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亲角看见初恋，当晚我们同居了
他鬓角白了，手里举着张皱巴巴的征婚启事，上面写着：寻妻，要求能一起跳广场舞。
我走过去撕了他的纸，他抬头看我，眼眶突然红了。
当晚他拎着个编织袋站在我家门口：“我没地方去了。”
我让他进了门。
夜里他睡在客房，我听见他压抑的哭声。
第二天早上，我发现他把我三十年前送他的平安符缝在了枕头内侧。
他说：“这些年，我每天枕着它才睡得着。”
后来我才知道，他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医生说他只有三到五年的时间。
他怕忘了我，才拼命在相亲角找我。
五十六岁生日那天，我对着镜子拔掉一根新长出来的白头发，才惊觉自己已经绝经整整六年。窗外的桂花香得发腻，和三十年前学校后山那棵老桂树一个味道。
女儿陈晨打来电话，说妈，生日快乐，我和明远周末带聪聪回去看你。我说好，挂了电话，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冰箱压缩机嗡嗡的响动。
小区里的刘姐上周又去了公园相亲角，回来兴冲冲跟我比划，说老赵头那儿新来个退休教师，看着斯文，就是眼袋大了点。我笑着听，手里剥着毛豆，指甲缝里全是绿的。
我五十六了，没打算找。陈晨她爸十五年前一场车祸走了，我一个人把陈晨拉扯大，看着她结婚生子，这辈子的任务就算是交了差。心死了，和更年期一起来的那年，就没再活泛过。可刘姐不死心，非拽着我去，说就当给她壮胆。我想着反正没事，去就去，看看现在老头儿都什么行情。
相亲角在老城区的人民公园，每个周六上午，梧桐树底下挤满了人。有举着自己儿子闺女简历的老头老太太，有本人亲自上阵的，还有来凑热闹的。纸板上写着年龄、职业、房产、退休金，跟二手车市场的价签似的。我一眼扫过去，心里发笑，觉得自己像是菜市场里等人挑拣的萝卜。
然后我就看见了他。
他站在一棵梧桐树下，阳光穿过叶子，在他花白的鬓角上洒下细碎的金。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夹克，袖口磨起了毛边，背脊微微佝偻着，和记忆里那个把白衬衫扎进黑西裤、身姿挺拔的少年判若两人。可他低头看手里纸张的眼神，那么安静，那么专注，像在端详一件易碎的瓷器。
我心脏猛地一收，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攥住了，呼吸都停了半拍。
许志明。
三十年没见的许志明。
我站在原地，脚下像生了根，动弹不得。人群在我身边挤来挤去，声音嘈杂得嗡嗡作响，可我都听不见了，眼里只剩下他。他老了，瘦了，眉宇间刻满了岁月的沟壑，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他手里举着一块硬纸板，边角卷曲着，上面用黑色马克笔写着几行字，有些字还洇了水迹。我鬼使神差地走近了几步，看清了内容。
“许志明，六十岁，身体健康，有房有退休金。寻老伴，要求能一起跳广场舞。”
最后那行字写得歪歪扭扭，和前面工整的笔迹不太一样，像是临时加上去的。
一起跳广场舞。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三十年前那个夜晚像一根生锈的钢针，猛地扎进我早已结痂的伤疤里。那晚他也说：“晓梅，等我们老了，天天晚上去跳广场舞，我给你扇扇子赶蚊子。”
骗子。
他抬头了。
就那么突然地、毫无预兆地抬起了头，目光穿过攒动的人群，直直地落在我脸上。他的手一抖，那张纸板掉在地上，被谁的脚踩了一下，留下半个灰脚印。
他看着我，眼睛一眨不眨，嘴唇微微张着，像是想说什么，又发不出声音。那双眼睛，我太熟悉了，眼尾的纹路再深，眼里的底色还是那股子温吞吞的倔。可此刻，那双眼睛突然红了，红得像要滴出血来，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就是不肯落下来。
周围有人好奇地看我们。我听见刘姐在旁边小声问：“晓梅，你认识啊？”
认识？何止认识。
我走过去，弯腰捡起那张被踩脏的纸板，在他面前站定。他比我高半个头，可我得仰着脸看他，脖子酸得很。我把纸板慢慢撕成两半，再撕成四片，碎片从他眼前纷纷扬扬地落下去，像一群灰白的蛾子。
他嘴唇抖了抖，发出两个破碎的音节：“晓……梅……”
“许志明，”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冷得像块冰，从牙缝里挤出来，“你他娘的还活着。”
他怔怔地看着我，突然笑了，眼泪却啪嗒啪嗒砸下来，砸在那些纸片碎屑上，洇出深色的圆点。
我们站在公园门口，刘姐识趣地先走了，临走前拍拍我的胳膊，小声说：“有事打电话。”我点点头，眼睛没离开许志明。
他老了，真老了。头发白了大半，鬓角几乎全白，脸上的皮肤松弛，颧骨凸显，下巴上有一道浅浅的疤，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他的手指绞着空荡荡的袖子口，指节粗大，虎口处有厚厚的老茧，指甲修剪得很短，有几个还带着黑泥。整个人像一棵被风霜打磨了太久的树，枝干还在，精气神却泄了大半。
“你这些年……”他开了口，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铁皮，“你还好吗？”
“好得很。”我盯着他，“你呢？我当你死了，当你在三十年前就死了。”
他低下头，嘴唇又抖起来，半天没说话。夕阳照在他脖子上，几根青筋突突跳着。
“你没去厂里报到？”我逼问他，声音高了起来，“那年说好一块儿去上海，我在车站等了你一天一夜，你人呢？你给我留了张破纸条，说对不起，说让我忘了你，然后人就没了。许志明，你凭什么？你凭什么让我忘了你？”
他浑身一震，像被我的话抽了一鞭子。他抬起眼，眼眶红得吓人，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晓梅，我……”
“你什么你！”我打断他，嗓子眼儿发紧，疼得厉害，“我找过你，你哥说你去了南方，我问遍了所有人，没人知道你去了哪儿。你知不知道那年我妈逼我嫁给陈建军，我跪在地上求她，说你一定会回来娶我，她信了，我也信了。可我等来的是什么？是你许志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他别开脸，胸口剧烈起伏着，喉结上下滚动。
我深吸一口气，把翻涌上来的酸楚硬生生压回去。三十年了，我以为自己早就忘了，可今天见了面，我才知道，那些恨，那些怨，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全都一点没少，全都在心里沤着，发酵着，稍微一碰，就疼得钻心。
“你现在跑来相亲角找老伴儿，还要求能跳广场舞，”我冷笑一声，“许志明，你倒是活得挺自在。”
他慢慢回过头来，看着我，眼里的泪光了愣是被他逼了回去。他张了张嘴，最后只说了一句：“晓梅，我……没去上海。我对不起你。”
说完他弯下腰，把地上的纸片一片一片捡起来，捏在手里，转身走了。他的背影在夕阳里拖得老长，脚步有些趔趄，左腿似乎不太利索，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
我就那么看着他走远，消失在公园门口熙熙攘攘的人流里，心里空荡荡的，像被人掏走了一块。
我以为这就完了。三十年前的旧账，今天当面翻了出来，该骂的骂了，该摔的摔了，从此以后，各走各路，老死不相往来。
可我没想到，当天晚上，他又来了。
我住在一个老小区的三楼，两室一厅，是陈晨她爸单位分的房子，后来房改买下来了。房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净，一个人住刚刚好。我买了生日蛋糕，不大，六寸的，插了根数字蜡烛“56”，没点。正准备给自己下碗长寿面，门铃响了。
我以为是刘姐来给我送她腌的酸豆角，一开门，愣住了。
许志明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个灰扑扑的编织袋，半旧不新，拉链坏了半截，用根细铁丝钩着。他换了一身衣服，还是那件蓝色夹克，里面多了件深灰色毛衣，领口松垮垮的。他头发有些乱，像是被风吹的，脸上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几乎是讨好的神情，看着我。
“你……”我一时语塞。
“我没地方去了。”他说，声音低低的，带着点鼻音，像个犯了错不知道怎么办的孩子，“旅馆太贵了，我……我回家看了眼，锁换了，进不去。”
“你回家？”我皱起眉，“你哪个家？”
他垂下眼，手指无意识地抠着编织袋的提手：“就是……原来那处房子。去年租约到了，我回来续，发现……嗯，就是进不去了。”
我听得云里雾里，但看他那副样子，又不像说假话。他整个人缩在门框边上，肩胛骨把夹克顶出两个小小的尖角，晚风吹过来，他吸了吸鼻子，好像有点冷。
我该把门摔上的。真的，我该摔门，然后从猫眼里看着他走，从此再也不见。
可我没有。
我让开身子，说：“进来吧。”
