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下旬，河北保定至西柏坡一线，傅作义秘密调动华北部队，准备趁解放军主力投入辽沈战役之际，突然袭击中共中央所在地。
这次行动看似突然，实际上是蒋介石和傅作义共同策划的“霹雳作战”。蒋介石认为，东北战场牵制了解放军大批主力，华北后方相对空虚，正好集中兵力，直捣石家庄和平山县西柏坡。
西柏坡并不是一座坚固的大城市。村庄周围山岭起伏，中央机关分散办公，守卫力量也没有外界想象得那么庞大。傅作义判断，只要行动够快，便有可能在华北军区完成反应之前，摧毁中共中央机关。
但他忽略了一件事：解放战争打到这个阶段，战场上的较量，已经不只是枪炮和兵力的较量，也包括情报、判断以及军心的较量。
10月23日，华北“剿总”在北平召开秘密会议，决定以第九十四军、新编骑兵第四师等部担任突击力量，另以部队负责策应。参战兵力对外称为“援晋兵团”，真正的目标却是石家庄、阜平和平山一带，西柏坡是其中最重要的目标。
到10月26日，参加行动的部队陆续在保定集结。突击部队有六万余人，加上担任策应的第三十五军、第十六军等部，号称十二万大军。部队携带大量弹药、炸药和汽车，计划在夜色掩护下快速南下，10月28日拂晓发起攻击。
为了保密，许多官兵直到进入出发地域，仍不知道自己的真正任务。傅作义方面自以为封锁严密，甚至认为解放区不可能提前得到准确消息。
有意思的是，就在部队尚未发动进攻时，新华社已经公开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文章《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
文章中不仅点出了敌军可能从保定南下，还写出了第九十四军、新编骑兵第四师以及骑兵第十二旅等番号，并提到了郑挺锋、刘春芳、鄂友三等指挥官。
这不是泛泛而谈的战况分析，而是把傅作义苦心隐藏的行动，直接摆到了公众面前。文章还提醒地方干部和群众，准备对付骑兵，动员民兵和地方武装，采取诱敌深入、集中歼灭的办法。
消息传到国民党军内部，震动相当明显。副总指挥刘化南看完后感叹：“部队还没有出发，对方已经全部知道，这次恐怕有去路，无回路。”
刘春方也连续发电，认为解放区已经有所准备，请求重新考虑行动。前线将领的担心，并非没有根据。解放军虽然在西柏坡附近兵力有限，但华北野战部队正在迅速回援，地方武装也开始行动，所谓“突然袭击”已经失去了最关键的突然性。
几天后，新华社又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评论《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这篇文章的语气明显更为尖锐，直接指出蒋介石在东北战场接连损失重兵，却又把傅作义推到前面冒险。
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令傅作义极为不安的问题：华北主力被调出去进攻石家庄，北平、通州和平绥铁路东段的防务是否会因此空虚？
这句话的分量很重。傅作义原本是想利用解放军后方空虚发动突袭，毛泽东却反过来提醒他，自己的后方同样存在危险。尤其辽沈战役正在改变全国战局，东北国民党军已陷入败局，傅作义不能不考虑北平这座城市的安危。
傅作义曾长期在华北作战，对晋察冀解放军的战斗力并不陌生。1947年清风店战役，国民党第九十七军被歼；同年11月，石家庄解放，国民党军在华北的重要城市防线被打破。聂荣臻指挥的晋察冀部队，绝不是可以任意突破的地方部队。
更关键的是，这次计划并未真正瞒过中共中央。相关史料显示，情报至少来自多条渠道：华北“剿总”参谋机构中的地下人员掌握了作战命令；北平报界和地方关系传出了部队集结情况；国民党联勤系统内部有人报告炸药和军列调动；石家庄情报站的地下党员也截获了有关进攻计划的密电。
这些情报互相印证，使中共中央能够判断敌军的兵力、目标和大致行动时间。毛泽东面对的确实是一场“空城计”，但并不是毫无准备地坐等敌人上门，而是在情报支撑下，主动制造敌军的疑虑。
10月26日起，华北军区命令部队回援。第七纵队被调往保定以南，在新乐、正定之间布防；第三纵队则轻装急进，要求尽快赶到满城一线。郑维山奉命统一指挥相关部队，准备阻击南下之敌。
到了10月31日凌晨，第三纵队赶到沙河以北地区，解放军已经抢先构筑了防线。傅作义部原本希望用汽车和骑兵迅速突破，面对提前展开的阻击力量，行动风险陡然增加。
此时，战场形势也在继续恶化。辽沈战役接近尾声，东北国民党军的失败已无法挽回。傅作义若把大批精锐压到石家庄方向，一旦突击受阻，北平就可能暴露在解放军的反击面前。
据有关回忆，傅作义听到新华社广播后，情绪十分低落，曾长时间闭门不出。那两篇文章像两记重击：一篇揭穿行动，一篇动摇信心。最终，他下令部队撤回保定，筹划多日的“霹雳作战”未能真正打响。
这场行动没有演变成大规模决战，却暴露出国民党军队当时的困境：兵力看似庞大，内部却缺乏信任；命令层层下达，机密却不断外泄；将领想靠一次奇袭扭转局势，最终反而被对手用情报和心理战逼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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