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31日凌晨，云南老山前线，刚完成换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7军迎来了越军的突然进攻。天还没亮，越军一个加强团约两千人向那拉方向展开攻击，老山、八里河东山一带很快被枪炮声笼罩。
这次战斗并不是普通的阵地袭扰。越南方面把它列为“M—1”作战行动，投入了第313师、第356师部分兵力，以及炮兵、高射炮兵、特工和侦察部队。越军的意图很明确：趁中国军队换防之际，集中兵力撕开一道口子，夺取阵地，再以战果证明自己仍有反击能力。
但战场并没有按照越军设想发展。
经过1984年老山、松毛岭一带的持续作战，中国军队已经摸清了越军的惯用打法。越军也意识到，过去那种依靠步兵密集冲击、炮火伴随推进的战术，很难承受中国军队的猛烈炮火，于是改用土工作业和坑道掘进，试图把进攻部队藏在地下，避开炮火杀伤。
一时间，越南一侧大小青山北坡修起大量坑道和炮位，部分坑道不断向中国阵地靠近。前沿官兵甚至能够听见对面施工的动静，有些坑道距离中国阵地只有几十米。距离太近，重炮不便使用，战斗被压缩到了手榴弹、机枪和爆破筒的范围内。
中国军队的应对也随之改变。炮火侦察、工兵力量被加强到基层阵地，前沿步兵班排获得更直接的火力支援。对那些隐蔽的坑道口，部队不再单纯等待炮火解决，而是组织小分队抵近侦察，寻找入口，实施爆破，并在通道附近设置障碍和雷场。
阵地也被重新整理。第一道、第二道堑壕之间只保留必要通路，其余位置加设障碍；隐蔽部和坑道内补充火力，即使表面阵地遭到突破，后方仍能继续射击。说得直白些，越军想靠坑道接近，中国守军就把每一段接近路线都变成了险路。
5月31日的进攻持续了数日。越军一度攻占211高地部分哨位，但始终没有形成突破。中国军队凭借预设阵地、炮火协同和近距离反击，逐步切断越军的后续支援。到6月初，越军攻势基本受挫，人员和装备损失严重，老山主阵地仍掌握在中国军队手中。
这场战斗的意义，不只在于丢了几处哨位或伤亡多少人。越军原本想用新战术抵消中国军队的火力优势，结果却发现，坑道只能减少损失，并不能自动带来胜利。只要无法解决侦察、火力、工事和后续补给之间的配合，部队钻进地下，反而容易被分割、封锁。
有意思的是，军事失利很快传导到了外交层面。
1985年11月，越南总理范文同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谈到越中关系，表示越南方面一直在寻求恢复两国关系，但中国没有表现出相应善意。这番话被外界广泛注意，因为它不像过去那样强调对抗，而是在释放缓和信号。
不过，“希望恢复关系”和真正解决问题，并不是一回事。
中越关系恶化，根源在于越南长期对柬埔寨的军事占领、在老挝和东南亚推行地区扩张，以及不断在中越边境制造武装冲突。越南希望改善处境，却不愿立即放弃既有地区战略；希望中国停止军事压力，又不愿先作出足够明确的政治和军事调整。这样的“示弱”，自然很难换来中国立即回应。
范文同在越南领导层中属于较早接触中国事务的人物。他的表态，更多像是在试探国际舆论，也是在给河内留下转圜空间。越南并非没有意识到继续对抗的代价，只是党内不同派别对是否调整路线、如何处理柬埔寨问题，始终存在分歧。
黎笋集团此时也面临内部压力。长期战争、经济困难和外交孤立，使越南领导层难以继续维持强硬姿态。1985年，阮文灵重新进入越南政治局，说明党内已经有人准备重新讨论经济和对外政策。只是黎笋仍在世时，权力格局并未立即改变。
中国方面没有因为一句采访表态就改变边境政策。前线原则也很清楚：越军不主动进攻，解放军不扩大冲突；越军炮火越过边境，便予以坚决反击。外交场合可以留下余地，阵地上的警戒却不能松动。
1986年7月10日，黎笋病逝，长征接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同年12月，越共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阮文灵成为新的核心人物，越南开始推行“革新”路线。对外政策也逐步调整，尤其是柬埔寨问题成为关系转向的关键。
越南真正从柬埔寨撤军是在1989年，随后中越双方经过接触与谈判，于1991年实现关系正常化。范文同当年所说的“恢复关系”，并没有立刻变成现实；老山前线的炮声，也没有因为一句话就停下来。娱乐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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