他先是愣住了，然后眼睛里亮了一下，那种亮光，我三十年没见过了。他点点头，迈过门槛，步伐有些犹豫，像是怕惊扰到什么。他在玄关处站定，低头看着自己脚上那双灰扑扑的运动鞋，没敢动。
“换拖鞋。”我指了指鞋架，最上面那双深蓝色的拖鞋是给陈晨爸以前准备的，从没穿过。
他“哦”了一声，放下编织袋，弯腰去解鞋带。他的动作很慢，左腿似乎不太敢用力，站不稳，一只手下意识扶住墙。我这才发现，他左脚的鞋跟磨损得特别厉害，鞋底外侧比里侧薄了快一半。
“腿怎么了？”我忍不住问。
他愣了一下，抬头看我一眼，又很快低下去：“没事，老毛病了。那年……出了点小事故。”
我没再问，心里却咯噔一下。
他换上拖鞋，跟着我进了客厅。他打量着屋子，目光掠过墙上的全家福、电视柜上的绿萝、沙发扶手上陈晨扔下的毛绒玩具，最后落在那张全家福上，停了几秒。
“这是你女儿？”他轻声问。
“嗯，陈晨。今年二十八了，儿子都三岁了。”
他点点头，没再说话，只是看着照片里的陈晨，眼神柔软又复杂，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
我给他倒了杯热水，放在茶几上。他在沙发上坐下来，坐得很浅，只占了三分之一的位置，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个第一天上门的新女婿。
“吃饭了吗？”我问。
他摇摇头。
我去厨房给他下了碗面，西红柿鸡蛋面，多放了点香油。他端着碗，热气蒸腾上来，模糊了他的脸。他低头吃面，吃得很慢，很仔细，每一口都嚼很久才咽下去。吃到一半，他停下来，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
“晓梅，你做的面，还和以前一样香。”
我别过脸去，没说话。
那天夜里，我把他安排在客房里。那屋子本来是给聪聪来的时候准备的，有张小床，铺着卡通床单。他进了门，把编织袋放在地上，站在床边手足无措了一会儿，像是不知道该坐还是该站。
我给他拿了床新被子和一个枕头，枕头芯是荞麦皮的，我妈以前做的，一直没用过。他说了声谢谢，声音有点闷。
我关上门，回了自己房间。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隔壁房间静得出奇，静得让我心慌。我翻来覆去，脑子乱成一团浆糊，一会儿是三十年前火车站那个空荡荡的月台，一会儿是今天下午相亲角他通红的眼睛，一会儿又是门口他拎着编织袋站在那里，可怜巴巴地说“我没地方去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要睡着的时候，听见隔壁传来一阵压抑的、极轻的呜咽声。
像是什么动物受了重伤，躲在洞穴深处，独自舔舐伤口时发出的声音。
我一下子清醒了，躺在床上，一动不敢动，听着那声音断断续续地传过来，被枕头蒙着，又被他死死咬着嘴唇吞下去大半，却还是漏出来一些。
他在哭。
那个三十年前不辞而别、让我恨了半辈子的男人，此刻就睡在我家客房里，在黑暗里，一个人哭。
我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窗外的路灯光投下的一块光斑，心里又酸又堵，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他已经起了。他坐在客厅餐桌旁，规规矩矩地坐着，面前放着一杯水，已经凉透了。他听见动静，转过头来，眼睛有些浮肿，眼皮褶子更深了，脸上却挂着笑。
“早。我……我做了粥。”他说，“用电饭煲熬的，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起，一直保温着。”
我看向厨房，电饭煲的指示灯亮着，小锅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白米粥的香气飘过来。
“你起这么早。”我嘟囔了一句，去卫生间洗漱。镜子里的我，眼袋也有些明显，昨晚没睡好。
吃早饭的时候，他坐在我对面，捧着碗喝粥，喝得很安静。我注意到他左手始终垂在桌下，只用右手拿勺子。
“你左手怎么了？”我没抬头，夹了块腐乳放进碗里。
他顿了一下，放下勺子，把左手从桌下抬起来，摊开给我看。
那只手在早晨的光线下显得格外触目惊心。手指严重变形，无名指和小指几乎是弯曲着蜷在一起，伸不直，像两截枯枝。手背上有好几道狰狞的疤痕，从指根一直蜿蜒到手腕，皮肤凹凸不平，像被火烧过。
我倒吸一口凉气。
“没事，不疼了。”他笑了一下，把手又收回去了，“就是不太听使唤。”
“怎么弄的？”
他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长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后来他说：“工伤。在轧钢厂的时候，手卷进去过一次。”
“哪年的事？”
“八七年。”
八七年。那年我二十三岁，刚生下陈晨，整天被孩子折磨得焦头烂额，偶尔深夜里会想起他，想他在南方过得好不好，找没找到别的女人。
原来那年他差点废了一只手。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只挤出三个字：“严重吗？”
“还好，保住了。”他轻描淡写，用右手捏了捏变形的手指，“就是使不上力，别的没什么。”
早饭吃得沉闷。吃完他抢着刷碗，我没让，他右手拿碗，左手在旁边虚虚地扶着，动作很笨拙。我别开眼，回了卧室。
我开始整理客房。昨晚他没动被子的包装袋，就那么连包装袋一起盖在身上睡的，今天早上又原样叠好了。我拆开枕头套，准备换个干净的给他用。
就在我抽出枕头芯的时候，手指碰到了什么东西。
在枕套内侧，靠着荞麦皮枕芯的位置，缝着一块小小的、褪了色的红布。那红布我太熟悉了，是我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平安符，里面装着我从老月老庙求来的符纸，边角被我绣了一朵歪歪扭扭的梅花。
那年我十八岁，把这块平安符塞进他手里，说：“志明哥，你带着它，保平安。”
他竟然还留着。三十年，整整三十年，他把这块红布缝在自己枕头的内侧，贴着心口的位置。
我攥着那个枕头套，手指头抖得厉害，眼泪砸在红布上，洇出深色的痕迹。
“晓梅——”
他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客房门口，看见我手里的东西，脸色刷地白了，又慢慢涨红，像是被人窥见了什么见不得光的秘密。
我抬头看他，泪眼模糊，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你给我说清楚。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三十年，你到底去了哪儿，为什么……为什么枕头里缝着这个？”
他站在门口，垂着手，像一座风化的石像。
“我……”他喉咙里发出干涩的响动，眼神躲闪，最后落在我手里的红布上，像是被烫了一下，迅速移开。
“你坐下。”我把枕头套放下，指了指床沿。
他犹豫了一下，慢慢走进来，在床沿坐下，低着头，双手交叠放在腿上。他的背微微弓着，头发在窗口透进来的光里，白得刺眼。
房间里很静，只有窗外偶尔经过的摩托车声，和厨房水龙头没关紧滴下的水声。
“那天，”他终于开了口，声音很低，像是从很深的井底传上来的，“我去上海的头一天晚上，下了晚班，骑车往你家里赶。我想跟你说，厂里临时多发了半个月工资，到了上海，我能多租个带窗户的屋子，你来了不会委屈。”
他停了一下，喉结动了动，继续说：“路上经过柳河桥，听见有人喊救命。一个孩子掉河里了。”
我屏住呼吸。
“我跳下去，把孩子托上来了，可是……河底有暗流，我腿抽了筋，被冲下去好长一段。后来让人捞上来的时候，已经快没气了。”
他苦笑一下，终于抬起眼看了我一眼，又很快避开：“在医院躺了三个多月。左腿受了伤，肺部进水，人断断续续地昏迷。等我清醒过来，已经过了你去上海的日子。你写给我的信，我哥说被一场雨淋了，字全糊了。我让他给我你地址，他……他不肯给，说你妈来找过，让我家死了这条心，说你已经跟了别人。”
我的眼泪一直在流，怎么擦都擦不完。陈建军是我妈在许志明出事的那段日子里硬塞给我的，说许家人都不是东西，许志明跑了，让我别等。后来我爸病了，需要一大笔钱，陈家愿意出，我妈就逼着我嫁了。
“后来呢？”我哭着问他。
“后来我出了院，腿落了毛病，左手当时伤着没处理好，又感染了。我想去找你，可我不知道你在哪儿。你妈说得对，以我当时那个样子，就是个废人，找到你又能怎样？”他垂下眼，“我给不了你好的生活，还不如让你忘了我。”
“许志明你混账！”我猛地站起来，指着他鼻子骂，“你问过我吗？你问过我想不想要你给的好生活吗？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
他任我骂，不躲不闪，只是一双手微微蜷起来，指甲掐进掌心。
“我在南方混了些年，做点小生意。后来进了轧钢厂，手又废了。这些年，我一个人过，也没再找。”他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去年厂子里体检，大夫说我这脑子……”
他顿住了，从夹克内兜里掏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展开，递给我。
