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上海华东医院病房内，李立英俯身靠近贺子珍，听见了嫂子临终前最清楚的一句话。那时的贺子珍正在发烧，身体虚弱，已经很难连续说话，但神志依旧清醒。她看见亲人来到身边，嘴唇轻轻动了动，显然有话要交代。
李立英是贺敏学的妻子，也是贺子珍多年的嫂子。按年龄和革命资历，她一直称贺子珍为“大姐”。两人相识于1947年，后来在上海相处多年，关系早已超出一般亲属。
那次探望，是贺小平从外地出差回来后发现姑妈病情严重，立即通知父母赶到上海。贺小平从小便和姑妈亲近，许多年来，她承担了照料和陪伴的责任。看到贺子珍高烧不退、面色潮红，她心里很不安，担心亲人来不及见上最后一面。
病房外，贺敏学向医生询问病情；病房内，李立英守在贺子珍身旁。贺子珍虽然浑身无力，思维却并不混乱。她努力张了张嘴，似乎想把话说出来。
李立英赶紧把耳朵凑近，轻声问：“大姐，你想说什么？”
贺子珍停顿了片刻，艰难地说：“嫂子，我可能不行了！”
这句话分量很重。李立英握住她的手，立即安慰道：“别这么想，慢慢治，会好起来的。”贺子珍没有再多说，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多年病痛，使她对自己的身体变化十分敏感。早年革命战争留下的伤病，加上中风后的长期卧床，以及肝炎、糖尿病等问题，使她的身体一直处在脆弱状态。特别是进入1984年后，反复发烧成为最危险的信号。
医院采取了多种治疗措施。贺敏学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曾提出使用安宫牛黄丸，院方也结合病情予以处理。高烧一度退下去，家属以为局面或许能够稳定几天，谁也没有想到，病情很快再次恶化。
4月18日，贺子珍陷入昏迷，体温升至40摄氏度左右。医护人员不断抢救，家属也守在病房外等待消息。那一刻，所有人都明白，事情已经不是普通的发热，而是生命正在接近尽头。
4月19日，贺子珍的心跳逐渐减慢，心电图上的波形最终归于平直。李敏赶到病床前，悲痛难抑；孔令华以及贺小平等亲属，也久久无法接受这个结果。贺子珍终年75岁。
她的一生，几乎与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岁月相连。井冈山时期，她曾在枪林弹雨中活动，被称为“双枪女战士”。长征和陕北岁月中，她也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险。战争带来的伤痛，并不会随着硝烟散去，往往会在晚年集中显现。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人直到1979年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后，才知道这位曾经活跃在革命队伍中的女同志仍然健在。消息公开后，各地有人写信、打电话询问她的情况。那些信件未必都能送到她手中，却说明她并没有被人遗忘。
贺子珍晚年生活低调，身体状况也不适合公开活动。她曾到北京瞻仰毛泽东遗容，这段经历对她和家人而言意义特殊。对于一个长期承受病痛、又很少向外界诉说内心的人来说，能够完成这份心愿，或许已经十分难得。
后事如何安排，家属没有擅自决定。贺敏学和李立英先与上海方面沟通，随后再向中央请示。贺子珍是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者，她的身后事自然受到重视。
按照有关安排，贺子珍遗体火化，骨灰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李敏和孔令华护送骨灰前往安放地点，孔淑静也特意陪同。亲人们知道，李敏承受的打击太大，身边多一个人，就能少一分孤单。
安放骨灰后，李敏夫妇回到家中，电话接连响起。来电者中有贺子珍的老战友，也有许多熟悉她的老同志。有人询问后事，有人表达哀悼，还有人专程赶到八宝山悼念。
这些来电和身影，让李敏再次落泪。母亲的一生经历过战争、伤病和长期沉默，去世后仍有许多人记得她，牵挂她。那份迟来的、来自四面八方的追思，最终汇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方骨灰安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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