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6月11日，北京城南新世界游艺场，陈独秀手里拿着一叠传单，向人群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这位当时40岁的文人，已经不是只在书斋里谈思想的教授，而是把自己的判断直接推向街头。

宣言提出收回山东主权、惩办卖国官僚、保障市民集会和言论自由等要求。陈独秀很清楚，这样做可能被捕。有人劝他暂避风头，他只说：“公理不会自己伸张。”当天，他被北洋政府逮捕，直到9月16日才获释。

这件小事，正好说明陈独秀的性格：敢说，也敢做；判断有时激烈，行动却从不拖泥带水。毛泽东后来称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并非只因为他写文章有名，更因为他把报刊、学校和社会运动连接到了一起。

陈独秀生于1879年10月9日，安徽怀宁人。甲午战争后的民族危机、戊戌变法的失败以及八国联军侵华，连续冲击着他的思想。1901年至1915年间，他多次赴日本求学或避难，逐渐从传统士人转向激进的民主革命者。

1904年，他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用白话文介绍时政、传播新知。1905年，他又组织岳王会，带有明显的革命色彩。辛亥革命后，他担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并参加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这些经历，让他看到政治革命的必要，也看到了单靠改朝换代并不能改变社会基础。

真正使陈独秀声名远播的，是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翌年，刊物改名《新青年》。他提出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迷信和封建礼教，主张个性解放与白话文学。

“德先生”和“赛先生”，在当时并不是时髦口号，而是对旧秩序的正面冲击。陈独秀写道，只有民主和科学，才能救治中国政治、道德、学术和思想上的黑暗。《新青年》由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许多青年第一次接触到不同于传统经史的思想。

毛泽东当时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他后来回忆，自己读《新青年》时，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陈独秀一度成为他的楷模。这个影响并不局限于个人阅读，它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思想条件。

1917年1月，蔡元培聘请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往北京，箭杆胡同9号的寓所，常有李大钊、鲁迅等人往来。1918年12月，陈独秀与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持续揭露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迅速抓住了运动的核心。他不再满足于知识界的呼吁，而是强调“直接行动”，主张让学生、商人、工人等社会力量参与政治。毛泽东评价说，陈独秀“创造了党，有功劳”，这句话指向的正是他从思想启蒙走向组织建党的转变。

1920年，陈独秀秘密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抵达后，他深入码头、工厂和劳动团体，创办《劳动界》《伙友》等刊物，向工人介绍马克思主义。5月1日，上海五千多名工人举行集会，陈独秀参与筹备并担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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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老渔阳里2号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它后来成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的重要联络中心。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陈独秀因在广州未能出席，却被大会选为中央局书记。

建党初期，他主持中央工作，参与推动民主革命纲领、国共合作和工农运动。中共二大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共三大确定国共合作方针，中共四大进一步讨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陈独秀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功劳不能替代责任。1926年至1927年，国民党右派势力迅速膨胀，统一战线内部矛盾加剧。受共产国际指示和复杂局势影响，陈独秀在关键时刻采取妥协退让，对武装力量和群众斗争的准备不足。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负有重要责任。

1927年7月12日，陈独秀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1929年，他因组织托派反对派被开除出党。此后，他的政治主张逐渐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最终也没有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轨道。

然而，他并未因此放弃民族立场。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发表文章反对蒋介石对帝国主义妥协，主张抗日救国。1932年10月，他在上海被捕，被判刑13年。面对指控，他说：“予固无罪，罪在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陈独秀获释。国民党方面曾请他担任政府职务，也曾试图资助他另立党派，均被拒绝。1938年，他到四川江津生活，直到1942年5月病逝。

毛泽东曾说：“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这句话并没有抹去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的错误，也没有把他塑造成毫无缺点的英雄。它要求后人把这个人放回具体时代：看见他发动思想启蒙、推动五四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贡献，也看见他在革命转折关头的判断失误与政治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