那是一张诊断书。
日期是去年十月，患者姓名许志明，诊断栏写着：阿尔茨海默症，早中期。
我盯着那六个字，脑子里轰的一声，像是有面墙塌了。
“医生说，”他的声音愈发低，低到尘埃里，“短则三年，多则五年。我会不记事，不认人，最后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又蓄满了泪，却努力笑了笑：“晓梅，我怕忘了你。这些年，我每天枕着那个平安符才睡得着。我想趁着脑子还清楚，来找你，看看你。在相亲角那个牌子上，我写‘能一起跳广场舞’，是想着万一你看见了……”
他说不下去了，嘴唇剧烈地颤着。
我踉跄着后退一步，扶着墙，指甲刮着墙皮，发出刺耳的声音。我看着他花白的鬓角，看着他眼角深深的皱纹，看着他那只变形扭曲的左手，看着他强忍眼泪却忍不住颤抖的下巴。
三十年了。我恨了三十年，怨了三十年。我以为他辜负了我，以为他另娶了他人，以为他功成名就早把我忘到九霄云外。
原来他一个人，在南方，带着一只废了的手，一条瘸了的腿，和一块旧红布，过了整整三十年。
“你……你让我想想。”我丢下这句话，逃也似的回了自己房间，关上门，贴着门板滑坐在地上。
我抱着膝盖，把脸埋进去，哭得浑身发抖，却不敢出声。
接下来的日子，他就住了下来。
他勤快得让人心疼。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把客厅拖一遍，把厨房擦得锃亮。我放在门口准备扔掉的旧电饭煲，他硬是修好了，说换个保险丝就行。阳台上的花，我半个月想不起来浇一次，他天天拿着喷壶侍弄，那盆快死了的茉莉居然冒出了新芽。
我下班回来，饭菜已经做好，两个菜一个汤，摆得整整齐齐。他站在门口，接过我的包，笑着说：“洗手吃饭。”
那种笑，让我恍惚。像极了三十多年前，他骑着自行车在纺织厂门口等我下班，我出来的时候，他总是先接过我的饭盒袋子，再递给我一瓶汽水。
可晚上睡觉，他还是睡在客房。那件缝着平安符的枕套，被我从枕头芯上取了下来，重新洗了，晾在阳台上。他看见了，没说话，只是站在那里看了很久，阳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地板上，孤零零的。
我们之间隔着一层窗户纸，谁也没捅破。
他跟我保持着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他坐在旁边的单人椅上，中间隔着半张茶几。我说你今天买的菜有点咸，他就记下来，第二天少放盐。他做得越多，我越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我白天去社区活动中心教几个老太太跳健身操，晚上回来，看见他坐在客厅里，戴着老花镜，笨拙地翻一本菜谱，还拿笔在上面画记号，那个样子，又好笑，又让人心酸。
有一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经过客厅，发现他站在阳台上抽烟。月光照着他的侧脸，胡子拉碴，眉头皱着。他抽得很慢，一口一口，烟雾在夜色里散开。我站在阴影里看了他一会儿，才发现他手指上夹着的烟其实早灭了，只剩一个烟屁股，他还举着，对着月亮，像在发呆。
我回了房间，没惊动他。
我知道，他的病情其实比他想让我看到的严重。他会把袜子放进冰箱，会把遥控器当手机贴在耳朵上。有好几次，他说要出门买东西，下了楼又在小区里转圈，找不到北门。我偷偷跟在他后面，看着他站在路口，茫然地左看右看，手里还提着一个空矿泉水瓶，像条迷路的老狗。
然后他看见了远处跑过来的小孩，就会笑着问：“小朋友，三号楼怎么走啊？”
小孩指了路，他就拍拍人家的头，说谢谢。
我躲在花坛后面，眼泪一滴一滴砸在泥土里。
我不敢想象，这样一个连回家路都记不清的人，是怎么一个人从南方回到这座小城，在相亲角站了整整一天，举着那张写错的纸板，只是为了碰一碰运气，看看能不能遇见我。
我决定带他去医院复查。
那天早上，他坐在餐桌边剥鸡蛋，剥到一半，突然停下来，抬头看着我，眼神有些迷茫：“晓梅，你今天不用上班吗？”
我愣了一下。我已经退休一年多了，他天天看我出门，以为我还在上班？
“我退休了。”我说。
他“哦”了一声，低头继续剥鸡蛋，却把蛋黄弄到了桌子上，他拿手去抹，越抹越脏。我抽了张纸递给他，他接过去，手有些抖，擦了擦，又抬头看我：“那你今天……要出去？”
“带你去医院。”
他明显紧张起来，手指绞着纸巾，声音低低的：“不去行不行？我……我能吃能睡，没病。”
“许志明，”我放下筷子，认真地看着他，“你得去。听我的。”
他看着我，过了好一会儿，点了点头，像一只终于放弃抵抗的兽，塌下肩膀，认了命。
复查的结果和去年的诊断一样，阿尔茨海默症，进展比预期稍微快了一点，但还在可控范围。医生开了一些药，叮嘱了一些注意事项，尤其强调，家属要多陪伴，多沟通，帮他保留记忆，多做认知训练。
医生对着我说“家属”的时候，我下意识挺直了背。许志明坐在旁边，偷偷看了我一眼，又飞快地低下头去，耳尖红了一块。
从医院出来，阳光很好，门口的水果摊摆着新鲜的橘子，黄澄澄的，堆得像小山。我买了三斤，他抢着拎，我让着他。他一只手提着袋子，左腿还是有点跛，走得很慢。我放慢脚步，和他并排走。
“医生的话，你听见了？”我剥了个橘子，掰了一半递给他。
他接过去，掰了一瓣放进嘴里，含含糊糊地说：“听见了。”
“以后别一个人乱跑，要去哪儿跟我说，我陪你去。”
他又“嗯”了一声。
我们沿着人行道慢慢地走，路边的银杏叶开始泛黄，偶尔有一两片落下来。他低头看脚下的方砖，一步一块，走得很认真，像在数数。
“晓梅。”他忽然叫我。
“嗯？”
“我以前……是不是对你不好？”
我停下脚步，转头看他。他正看着我，眼神有些涣散，像是在努力聚焦，想从我脸上辨认出什么。
“你对我很好。”我说，喉咙发紧。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跳舞了？”他皱着眉，像是陷入了一个久远的谜题，“那年五四晚会上，我请你跳舞，你踩了我五脚。后来我说，等咱们老了，天天跳，跳到跳不动为止。”
我鼻子一酸，几乎要落下泪来。我别过脸去，看着路边的银杏，哑着嗓子说：“现在不跳了，谁还跳那个。”
他“哦”了一声，不说话了。
那天回家后，他非要把床从客房挪到主卧。我正在厨房切菜，听见他在卧室里拖床，哐当哐当响。我跑过去，看见他正拽着床腿，憋得脸通红，想把那张单人床从客房里拖出来。
“你干什么？”我拦住他。
他停下来，喘着粗气，额头上全是汗：“我……我睡主卧。你睡客房。”
“你发什么疯？我睡主卧好好的。”
他看着我，执拗地摇头：“客房那床太小了，你个子高，伸不开腿。你是这家里的主人，怎么能睡客房？我去睡主卧，大床留给你。”
我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后来他还是把主卧让给了我，自己仍然睡客房。只是他不知道，那个小床对我来说并不小，陈晨爸走了以后，我一个人睡主卧的大床，翻个身，那边空得心慌。
日子一天一天过，我们之间那种微妙的关系，慢慢起了变化。
他开始会在吃饭的时候，把瘦肉挑到我碗里，说自己牙口不好。我开始在出门前，顺手帮他把衬衫领子整平，命令他换一双新袜子。他晚上在阳台上看星星，我端两杯茶过去，一人一杯。他用那只还好的右手握着茶杯，不说话，就那么坐着。
有一次，他忽然说：“晓梅，我以前在轧钢厂，下了夜班，常常站在厂房顶上看星星。南方的星星比这边多，亮得很。我就想，不知道你那边，看不看得见同一片天。”
我抬起头，看着夜空里稀疏的几颗星子，说：“看得见。哪儿的天不是一片天。”
他笑了笑，那笑容有点苦。
“是啊，哪儿的天都是一片天。”
那天晚上，他第一次主动跟我讲起这三十年的事。断断续续的，想到哪儿说哪儿。他说他在广州的服装厂里扛过布匹，在深圳的工地上搬过砖，后来进了轧钢厂，一干就是十几年。他说他从来没办过一张存折，工钱都揣在身上，怕被偷，就缝在衣服里。他说他租过最小的房子，只能放一张床，晚上睡觉，老鼠就从脸上爬过去。
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平淡得很，像在讲别人的故事。我听着，手指绞着衣角，一下一下，拧得生疼。
“你没找过伴儿？”我问。
他摇了摇头，沉默了半晌，说：“人这一辈子，心里住过一个人，就住不下第二个了。”
我的眼泪掉下来，落在茶杯里，荡开一圈小小的涟漪。
“别哭。”他伸手过来，想替我擦，又停在半空，像是怕冒犯我。我握住他那只手，温热的，粗糙的，手指上全是老茧。
我握着他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流。三十年了，我盼了三十年，恨了三十年，等了三十年。
他缓缓蹲下来，在我面前。他用那只完好的手，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
是那张被撕碎的纸板，他又一片一片拼了回去，用透明胶带粘好了，折成小小的一块，揣在胸前的口袋里。
“你撕了它，我只好再粘起来。”他抬头看我，眼里有泪光，也有笑，“晓梅，我站了一天，就想着，要是见不到你，我明天还去，后天还去。我天天去，总有一天能等到你。”
我把那张破破烂烂的纸板拿过来，上面“能一起跳广场舞”那行字，他重新描了一遍，歪歪扭扭，像刚学写字的孩童。
