烫，雪地反射的阳光打在脸上，热烘烘的。

“全连第二。”王铁柱咂了下嘴，“妈的，就比第一名少一环。”

第一名是五连的一个老兵，五年兵，师里射击队退下来的，二百九十环。一个新兵蛋子，第一次在连队打实弹，只差老枪手一环，这让很多人意外。赵振国走过来，在我肩膀上一拍：“不错。动作不花哨，节奏稳。回头连里组建射击小组，你来。”

我点头，喉咙里干得发紧，说不出什么漂亮话。周海涛在一旁跳：“李建国！你太厉害了！你以前是不是打过猎？”我笑：“打过锤子，我拿气枪打麻雀都打不着。”大家笑，周海涛追着问：“那咋这么准？”我想了想，说：“修车修的。”他不解，我解释：“修车得把零件对准，差一头发丝都不行。枪也一样，你把动作做准了，子弹自然就往该去的地方去。”他若有所思地“哦”了一声，似懂非懂。

其实我也说不清。那天打得好，可能跟枪管热、天气稳、光线好都有关系。但王铁柱后来私下跟我说，一个人射击稳不稳，看的是心。心浮，枪口就飘；心定，子弹就听话。我琢磨了一下，觉得这话比修车还深。

射击训练结束后，我的名字在新兵中间传开了。有人给我起了外号，叫“李修车”，又因为这个外号，有人开始拿着坏掉的东西找我修：谁的皮带扣松了，谁的军靴开胶了，谁的暖水壶不保温了。我晚上没事，就拿针线、胶皮、铁片，修修补补。连部文书知道了，让我修半自动化的油印机。我拆开一看，齿轮卡了，用砂纸磨了磨，加点润滑油，又转起来了。文书小陈高兴坏了，说：“以后连部勤务，我给你美言。”我说：“你少让我抄条令就行。”他哈哈笑。

元旦前两天，全连会餐。食堂里用两张长条桌拼在一起，上头摆着蒜泥白肉、酱肘子、油炸花生米、猪肉炖粉条和两大盘冻梨。老高那台柴油发电机“突突”地响着，灯泡亮得刺眼。赵连长站起来，端着一碗凉白开，说：“这一年，三连训练没掉队，生产没落下，新老兵团结，没出一桩事故。来，以水代酒，干了！”大家“嗷”一嗓子，碰碗声“叮当”响。王铁柱用筷子敲着碗边，小声跟我说：“你别喝多，晚上还得站哨。”我点头。其实我喝的是凉白开，连碗边都没沾酒味儿。

那晚站哨，是元旦前最后一班，我和周海涛。夜里气温降得吓人，零下三十二度。我俩裹着羊皮大衣，戴着棉帽和防寒面罩，站在营区西南角。雪地反着月光，白得透明。周海涛跺脚，小声说：“李建国，你想家不？”我呼出一口白气，说：“想。”他问：“想谁？”我没说话。他自顾自说：“我想我妈，想她包的酸汤水饺，韭菜鸡蛋馅的，蘸上油泼辣子，香得很。”我“嗯”了一声。

过了一会儿，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东西，塞到我手里。我低头一看，是一块硬邦邦的芝麻糖，用塑料纸包着，已经压得变形。他说：“我过生日，班长给的。分你一半。”我掰开，一人半块，塞进嘴里。糖很硬，甜味一点点化开，混着芝麻香。我嚼着糖，抬头看星星。大兴安岭的星星又多又密，像谁打翻了一篮子碎冰。风从白桦林那边刮过来，呜呜地响，像从老家房顶走过的声音。

我想起有一年除夕，修车铺关门晚，我爸还在修一台手扶拖拉机。满手油污，冻得裂口，连饺子都包不了。我妈把饺子煮好，端到铺子里，放在工具箱上。我爸埋着头，不吃，说：“这个活儿再有两小时，修完就回。”我坐在旁边，看他的后脑勺，头发已经白了一块。后来饺子凉了，他修完了，拿油乎乎的手抓了一个，蘸了点醋，一口吞下去，说：“香。”我妈在旁边看着，又气又笑。

那时候我不懂他为什么非要把车修好，等一天不行吗。后来我懂了。修车铺门口停着的是人家一家老小过年的指望，车修不好，人家的团圆饭就吃不成。我爸不是不饿，是心里头有比吃饭更重的东西。

哨位上的风更大了。周海涛往我身边靠了靠，小声问：“李建国，你说人活着，到底图个啥？”我想了想，说：“图个踏实。白天有活干，晚上睡得着，家里有个人等，心里有把火。”周海涛“嗯”了一声，不说话了。

远处，营区门口的灯亮着，像一颗冻在夜色里的黄杏。我握紧手里的枪，肩窝抵着枪托，像抵着一块冰。可我心里明白，再冷的天，只要心里那把火不灭，人就冻不死。

那把火，是从修车铺的油泥里点起来的，是我妈搓我手时掉的眼泪浇起来的，是我爸砍了槐树给我凑路费时蹲在树墩上抽烟时烧起来的。到了部队，被王铁柱那一声吼，被赵连长那一拍，被周海涛那半块芝麻糖，被刘大壮那两个烤土豆，一点点续着。

它不旺，可也从来没灭过。

元旦过后，射击小组组建，我进去了。十个人的队伍，七个老兵，三个新兵。我是新兵里唯一一个被赵连长亲自点名的。那天傍晚，我去连部报道，推开门，赵振国正坐在桌前看训练计划，煤油炉子上烧着一壶水，咕嘟咕嘟冒泡。他抬头看我一眼：“来了？坐。”

我坐下，手搭在膝盖上。他递给我一张表格，说：“明天开始，每天下午四点，靶场后山，小组训练。你负责校枪。”我愣了：“连长，我没校过枪。”他笑：“修柴油机的手，校个枪还难？你当兵不会修，我让你来干啥？”

我张了张嘴，没话。他收起笑，眼神认真起来：“李建国，你是个苗子，可苗子不修不成材。枪法要有，体能要有，脑子还要够用。年底师里比武，五连放了话，要压咱们三连一头。你新兵一个，我不多要求，至少拿一个单项名次回来。行不行？”

水开了。蒸汽顶得壶盖“当当”响。我站起来，大声说：“行。”

赵振国点头，提壶倒水，白气在两人之间弥漫开。窗外的白桦林在风里摇晃，枝条上挂着雪，像一条条白色的鞭子，抽打着灰蒙蒙的天空。

我走出连部，天已经半黑。远处，那台柴油发电机还在“突突”地转，声音稳稳当当，像一句没说完的话。我攥了攥拳头，指节“咔”地响了一声。

在部队，活得像一台柴油机，有人修你，有人用你，有人等着你吼出声来。而我，刚刚被拧紧了第一颗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