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初，湘西白马山，解放军押着一名矮胖男子走进军部。他穿着破旧，满脸惶恐，自称张新雄，只是被裹挟进土匪队伍的普通头目。可审讯人员很快认出，这个人并不简单，他就是曾三次从我军手中脱身的张楚雄。
张楚雄的“逃”，并非每一次都靠武力。更准确地说，他靠的是伪装、欺骗，以及战乱中一度存在的管理漏洞。这个人最危险的地方，不在于能打，而在于善于观察人心，见风使舵。
他的早年经历，已经决定了后来的人生方向。张楚雄是湖南长沙人，出身破落地主家庭。1927年，他进入许克祥部队任连长，参与了长沙“马日事变”中的反革命行动，手上沾有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血。
后来，他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被红军俘虏。按照当时对俘虏的政策，只要表示愿意改过自新，通常可以给予宽大处理。张楚雄看准这一点，摆出悔过姿态，获释回到长沙。
但他并没有真正改变。
回城后，他先做打手和钱庄保镖，凭借凶狠蛮横的作风混迹市井。不久，长沙特务机关注意到他早年的反共经历，便将他吸收过去。穿上特务的外衣后，他又与商人勾结，参与走私和贩毒。
有意思的是，湘西一带虽然道路险恶、土匪横行，却成了张楚雄活动的重要通道。他熟悉地方关系，也认识不少旧日同僚。一次走私途中，队伍遭遇土匪拦截，同行商人吓得不敢说话，张楚雄却很镇定。原来，土匪头目是他从前的部下，也是他的堂侄。
这层关系让他不仅免于被劫，还进一步钻进了土匪网络。此后，他在特务、流氓、伪军官和土匪之间来回转换，哪里有利可图，便往哪里靠。监视进步人士、破坏学生运动、搜捕共产党人，都是他曾经做过的事情。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急于向东北扩张，四处搜罗所谓“反共能手”。张楚雄借机北上，担任保安团长，却很快在东北被解放军俘虏。这是他第二次落入我军手中。
押送途中，他发现队伍里有几名湖南籍战士，便主动套近乎。聊天中，他摸清这些人刚从国民党军队转入解放军不久，政治觉悟和组织纪律意识还不够牢固。
张楚雄没有急着行动，而是不断讲乡情、谈前途，暗中挑拨。他对几人说：“跟着我走，总比进俘虏训练团强。”这类话听起来直白，却击中了对方思想不稳的弱点。
一天深夜，张楚雄纠集这几名战士，带着一挺机枪和三支步枪向南逃走。押送部队随后进行了检查和总结。这次脱逃，靠的不是他有多大本领，而是他利用了个别人员思想松懈和警戒失误。
逃回长春后，他没有承认自己是从押送途中逃跑，反而编造出一套“突围英雄”的故事，声称自己冲破解放军层层阻击，杀出重围。国民党方面竟然顺势包装，将他宣传成“反共英雄”，还让他到各地演讲，甚至安排电台为其造势。
一个战俘转眼成了宣传样板，足见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已经到了什么程度。杜聿明还曾接见并宴请张楚雄，使这场荒唐的宣传更加升级。
不过，张楚雄也明白，所谓英雄身份并不能真正改变战场形势。此后他尽量躲避第一线作战，能退就退，能藏就藏。1948年辽沈战役中，他再次被解放军俘虏。
这一次，东北战场俘虏数量极大，甄别工作十分繁重。张楚雄换上破旧衣服，谎称自己只是被国民党抓来做饭的普通士兵。由于身份混杂、人员众多，他又一次蒙混过关，脱离了管控。
回到湖南后，他直奔湘西，投靠堂侄张得功控制的土匪队伍，并改名张新雄。身份一变，旧习未改。他带人抢劫财物、拦截车辆、杀人放火，继续以暴力维持山寨势力。
但湘西剿匪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土匪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1951年初，解放军在白马山围歼张新雄部，将其活捉。押送时，他又试图故技重施，向身边的湖南籍战士套近乎，想靠花言巧语寻找缺口。
这次，押送人员早有防备，没有给他可乘之机。到了军部，他又跪地哭诉，声称过去走错了路，愿意重新做人。审讯人员没有被表面姿态影响，而是根据其经历、口音和供述漏洞，确认张新雄就是旧日的张楚雄。
面对证据，他仍不断编造说法，但相关罪行很快被逐项查清。湘西行政公署人民法院随后发布布告，认定其长期反共反人民，曾任反动军官、特务和匪首，并在东北逃脱后重新回湘西为匪。
张楚雄被捕三天后，法院依法判处其死刑，验明正身后执行枪决。这个曾三次靠欺骗脱身、又三次改换身份的人，最终没有再从审判和法律制裁中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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