我终于放声大哭，哭得像要把这三十年的委屈、怨恨、思念，全部都倒出来。
他慢慢站起身，把我揽进怀里。那个拥抱，生疏又用力。他的手轻轻拍着我的背，像在安抚一个受了惊的孩子。
“别哭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可我心里清楚。他回来的，是一个即将遗失自己的躯壳。记忆在流失，就像风化的岩石，一层一层剥落，我抓不住。
当晚，他正式从客房搬进了主卧。没有谁开口问，也没有谁回答。他抱着一床薄被，站在门口，看着那张大床，有些局促。
“我睡觉打鼾。”他说。
“我知道。”
“我抢被子。”
“我给你盖回去。”
他站在门口，笑了，眼角的皱纹挤成一朵菊花。
我们躺在床上，中间隔着一个拳头的距离。他平躺着，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肚子上，呼吸很轻。我侧过身，在黑暗里看他的轮廓。
“志明。”
“嗯。”
“谢谢你。”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谢什么。”
“谢谢你记得回来。”
他翻了个身，面向我。黑暗中，他的眼睛亮亮的，像两粒浸在水里的玻璃球。
“晓梅，我不记得很多事了。唯独你，我不敢忘。”
我把脸埋进他胸口，闻着他身上淡淡的洗衣皂味道，和一丝若有若无的旧烟味。他的手臂慢慢环过来，搂住我的背，轻轻摩挲。
那一刻，我觉得这三十年的空缺，终于有了一点填上的感觉。哪怕明天他醒来就会忘了我是谁，我也认了。
可我没想到，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搬进主卧后的头几天，一切如常。他依旧早起做饭，依旧侍弄阳台的花，依旧在晚饭后拉着我的手在小区里散步。我们绕着小区走三圈，他数着步子，我听着他数。走到门卫室的时候，他会停下来，跟值夜班的保安打个招呼，然后笑着说：“我老伴儿，漂亮吧？”
我拧他胳膊，他龇牙咧嘴地笑。那种笑，让我恍惚回到三十年前，他骑着自行车带我穿过县城的大街小巷，见人就喊：“看见没，周晓梅，我对象！”
可美好的日子太短了，短得像一根蜡烛，还没来得及照亮整间屋子，就烧到了尽头。
那天下午，我在阳台上收衣服，他在客厅里看电视。节目里在播一个纪录片，关于大西北的绿皮火车。我听见他在跟着哼一首老歌，是《咱们新疆好地方》。他哼得断断续续，调子跑了，自己却浑然不觉。
我抱着衣服进去，发现他坐在沙发上，电视机开着，声音不大，他的头一点一点，在打瞌睡。我轻手轻脚拿了条毯子给他盖上。他嘟囔了一声，抓住我的手，含含糊糊地叫：“妈……”
我僵住了。
他的眼睛还闭着，眉头舒展着，像个睡梦中的孩子。他抓着我的手，放在心口上，又嘟囔了一句：“妈，我冷。”
我的心脏像被人用什么东西狠狠砸了一下，闷闷地疼。我慢慢抽出手来，把毯子往上拉了拉，盖住他的下巴。
第二天，他开始丢东西。先是找不到自己的拖鞋，其实就在床底下一只，卫生间门口一只。然后他刷牙的时候，把洗面奶当成牙膏，挤了一手。他低着头，看着满手的白色膏体，愣了半天，忽然抬头看我，眼神慌乱：“晓梅，这个……这个怎么不是牙膏？”
我从他手里拿过洗面奶，轻声说：“没事，重新挤。”
他“哦”了一声，接过我递过去的牙膏，又愣住了。
“晓梅，牙膏在哪儿？”
我指了指洗手台上的蓝色管子，他才恍然大悟，点点头，小心翼翼地挤了一小点。
再后来，他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即使我们刚刚从楼下上来，站在家门口，他也要愣上一会儿，才想起来要掏钥匙。而那个钥匙孔，他对着插了三次才插进去。
他变得越来越沉默。夜里躺在床上，我听见他翻身的声音，翻过来，又翻过去，像在烙饼。我伸手过去，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心里全是汗。
“志明，别多想，好好睡。”我轻声说。
他“嗯”了一声，声音闷闷的，像是在被子里藏了很久。
我请了假，陪他去医院复诊。医生加了些药，又让我多带他参加社交活动，保持大脑活跃。于是我开始带他去公园，去棋牌室，去菜市场。他牵着我的手，乖乖地跟在我旁边，像头温顺的老牛。我买黄瓜，他帮我挑，挑着挑着就把黄瓜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又若无其事地去拿另一根。我假装没看见，等走到没人的地方，才把他口袋里的黄瓜掏出来，放回袋子里。
他看着我，眼神清亮了一瞬，忽然说：“晓梅，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我说：“没有。”
他低下头，用鞋尖踢了踢路边的小石子：“我最近老犯迷糊。昨天……昨天我把你的照片，放进了电饭煲里。”
我愣了一下。昨天晚饭前，我听见电饭煲在空煮，跑过去一看，里面放着一张我年轻时候的照片，已经烤得卷了边。
“没事。”我挽住他的胳膊，发觉他瘦了很多，胳膊上没多少肉了，“等天晴了，我们再洗一张，换大一点的相框。”
他“哦”了一声，像卸下了什么重担，步子轻快了些。
可我骗得了他一时，骗不了自己。他正在一点一点地，从这个世界撤退，从我的生活里消失。这个过程残忍而缓慢，每一天都在提醒我，我抓不住他。
那个周末，陈晨一家来了。陈晨一进门，看见许志明，脸上的笑容凝固了一瞬，又很快堆起来，叫了声“许叔叔”。许志明局促地站在客厅里，手不知道往哪儿放。聪聪跑过来，仰起脸喊“爷爷好”，他低头看着孩子，眼圈忽然就红了。
他蹲下来，伸出那只完好的手，轻轻碰了碰聪聪的头发，说：“好孩子，长得真俊。”
吃饭的时候，他不断地给聪聪夹菜，自己几乎没怎么吃。陈晨偷偷观察他，欲言又止。我把她拉到厨房，简单说了几句。陈晨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妈，你想好了就行。我支持你。”
我点点头，眼眶有点热。
陈晨他们走了以后，许志明坐在沙发上，抱着一个旧相册翻。那是我妈留下的相册，里面有很多我年轻时候的照片。他翻到一张我扎着两条麻花辫，站在纺织厂门口的照片，看了很久。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被胶带缠了又缠的旧纸板，把照片塞进纸板对折的夹层里，又小心翼翼地放回口袋。
他做这一切的时候，那么专注，那么温柔，像完成一个重要的仪式。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没有掉下来。我不能哭。我哭了，他该慌了。
“志明。”我走过去，坐在他身边，把相册从他手里拿过来，合上，放在茶几上。
他转头看我，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深得像刻刀划出来的：“我认得你。这张脸，我天天在梦里见。”
我握住他的手，贴在自己脸颊上。他的手指很凉，微微发抖。
“你记得我最喜欢什么花吗？”我轻声问。
他想了一会儿，说：“栀子花。你以前……总爱在辫子上别一朵，香得很。”
“还有呢？”
“还有……你怕黑。以前看电影，看到害怕的地方，就揪着我的袖子，把脸藏在我肩膀后面。”
“还有呢？”
他低下头，努力地想着，眉头皱成一团。过了好一会儿，他笑了，带着点得意：“你送我的平安符。梅花边的。”
我点点头，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了。
“所以，许志明，”我一字一句地说，“你别想把我忘了。你欠我三十年，得用剩下的日子慢慢还。”
他愣住了，看着我，眼里的光晃了晃，然后用力点了点头，说：“好。我慢慢还。”
那天晚上，他主动要给我洗脚。他说他这辈子还没给哪个女人洗过脚。我坐在床沿，他蹲在地上，颤巍巍地端着一盆温水，先用那只完好的手试了试水温，然后慢慢把我的脚放进去。
他的手很轻，一下一下地，撩着水。水的温度刚好，暖得人心里发酥。他洗了很久，洗得很仔细，连脚趾缝都搓到了。我低头看他，他的头顶心秃了一块，周围的头发花白。他的动作很慢，像怕弄疼我。
“志明。”我喊他。
“嗯。”
“如果有一天，你连我都想不起来了，怎么办？”
他的手停了一下，水花落在盆里，叮咚一声。他仰起脸看我，眼睛里有亮亮的水光，不知是汗还是泪。
“那我就把你写下来。”他说，“写在门框上，写在墙壁上，写在我手心。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实在记不住，我就一遍一遍念，念到记住为止。”
我喉头发堵，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低下头去，继续给我洗脚，小声地、来来回回地念我的名字：“周晓梅。纺织厂宿舍楼三单元十二号。爱生气，爱干净，喜欢吃橘子，不喜欢香菜。年轻时辫子又粗又长，现在头发短了，也好看。”
我仰起脸，不让眼泪掉下来。水声哗啦哗啦，像下着一场绵长的雨。
那晚我们相拥而眠。他没有打鼾，睡得很沉，像只筋疲力尽的兽，终于找到了安全的巢穴。我却几乎一夜未眠，借着月光，一遍一遍描摹他的轮廓，他的眉，他的眼，他脸上深深浅浅的沟壑。
我想把这张脸刻进骨头里，万一将来有一天，他真的忘了我，至少我还记得他。
