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刀王五收尸谭嗣同后，自己落得什么下场？|大刀王五|收尸|武艺|谭嗣同|霍元甲

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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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古英雄皆寂寞，最是侠义动人心。”

1898年9月28日，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的刑场上，六颗人头滚落。其中一颗属于谭嗣同，这位33岁的湖南浏阳人，在临刑前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当时没人敢为这六位戊戌六君子收尸。但当天深夜，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汉子冒着杀头的危险，用芦苇盖上谭嗣同的遗体，扛起它消失在北京的胡同里。这个汉子就是王五，江湖人称大刀王五。

两年后，王五自己的头颅也被砍下，挂在了宣武门的城楼上。

一个为谭嗣同收尸的侠客，自己后来也被砍头示众，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悲剧人物～

镖局里的江湖规矩

1879年，35岁的王五在北京前门外西半壁街13号院挂起了一块金字招牌——源顺镖局。

王五本名王正谊，字子斌，1844年出生于河北沧州的一个回族家庭。沧州自古是武术之乡，王五拜当地著名武师李凤岗为师，练就了一手纯熟的刀法。因为他在师门中排行第五，江湖人称小五子，又因善用百斤重的鬼头大刀，得名大刀王五。

源顺镖局很快在京城打响了名号。它的势力范围很广，北到山海关，南到清江浦，都是王五的地盘。梁启超后来在《饮冰室诗话》中这样记载：王五为幽燕大侠，以保镖为业。其势力范围，北及山海关，南及清江浦，生平以除强扶弱为事。

那个年代的镖局，干的不是现在保安公司的活儿。清朝的金融体系还很原始，票号、钱庄虽然已经承担了大量异地汇兑业务，但大宗银两的押运仍然需要镖局。王五凭着一把大刀和一帮兄弟，在江湖上立住了脚。他的镖局不仅有生意，更有规矩——除强扶弱，劫富济贫。

老百姓敬重你，官府也要让你三分。源顺镖局很快在京城打响了名号，王五也成了京师武林的名侠。

那时候的王五，日子过得滋润。他有名望，有产业，有兄弟，在他熟悉的江湖规则里游刃有余。他可能以为自己会一直这样过下去，开镖局，收徒弟，当一个受人敬仰的江湖前辈。

但时代变了。

想要营救谭嗣同的镖师

1898年，戊戌变法。

这场变法的核心人物之一就是谭嗣同。这位湖南浏阳人不仅是维新派的思想家，还是王五的好友。有说法称谭嗣同曾拜王五为师学习武艺，不管真假，两人的关系确实非同寻常。

变法失败了。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帝被软禁，维新派大员被捕。谭嗣同本来有机会逃走，但他选择了留下。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

9月28日，谭嗣同和其他五位维新派人士被押往菜市口刑场。王五得知消息后，想要营救谭嗣同。笔记中有记载说王五曾试图救谭嗣同，但具体怎么救的，史料里没有详细记载。

那天下午，谭嗣同的人头滚落在菜市口的刑场上。围观的人群中，有人叫好，有人沉默，但没有人敢上前收尸。谁都知道，这是朝廷的钦犯，谁碰谁就是同谋。

天黑之后，王五来了。

他用芦苇把谭嗣同的遗体盖上，趁夜扛起它，穿过北京的胡同。谭嗣同在北京与浏阳会馆关系密切，他的身后停灵、收殓等事通常与浏阳会馆有关。王五参与了收尸这件事。

这事儿传开后，京城的百姓无不敬佩。王五的义气名声更响了。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这件事背后，有一个时代正在悄无声息地翻篇。传统的江湖规则——讲义气、重然诺、轻生死——在新的政治斗争面前，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王五可以为一个朋友冒死收尸，但他救不了这场变法，也救不了他自己。

武艺在洋枪面前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兴起。

这场运动的口号是扶清灭洋，要把洋人赶出中国。王五卷入了这场排外运动。史料记载他与洋人为敌，但具体是否正式加入义和团，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

在那个年代，这看起来是个很自然的选择。洋人欺负中国太厉害了，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老百姓憋了一肚子火，现在有人站出来要打洋人，当然要支持。

王五可能以为，凭着自己的武艺和江湖经验，对抗洋人不成问题。他的大刀功夫在江湖上是有名的，他带的兄弟也都是练家子。

但他错了。这不是江湖决斗，这是近代战争。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他们手里的不是大刀长矛，是洋枪洋炮。义和团的神功玄学在实打实的枪炮面前毫无用处。王五日以杀此辈为事，带着人和联军巷战，但结果只能是寡不敌众。

关于王五的死，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是被汉奸告密，被清政府逮捕，枪杀于前门外东河沿；另一种说他是被德军枪杀于西河沿。不管是哪种，这位传统武师都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结束了生命。

更惨的是他的身后事。

王五被杀后，头颅被砍下，挂在了北京宣武门的城楼上示众。官兵日夜看守，不允许任何人靠近收尸。曾经敢为谭嗣同收尸的王五，现在连自己都无人敢收。

那个时代的传统武术阶层，就像王五一样，在近代化的巨变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他们赖以生存的镖局业，在银行和现代金融体系兴起后逐渐没落。他们引以为傲的武艺，在洋枪洋炮面前过时了。他们坚守的侠义观念，在新的政治秩序里成了笑话。

王五卷入排外运动，不是为了个人功名，而是出于一种朴素的家国情怀。但他这种情怀，在近代中国转型的当口，已经找不到合适的位置了。

他不是死于个人的选择错误，而是死于一个时代的终结。

挂在城门上的头颅

王五的头颅在宣武门城楼上挂了很多天。风吹日晒，它开始腐烂。

北京城里，有人同情，有人敬佩，但没有人敢去收尸。谁去收，谁就是和朝廷作对，就是和洋人作对。

就在这个时候，身在天津的霍元甲听到了消息。

霍元甲比王五小24岁，当时还不是后来那个大名鼎鼎的津门大侠。两人的关系在正史中没有详细记载。霍元甲听说后，连夜只身进京。

那天夜里，霍元甲来到宣武门城楼。关于他是否取下了王五的头颅，正史和严肃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这主要是后世武侠故事和民间传说的演绎。

这事儿在当时传开后，无人不佩服。

但很少有人想过，为什么最终收尸的是霍元甲，而不是王五的其他兄弟，不是源顺镖局的那些镖师？可能是因为，在那个时候，连王五最亲近的人都不敢触碰这个政治禁忌。

王五的悲剧，不是他个人做错了什么。他从一开始就是个讲义气、重情义的人——为谭嗣同收尸，为抗击洋人而战，每一步都符合传统江湖的价值观念。他的错，只是生在了一个错误的时代。

那个时代，旧的规则正在失效，新的规则还没有完全建立。传统武术阶层夹在中间，既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看不到未来的方向。他们有的像王五一样，试图用旧的方式应对新的挑战，结果撞得头破血流；有的像霍元甲一样，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后来霍元甲参与创办精武体育会，强国强种成为精武会的重要宗旨之一，就是传统武术在近代化转型中的一次自觉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