他的病情，比医生预想的进展要快。
入秋以后，他开始频繁地混淆时间。早晨以为是傍晚，吃了早饭就张罗着要给我做宵夜。半夜起来，穿好外套，说要出门去厂里接班。我拦住他，告诉他早退休了，他不信，站在门口跟我急，脸涨得通红，说我不让他上班，领导要扣他工资。
我只好拿出那本泛黄的退休证给他看，他看着上面的名字和照片，眼神一点点从焦躁变回茫然。他“哦”了一声，慢慢脱下外套，走回房间，背影缩着，像被人抽去了骨头。
他越来越像一张脆弱的纸，我生怕一个不小心，就把他弄破。
十月的一个夜晚，出事了。
我在睡梦中被一阵声响惊醒。那声音来自客厅，像是有什么东西被碰倒，玻璃碎裂的响动。我心里一紧，伸手去摸旁边，空荡荡的，被子已经凉了。
“志明？”
没人应。我连忙起身，光着脚跑去客厅。他站在阳台门口，正往脚上套皮鞋。他穿着一件单薄的秋衣，秋裤卷着，露出细细的脚踝。阳台的推拉门开着，冷风灌进来，吹得人一激灵。
“你干什么去？”我跑过去，一把拽住他的胳膊。
他转过头来看我，眼神里充满警惕和防备，像是看一个陌生人。
“我去找周晓梅。”他用力甩开我的手，声音沙哑而急切，“她昨天没回家，我得去找她。这么晚了，她一个人害怕黑。”
他往后退了一步，撞在阳台栏杆上，身体晃了一下。我吓得魂飞魄散，冲上去死死抱住他的腰。
“我就是周晓梅！志明，你看清楚，我就是晓梅啊！”
他停下来，低头看着我，眼神空空的，像一口深不见底的枯井。他伸出手，冰凉的手指摸上我的脸，慢慢地、疑惑地摩挲。
“你是……晓梅？”
“我是。”我拼命点头，眼泪模糊了视线，把他的脸都冲花了，“我是你的晓梅。我就在这儿，没走。我回来了，我不怕黑，我哪儿也不去。”
他定定地看了我好久，久到我的腿都软了。然后他的眼神终于裂开了一道缝，有什么东西回了笼。他身子一软，整个人瘫下来，靠在我身上，像一袋散了架的面粉。
“晓梅……”他趴在我肩头，泪水浸透了我的衣领，“我刚刚，梦见你不在家，被子都凉了。我就想去找你。”
我抱着他，轻轻拍着他的背，在深秋的冷风里，一遍一遍地说：“我在呢。我一直在呢。”
他抬手，把一样东西塞进我手心里。
是他那双破旧运动鞋的鞋带。他之前解下来，系成了一个扭七八歪的结，像小孩子捡到了宝贝，舍不得丢。
“我怕我不认识路了，就用这个牵着。”他靠在我怀里，声音又轻又迷糊，“拉着它，你就不会丢了。”
我一手攥着那根旧鞋带，一手搂着他瘦骨嶙峋的肩膀，在阳台上站到腿脚发麻。风把桂花最后的香气卷过来，又吹散。他的呼吸渐渐平稳，在我的肩膀上睡着了。
那以后，他清醒的时候越来越短，茫然的时候越来越长。我辞掉了社区活动中心的工作，每天守着他。我去哪儿都带着他，去超市、去药店、去银行。他永远牵着我的手，紧紧的，像怕我走失。
有次在超市，他看见货架上的橘子，眼睛亮了一下，说：“晓梅，你爱吃。”
我点头，挑了几个放进袋子。他抢过去拎着，左腿一跛一跛的，走得吃力，却不肯撒手。
结账的时候，排在他前面的女人回头看了他一眼，低声说：“这大爷挺疼您的。”
我笑了笑，没说话，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旁人眼里，我们是恩爱的老夫妻。只有我知道，他手里拎着的橘子，也许十分钟后就会忘了是谁买的。
十二月，天气彻底冷了下来。他彻底走不动了。
他像一盏烧了大半辈子的煤油灯，油尽灯枯。医生说他脑部萎缩得厉害，身体各项机能都在衰退。他不再出门，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有时候昏睡一整天，有时候醒过来，眼睛看着天花板，不知道在看什么。
我搬了把椅子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很轻，轻得像一把干枯的柴火，我稍微用力，都怕把它攥折。他的指甲变得很脆，我每天都给他剪，剪下来的碎屑积了一小包。
陈晨来帮忙，送来新买的电热毯和几套加厚的保暖内衣。聪聪在客厅里玩，不敢大声说话，拿彩色笔画画。画了一幅，上面是两个老人手拉手站在一座房子前面，一个头发白，一个头发也白。她跑进来递给我看，上面歪歪扭扭写着：“爷爷奶奶幸福快乐”。
我把画贴在床头。许志明那天傍晚醒来，侧过头，看着那幅画，看了一会儿，忽然笑了。
“这孩子，画得好。”他说，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擦过地面。
“像不像我们？”我问他。
他点点头，说：“像。就是房子画小了。以前在老家，你家的院子，比这大多了。门口有棵枣树，秋天的时候，我总爬上去打枣。”
“你被枣树上的马蜂蜇过。”我提醒他，“半边脸肿得像猪头。”
他笑，笑得咳起来，咳得满脸通红。我赶紧拿水给他喝，又拍他的背。他抓住我的手，眼神清明了那么一瞬，像云层裂开，漏下一束光。
“晓梅，如果时间能倒回去，那年七月，我说什么也不会路过柳河桥。”
“可你还是会跳下去。”我轻声说，“你这个人，看见孩子掉水里，怎么可能不救。你就算是头破血流，也会跳下去。”
他静静地看着我，那种眼神，像在把我整个人都吸进去，一寸一寸地记牢。
“你懂我。”他说，“这世上，就你懂我。”
冬至那天，他忽然清醒了很长时间。早晨我给他喂了半碗小米粥，他吃得很慢，却吃下去了大半碗。吃完他靠在床头，看着窗户上的哈气，说：“我想起来，我们刚认识那年，也是冬天。”
我愣住。我们刚认识那年，我十六，他二十。他在纺织厂当机修工，我是厂里的临时工。那天下大雪，我骑车摔在厂门口，他跑过来扶我，手冻得通红，把我掉在地上的饭盒捡起来，里面的馒头滚出来，沾满了雪。
“你把自己的午饭塞给我了。”他继续说着，嘴角带着笑，“两个白馒头，还有一块咸菜疙瘩。你说你不饿，其实你肚子叫得比谁都响。”
我笑出来，又有点心酸：“那天晚上回家，我饿得喝了三碗面糊糊。”
“后来我天天给你带饭。”他的声音低下去，像在自言自语，“食堂的大师傅都认识我了，说小许处对象了。我每天打两份饭，一份自己吃，一份给你。有时候打到了红烧肉，我一块都舍不得吃，全夹给你。”
我低下头，把脸埋进他手心里。他的手心凉凉的，像一块温吞的玉。
“志明。”我叫他。
“我在。”
“如果有一天你连这些都想不起来了，也没关系。”我抬起头，看着他，努力笑着，“我都记着呢。等你好一点，我天天讲给你听。一天讲一点，讲一辈子。”
他看着我，眼眶湿了。他抬起那只变形的手，想要摸我的脸。我抓住他的手，引导着，让那几根弯曲的手指贴上我的脸颊。
“这只手，也记得。”他说，“它记得你的脸。从额头到下巴，每一寸。它比我的脑子，记得更牢。”
那个冬天，我学会了给他读旧信。我妈收拾老房子的时候，翻出一捆旧信，全是我年轻时候写给他的。那些信寄不出去，就都压在了箱底，纸页发黄，字迹模糊，有些地方被虫子蛀了小洞。我坐在他床边，一封一封地读。读那些年少气盛的情话，读那些关于未来、关于远方、关于永远不分开的誓言。
他闭着眼睛听，有时候会笑起来，有时候会睁开眼睛看我，伸手摸一摸信纸的边缘，像在确认什么。
有一次，我读到一半，他忽然打断我。
“晓梅，你过来。”
我凑过去。他抬起手，把一样东西放在我手心。
是那只平安符。他不知什么时候从枕套里取了出来，红布已经褪成了淡粉色，边缘的梅花绣线也磨断了，像一颗被时光泡软了的心。
“你收好。”他说，“等我走了，让它陪着你。我欠你的，下辈子还。”
我的眼泪掉在红布上，洇开一片。我摇头，把平安符重新塞回他手心。
“别胡说。你自己留着。这是你的护身符，它保你平安过了三十年，以后也保着。”
他笑了笑，不说话了。
立春那天，阳光很好。我把他从床上扶起来，给他穿了厚厚的棉袄，推着轮椅在客厅的阳台上晒了一会儿太阳。他整个人窝在轮椅里，小的出奇，像一个偷穿了大人衣服的孩子。
我坐在他旁边的矮凳上，把剥好的橘子一瓣一瓣喂进他嘴里。他嚼得很慢，果汁顺着嘴角流下来。我拿手绢轻轻擦掉。
“甜吗？”
他点点头，忽然费力地抬起手，拿了一瓣橘子，递到我嘴边。
“你吃。”
我张嘴接过来，酸得眯起眼睛。他见了，乐起来，笑得像个孩子，笑声里带着破风箱一样的抽气声。
“许志明，你是故意的。”我嗔他。
他还是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然后他收起笑，看着我，认认真真地说：“甜的。你给我的，都是甜的。”
那天下午，他的情况突然恶化。他靠在轮椅里，呼吸变得又浅又急，眼睛半睁着，瞳孔有些涣散。我慌了神，打120，又打给陈晨。救护车来的时候，他紧紧抓着我的手，指甲陷进我的肉里，嘴唇翕动着，发出微弱的气音。
我把耳朵凑到他嘴边。
“晓梅……广场……舞……”
我的心脏像被撕裂开来。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那是我们之间最古老的约定，也是他最怕忘记的东西。
“我记住了。”我贴着他的耳朵，一字一句地说，“等你好了，我天天陪你去跳广场舞。我踩你五脚，你踩我三脚，咱们谁也不许跑。”
他笑了，一点点，嘴角勾起来。他的手指松开了我的，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终于放开了所有牵挂。
在救护车上，他一度没了呼吸，医生按着他的胸口，电击除颤。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记得他的眼睛，在最后一刻看着我，那么清明，那么温柔，像三十年前那个在雪地里递给我馒头的少年。
他熬过来了。
医生说是急性心衰，加上长期卧床引发的并发症。他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浑身插满管子。我守在走廊上，坐在地上，背靠着冰凉的墙壁，像一具被抽干了水分的躯壳。
陈晨赶来了，哭着抱我。我抬起手，拍了拍她的背，说：“别哭，你许叔叔命硬，扛得住。”
我不知道这话是说给她听的，还是说给自己听的。
三天后，他醒了。我进去看他，他躺在雪白的病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手背上扎着滞留针。他看见我，眼珠动了动，嘴唇翕动，想要说话。
我凑过去，把耳朵贴在他唇边。
“晓梅……”
“我在。”
“我梦见……我们……跳舞了。”
我的眼泪滚下来，滴在他脸上。他感觉到了，费力地抬了抬手，用那几根弯曲的手指，蹭了蹭我的眼角。
“别哭。”
我握住他的手，贴在自己脸上，笑着说：“嗯，不哭。你快点好起来，我们回家。我给你做西红柿鸡蛋面，多放香油。”
他点点头，眼睛里有微弱的光在闪烁，像暴雨过后，云层后面透出的第一缕天光。
那个春天，他的病情反反复复，像一条在风浪中颠簸的破船，每次我以为要沉了，他又晃晃悠悠地浮了上来。他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但每次看见我，都会喊出我的名字。
后来，我把他接回了家。他没有力气下床，我就在床边给他擦身子、换衣服、喂饭。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我每天给他按摩腿，希望那两条走过了无数个三十年风雨的腿，还能再站起来。
终于，在春天快结束的时候，他可以坐起来了。我推着轮椅带他下楼。小区里的玉兰花开得正盛，一树一树的雪白。他抬头看着，忽然哼起了什么调子。
我细听，是那首《咱们新疆好地方》。他哼得断断续续，跑调跑到天边去了。我跟着他一起哼，他不记得词了，我就补上。
“咱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场……”
他转过头来看我，眼睛亮晶晶的，像是盛着整个春天。
“晓梅，等我能站起来了，我们真的去跳舞吧。”他说。
“好。”我握住他的手。
那天下午，太阳暖烘烘的。我把他推到小区广场上，那里有几个老太太在跳舞。音乐声不大，是首慢三的曲子。他坐在轮椅里，脚随着节奏轻轻点着地面。
我绕到他面前，弯下腰，伸出手。
“许志明，请我跳支舞吧。”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眶红了。然后他慢慢站起来，双腿打着颤，我赶紧扶住他。他一只手扶着轮椅，一只手握住了我的手。
我们就在那棵玉兰树下，摇摇晃晃地，跳了一支没有章法的舞。他几乎站不住，大半重量都靠在我身上。他的脚步凌乱，踉踉跄跄，踩了我好几脚。我也踩他，两个人在夕阳里，像两个蹒跚学步的孩子。
旁边跳舞的大妈们停下来看我们，有人在笑，有人在拍手。我不管。我看着他，看着他花白的头发，看着他瘦削的脸，看着他眼里那一点一点聚集起来的光，觉得这世上，再没有什么比此刻更真实。
“志明。”我轻声叫他。
“嗯。”
“欢迎回家。”
他笑了。那个笑容，从眼睛一直漫开到嘴角，漫开到每一条皱纹里，像一粒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荡开三十年的涟漪。
他低下头，把额头抵在我的额头上。我们的呼吸缠在一起，像两棵根须相连的老树，在风中轻轻摇晃。
“晓梅，”他说，“我回家了。”
那之后，他的身体奇迹般地好转了一些。虽然记忆还在流失，但他不再那么焦躁不安。他常常坐在阳台上，看楼下的玉兰花谢了又开。有时候会回头问我：“那棵树，是不是开了很多次花了？”
我说是。他就点点头，说：“好看。”
有一次，他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我凑过去看，第一页写着：“周晓梅，我的妻子。她年轻时候辫子又粗又长，现在头发短了。她喜欢橘子，不喜欢香菜。她怕黑，我要给她留着灯。”
下面一页写着：“我欠她三十年。我许志明，这辈子还不完，下辈子接着还。”
再下面，是一行歪歪扭扭的字：“不要忘记。许志明，你她娘的别忘了。”
我看着那些字，眼泪掉下来，砸在本子上，墨迹洇开。他慌了，拿袖子给我擦，越擦越花。我抓住他的手，把本子合上，塞回他的口袋。
“许志明，你就是个傻子。”
他嘿嘿笑，笑得傻气，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那你也傻。等我等成了老太婆。”
我打他一下，他顺势抓住我的手，贴在自己心口上。
“这块地方，”他说，“一直给你留着。不管我忘了什么，这里都记着你。”
我靠进他怀里，听着他的心跳，一下，又一下，沉稳而有力。像三十年前，我们在纺织厂后面的麦田里并排躺着，听风吹过麦浪的声音。那时候天很蓝，蓝得不像话。他指着天边一朵云说，晓梅，你看那朵云，像不像你送我的平安符。
我抬头看，真的像。
现在，窗外的天还是那么蓝。云彩还是那么白。我知道，有些东西，永远不会被岁月带走。
病房里的消毒水味道淡了，被窗外飘进来的桂花香盖过去。我每天下午推他去楼下小花园坐坐，他看花看草看蚂蚁搬家，我看他。他瘦得厉害，脸颊凹进去，颧骨像两座小小的山丘。可眼睛还是亮的，尤其看见我的时候，会弯起来，像两枚浸了蜜的月牙。
五月底，他开始闹着要洗澡。护士说老爷子倔得很，护工进去他就摆手，脸涨得通红，说让周晓梅来。我拎着换洗衣服进去，他坐在防滑凳上，穿着病号服，眼巴巴看着我，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我给你洗。”我挽起袖子，调好水温。
他不好意思，低着头解扣子，手指头哆嗦，解了三颗就放弃了。我弯下腰帮他把衣服脱了。他的身体像一具被时间掏空的旧皮囊，肋骨一根根清晰可见，皮肤松垮垮地挂在骨架上。后背上有一道暗红色的疤，从肩胛一直延伸到腰际，像条蜈蚣。
我手指碰了碰，他浑身一颤。
“怎么弄的？”
“轧钢的时候，有块铁皮飞出来。”他背对着我，声音闷闷的，“没事，早好了。”
我打湿毛巾，轻轻擦过那道疤。疤痕凹凸不平，像一条干涸的河床。我顺着它的纹路一遍遍擦，水流顺着脊背流下来，淌过那些我不知道的、属于他的三十年。
“晓梅。”他忽然抓住我的手，声音有些发抖，“那年在轧钢厂，有一回锅炉爆炸，死了两个人。我腿慢，被气浪掀翻，铁皮划了后背。缝了三十多针，住了一个月院。那时候我就想，如果就这么死了，你也不会知道。”
我把毛巾扔进盆里，水花溅了他一脸。他愣愣地看着我，我咬着牙说：“许志明，你敢死，我现在就走，再也不会来看你。”
他慌了，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惊人：“我不死，我还没跳广场舞呢。”
我瞪着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抬手想擦，又缩回去，在病号服上蹭了蹭，然后小心翼翼地碰了碰我的脸。
“别哭，丑。”
我抓住他的手，按在自己眼睛上：“就哭。”
他笑了，手指在我眼皮上轻轻摩挲，像在摸一件易碎的瓷器。
洗澡之后，我给他剪头发。护士借来一把推子，我从来没给人剪过头，手抖得厉害。他坐在轮椅上，围了块旧毛巾，乖乖低着头，像只待宰的绵羊。
“剪坏了别怪我。”我举起推子。
“剪成什么样都行。”他说，“反正就你一个人看。”
我沿着他的鬓角慢慢推，推子嗡嗡响。他的头发又软又白，像初春的柳絮，落了一地。剪到后脑勺的时候，我发现他头顶偏后的位置有一块疤，硬币大小，光溜溜的不长头发。
“这是……？”
“柳河桥那次。”他闭着眼，像在回忆一件很久远的事，“桥墩子上有块石头，后脑勺磕上去了。醒来以后三天没认出我哥。”
我手一抖，推子差点掉地上。
“你那时候，是不是很疼？”我尽量让声音平稳。
“不记得了。”他摇摇头，“就记得水很冷，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后来有人拽我的领子，我想说话，一张嘴全是水。”
“后来呢？”
“后来在医院躺了三个月，你妈来了两次，让我别再找你。她说你已经订婚了。”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我躺在病床上，动不了，就看着天花板。白天看，晚上看。我就想啊，晓梅现在在干什么呢，是不是穿着我给你买的那件红毛衣，在厂门口等我。我哥把饭端到床前，我吃不下。我恨自己，怎么就没能早点过桥。”
我放下推子，绕到他面前，蹲下来。他看着我，眼里的光在晃。我抓住他的手，他手心里全是汗。
“我去过上海。”我说。
他愣住了。
“那年我一个人去的。拿着你留给我的地址，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绿皮车。找到了那个弄堂，那间屋子。房东说，有个人来过，又走了。我站在那儿，下着雨，雨水从屋檐上滴下来，滴在我脸上。我站了三个小时，然后买了回程的票。”
他嘴唇哆嗦着，眼泪涌出来，顺着脸颊滑进颈窝。他抬手捧住我的脸，额头抵上我的额头。
“对不起。”他说。
“没关系。”我摇摇头，哭得喘不过气。
窗外的桂花香更浓了，从半开的窗户灌进来，把消毒水的味道完全冲散了。我们额头抵着额头，眼泪混在一起，咸的，热的。
那天之后，他的身体明显往下走。六月初，他开始出现吞咽困难，吃饭呛咳得厉害。医生建议下胃管，他摇头，说不下。我握住他的手，说就下一根，等好了就拔掉。他还是摇头，眼里有泪。
“晓梅，那根管子下去，我就成了个物件了。”他声音嘶哑，“我不下。就算走，我也要走得体面。”
我拗不过他，只能把食物打成很细的糊糊，一勺一勺慢慢喂。他吃得很慢，嘴角会漏，我拿软布轻轻擦。他半合着眼，睫毛已经白了大半，像落了一层霜。
有一天黄昏，我在他床边打了个盹。醒来的时候，发现他正睁着眼睛看我。窗户没关，晚霞的光照进来，染红了他半边脸。他看起来精神了很多，眼睛又清又亮，像回光返照。
“晓梅，我做了一个梦。”他说，声音轻而清晰。
“什么梦？”
“梦见我们结婚了。在大队的礼堂里，墙上贴着大红喜字。你穿着红衣服，头发上别着栀子花。我骑着自行车去接你，后座上绑着红花。路上好多人看，你不好意思，脸埋在我背上。到了礼堂，我哥当司仪，你妈坐在下面，笑着抹眼泪。陈晨也在，聪聪跑过来给我们撒花瓣。”
我握住他的手，喉咙紧得说不出话。
“那个梦太真了。”他笑了笑，眼里却流出泪来，“真到我不想醒。我欠你一个婚礼，晓梅。说好的，那年从上海回来就办事。我欠了你三十年。”
“你现在说这些干什么。”我哽咽着，“都什么岁数了，谁还在乎那个。”
“我在乎。”他转过头看我，“我许志明这辈子，什么事都能过去，唯独这件事，到死都过不去。”
我看着他，夕阳把他的脸映得金黄。他的眼睛清澈得像一汪泉水，像三十年前那个站在纺织厂门口等我的青年。他的眼神那么坚定，那么炽热。
我俯下身，把脸贴在他胸口。他的心跳很慢，一下一下，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鼓声。
“等你好了，我们补办。”我轻声说，“就照你梦里那样，大红喜字，栀子花。我穿红衣服，你骑自行车来接我。”
他笑了，手指插进我的头发里，慢慢抚摸着，像在给我梳头。
那晚他没再说话，睡得很沉。呼吸均匀而安静，像个婴儿。我就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一整夜。月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像一条银色的河，把我们隔在两岸。
第二天，他清醒了一会儿。陈晨来了，带着聪聪。聪聪站在病房门口，怯生生的，不敢进来。许志明看见她，招了招手，脸上挤出笑。
“聪聪，过来，让爷爷看看。”
聪聪跑过去，趴在床边，小手去抓他的手指。他的手枯瘦如柴，被聪聪的小胖手一握，像一截老树根裹着嫩藤。
“爷爷给你变个魔术。”他笑着，用那只变形的左手艰难地握成拳头，然后慢慢张开，掌心里躺着一颗水果糖，糖纸皱巴巴的，是橘子味。
聪聪“哇”了一声，开心地剥开糖纸，塞进嘴里。糖把她的腮帮子顶起一个小包，像只小仓鼠。许志明看着她，笑得眼泪流出来。
陈晨在一边抹眼泪。我扶着她，她靠在我肩头，小声说：“妈，许叔叔他……”
我拍拍她的背，没说话。有些事，说不出来，也哭不出来，只能咽下去，和着眼泪一起，在肚子里酿成苦酒。
六月六号，他忽然变得格外清醒。那天早晨，他主动要吃饭，吃了半碗蛋羹。然后他让我给他刮胡子，我拿着剃须刀，小心翼翼地刮过他松弛的下巴。他闭着眼，哼着小曲，是那首《咱们新疆好地方》。
“晓梅，我想回家。”他说。
我愣了一下。医生说他的情况不稳定，随时可能需要抢救。可他的眼神那么平静，像在请求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
“我想躺在家里那间屋子，我们的屋子。窗户朝南，太阳照进来，暖烘烘的。就我们俩。”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里面没有恐惧，也没有不甘。只有一种淡淡的、像是终于释然的安宁。我握着他的手，用力点头。
“好，我们回家。”
医生摇了摇头，但还是同意了。出院手续办了整整半天。陈晨开车来接，轮椅放在后备箱。他穿着我给他买的那件藏蓝色夹克，被我和陈晨一左一右搀扶着，慢慢走出医院大门。阳光打在脸上，他眯起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
“还是外头的太阳好啊。”他说。
回到家的时候，是下午两点。阳光斜照进客厅，空气里有我早上出门前喷的空气清新剂，柠檬味的。他站在门口，环视了一圈，目光落在墙上那张全家福上，又落在茶几上那盆绿萝上。
“还是家里好。”他说。
我扶他进了主卧，让他躺下。那张大床的床单是新换的，淡蓝色的底子，上面有白色的小碎花。他躺上去，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
“晓梅，你记不记得，那年我送你的花衬衫，就是这个颜色。”
我点头。那是一件淡蓝色的确良衬衫，上面有白色的小碎花。我穿了整整一个夏天，袖口磨破了都舍不得扔。
“你穿那件衣服，真好看。”他闭上眼睛，嘴角带着笑，“我那时候就想，等以后有钱了，要给你买一柜子衣服，天天换着穿。”
我在床边坐下，握住他的手：“我不缺衣服。现在条件好了，想买什么买什么。”
他“嗯”了一声，手指动了动，扣住我的手指。他的指尖很凉，像浸在井水里的石头。我把他的手放进被子里，又压了压被角。
他睁开眼，看着我：“你别走远。”
“我不走。我就在这儿。”
他放心地闭上眼，不一会儿，呼吸就变得绵长。我守着他，听着他的呼吸声，心里又静又空。窗外的桂花已经落了，绿叶浓密，在风里沙沙响。夏天的气息越来越近，带着一股湿热的、蓬勃的劲儿。
那天晚上，他忽然开始剧烈地咳嗽。我扶他坐起来，拍他的背。他咳得浑身颤抖，脸涨得青紫。我急得不行，要打120，他抓住我的手，摇头。
“没用的。”他喘着气，声音像破了的风箱，“我自己知道，我的时候到了。”
我哭出来，死死抱住他。他靠在我肩上，身体轻得像一片枯叶。我听见他的心跳，急促而不规律，像一辆跑了几十年、零件已经磨损殆尽的老车，正在冲下最后一段坡。
“晓梅，不要哭。”他拍着我的背，像以前无数次安慰我那样，“你哭，我疼。”
我咬住嘴唇，把呜咽吞回去。眼泪流进嘴里，咸得发苦。
他抬起手，想够我的脸。我握住他的手，把脸贴上去。他的手指冰凉，微微颤着。
“我舍不得你。”他说。
“我知道。”我吻了吻他的指尖，“我也舍不得你。可是志明，我不留你。你苦了三十年，累了三十年。你想睡就睡吧，我就在旁边，哪儿也不去。”
他笑了。那笑容又轻又薄，像黎明前最后一片月色。他把手从我掌心抽出来，吃力地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样东西，塞进我手里。
是那个平安符，红色的布已经洗得发白，梅花绣线几乎看不见了。他把它对折再对折，卷成小小的一卷，用一根红线缠着。
“下辈子，”他附在我耳边，气息轻得像一根羽毛，“下辈子，我要是把这个缝在胸口上，你一眼就能认出我。”
我拼了命地点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他脸上、他的肩上、他的手上。
他看着我，眼睛亮得惊人。那里面映着我，映着这间屋子，映着我们之间的三十年。然后，他的目光一点一点变得柔和，变得模糊，像一盏慢慢熄灭的灯。
“晓梅……”
他叫我的名字，一遍又一遍，声音越来越小，像退潮的水，从岸边缓缓撤去。
我抱着他，脸贴着他的脸，一刻也不松开。
他的手从我背上滑下去，软软地垂在床沿。他的呼吸越来越浅，像一个刚跑完长跑的人，正在慢慢平复下来。
最后，他说了一句什么。轻得几乎听不见。
“你的名字……”
我把耳朵贴上去。
“周晓梅。”他说。
然后，他吐出一口长长的气，身体在我怀里一点一点变凉。窗外有风吹进来，掀起窗帘的一角，月光洒在床上，像铺了一层温柔的霜。
我抱着他，一动也没动。不知道过了多久，陈晨推门进来，看见我们，捂着嘴跪在地上哭起来。我听见她的哭声，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又像是从很深的水底浮上来。
我低头看着他的脸。他的表情很安详，嘴角甚至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像是做了一个好梦，梦里他正骑着自行车，穿过开满栀子花的街道，去接他的新娘子。
我慢慢放下他，让他平躺在床上。他的头发全白了，在月光里泛着银色的光。我起身，走到窗边，把窗户关小一点。
楼下的玉兰树在夜风里轻轻摇晃，叶子摩擦出沙沙的响。我听见广场方向传来音乐声，是那首慢三的曲子。有几个人影在路灯下跳舞，舞步缓慢而悠长。
我回到床边，给他盖好被子。他的左手还握成拳头，微微弯曲，像抓住了什么东西不肯松开。我一根一根轻轻掰开他的手指。掌心里，躺着一片干枯的玉兰花瓣。
我愣在那儿，眼泪又一次涌出来。那片花瓣一定是他白天在医院花园里偷偷捡的。花瓣已经被体温烘干了，薄得透明，脉络清晰可见，像一只小小的蝴蝶标本。
我拿起那片花瓣，放在唇边亲了一下，然后小心翼翼地夹进那本旧相册的第一页。
相册第一页，是我们唯一的一张合照。那年我十八，他二十二。在纺织厂门口，他穿着白衬衫，我穿着蓝色工装。他侧头看我，我低头笑。照片已经泛黄了，边角磨得发白，像一段被岁月漂洗过的旧时光。
我合上相册，关了灯。
第二天，很多人来了。刘姐、陈晨的公公婆婆、社区的几个老姐妹、陈晨单位的几个同事。他们进进出出，帮着张罗后事。我坐在沙发上，被各种声音包围着，却觉得世界安静得可怕。
陈晨忙前忙后，眼眶红肿，却强撑着体面。聪聪被送到明远爸妈那儿去了，孩子太小，还不明白什么是死亡。
下午，我把自己关在卧室里。窗帘拉着，屋子里半明半暗。我坐在床上，怀里抱着他的枕头。枕头上还有他的味道，发油、旧烟草、还有一丝淡淡的橘子香。
我把手伸进枕套里，掏出一个信封。那是我整理遗物时发现的，用胶水贴在枕套内侧，和那块红布并排。信封没封口，里面是一封写给我的信，用圆珠笔写的，字迹歪歪扭扭，有些地方被水渍洇花了，看不太清。
我展开信，一字一句地读。
“晓梅：
你要是看到这封信，说明我已经不在了。别难过，我活了六十年，最后能在你身边走，是老天爷对我最大的恩赐。
这些年，我总想给你写点什么。又觉得没脸。我欠你太多，多到不知道从哪儿开始还。现在好了，我把自己还给你。你骂也好，怨也好，我都收着。
我不懂什么大道理。我只知道，人活着，得对得起自己的心。我的心，三十年前就落在你身上了，一直没找回来。现在我把整颗心都交给你，你收好。下辈子，我再问你要。
对了，阳台上的茉莉，你帮我浇浇水。那盆花是从花市买的，卖花的说能开到八月。你记得闻，香得很。就像你头发上的味道。
晓梅，我的妻。这句话，我在心里叫了三十年，今天终于喊出口了。虽然你听不见了。不要紧。下辈子，我天天喊，喊到你烦。
许志明。”
信纸被我攥得皱成一团，又慢慢展开。我把信纸贴在胸口，哭得浑身打颤。这世上，再也不会有人叫我“晓梅”，再也不会有人在相亲角举着破纸板傻等我，再也不会有人把瘦肉挑到我碗里、把橘子剥好递到我嘴边。
葬礼那天，天阴沉沉的，像要下雨。来了很多人，多数是陈晨的亲戚朋友。许志明那边，只有一个远房侄子，从老家赶过来，四十多岁，黑黑瘦瘦。他叫我婶子，说这些年叔不让他告诉家里，他说叔一个人过得太苦了，每年过年回老家，都去我老屋门口站一会儿，也不进去。
我点点头，没说话。
追悼会上，我站在他的遗像前。照片是用的身份证上的，表情有些严肃。可我怎么看，都只看见他看着我笑的样子。
轮到我说话的时候，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就那么站着，看着他的照片。后来我听见自己说了一句话。
“三十年了。你终于回家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回了家。陈晨不放心，坚持留下来陪我。我让她睡客房，自己躺在主卧的大床上。被子里有他的味道，我抱住被子，把脸埋进去。
窗外开始下小雨，雨点打在玻璃上，啪嗒啪嗒响。我想起他走的那晚，也是这样的月光和微风。他最后叫我的名字，像在完成一生中最重要的仪式。
我闭上眼睛，幻觉又来了。他站在家门口，手里拎着那个灰扑扑的编织袋，冲我笑。然后他走进来，换了拖鞋，坐在沙发上。他抬起头，说：“晓梅，我回来了。”
我“嗯”了一声，说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一个月后，我开始整理他的东西。那个编织袋里，没几件衣物。两件衬衫，一条黑裤子，一双旧运动鞋，还有一个铁皮盒子。盒子已经锈得不成样子，锁扣也坏了，轻轻一掰就开。
里面是一沓旧车票，从南方那座城市到小县城的，整整一沓，年份从八八年一直到去年。有的车票已经脆得拿不起来了，一碰就碎。
还有一张照片，是我的。十八岁那年，站在纺织厂门口，他偷偷拍的。照片已经模糊不清，但还能看出我在笑，笑得没心没肺。
照片背面有字。他写的，字迹已经淡得快要看不见。
“我的妻。”
三个字。我翻来覆去地看，眼泪滴在上面，把那行字冲得更淡了。
我把照片放回铁皮盒，把盒子和那个平安符一起，放进床头柜最深处。它们会一直在那里，陪着我，像他一样。
秋天来的时候，陈晨给我报了一个社区老年大学的班。我去上了几节课，学书法。毛笔字写得歪歪扭扭，像刚学写字的小学生。老师夸我有进步，我笑了笑。我想起许志明在纸板上写“能一起跳广场舞”，他的字比我好多了。
课后，几个老姐妹拉我去跳舞。我犹豫了一下，跟着去了。广场上人很多，音乐声震天响。我站在队伍最后面，跟着节奏挥胳膊。有个大爷上来请我跳双人舞，我摆手拒绝。
我站在那儿，看着前面成双成对的舞伴，忽然就笑了。笑完又有点想哭。我想起那年五四晚会，他请我跳舞，我踩了他五脚。他疼得龇牙咧嘴，还搂着我不撒手。那时候我们多年轻啊。年轻到以为来日方长，以为所有的错过都能重新再来。
可是人生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有些人，一转身，就是一辈子。有些爱，一错过，就是三十年。
我提前离开了。沿着公园的小路慢慢走。银杏叶黄了，落了满地。我踩上去，沙沙响。路过那棵梧桐树，我停下来。
就是这里。去年秋天，他站在这里，手里举着那块纸板，在人群里张望。阳光那么好，他鬓角的白发那么亮。他抬起头，看见了我。
我站在同一片树荫下，抬起头。树叶已经黄了大半，阳光从枝叶间漏下来，像碎金洒在脸上。
我闭上眼睛，听见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还有他的声音，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
“晓梅，我回来了。”
我睁开眼，面前空无一人。只有梧桐叶还在风里翻飞，像一群找不到归处的鸟。
我笑了笑，对着空气说：“嗯。我一直在。”
那之后，日子照旧。我每天早起，买菜、做饭、侍弄阳台的花。那盆茉莉开了又谢，谢了又开。每次开花，我就摘一朵放在床头。夜里醒来，满屋子都是茉莉香，像他还在。
陈晨怕我孤单，经常带着聪聪来吃饭。聪聪长高了不少，小嘴越来越甜，追着我叫姥姥。我给她包橘子吃，一瓣一瓣掰好。她吃得满脸都是，咯咯笑。
“姥姥，姥爷呢？”她忽然问了一句。
我愣了一下。她从没见过她亲姥爷，许志明走的时候，她还不太懂事。
“姥爷去了很远的地方。”我蹲下来，摸了摸她的头。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她仰着小脸，眼睛又黑又亮。
我想了想，说：“等他找到回家的路，就回来了。”
她似懂非懂，点了点头，又埋头吃橘子去了。
我看着她，心里又酸又软。小家伙不知道，她无意中问出了我心里最深的那个念头。
又过了一个月，天气转凉。我在小区公告栏里看见一张通知，说重阳节要办老年人广场舞比赛。鬼使神差地，我报了名。
老姐妹们都吃了一惊。她们都知道我从不参加这类活动。我笑笑，说闲着也是闲着。
那天，我穿上了那件藏蓝色的运动服，白色球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还别了一朵小茉莉。陈晨在台下给我录像，聪聪在一旁举着小旗子喊“姥姥加油”。
音乐响起来，是那首《咱们新疆好地方》。
我随着节奏跳起来，动作有些生疏，有几个步子还踩错了。可我不在乎。我闭着眼睛，想象他在旁边，握着我的手，带着我转圈。他的腿不好，走快了会跛，跳起舞来一定很滑稽。可我多想看见他那样滑稽地站在我对面，对我笑。
跳完了，掌声很热烈。我鞠了个躬，抬头看天上。天很蓝，蓝得像一块洗净的绸子。云很白，白得像栀子花。
我轻轻说：“志明，你看见了吗？我跳舞了。没踩你，也没踩到别人。”
风把云吹散了，又聚在一起，像是某种回应。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们坐在一个小院子里，院墙边种着栀子花。他坐在我旁边，摇着蒲扇，给我赶蚊子。我们都老了，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老树皮。
“晓梅，明天还去跳舞吗？”他问。
“去啊。你陪我。”
“我腿不行喽。”他笑，露出一口没剩几颗的牙。
“那就我跳，你在旁边看。给我看好了水杯和外套，别让人家偷了去。”
他还是笑，笑着笑着就哭了。我伸手去擦他的脸，手指碰到了一片冰凉的空气。
我醒了。月光洒在床上，身边空无一人。可我却觉得被窝很暖，像有人刚刚起身离开。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他睡过的枕头。那股味道已经很淡很淡了，像被月光稀释过。我用力吸了一口，什么也没闻到。可心里，却泛起一阵栀子花的香。
后来，我搬出了那套老房子。陈晨和明远在老城区给我买了一套一楼的房子，带一个小院子，说方便我种花晒太阳。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答应了。搬家那天，我在老房子里坐了很长时间。每一个角落，都有他的影子。那些影子重叠着、交错着，从门口到客厅到卧室，像一部循环播放的旧电影。
临走前，我最后看了一眼那个房间。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床上，像一块金色的补丁。我在那里站了很久，直到陈晨在楼下按喇叭。
我关上门。锁舌“咔嗒”一声，像把一个时代的卷宗封存了。
新家的小院里，我种了栀子花。还是他以前说的那种，香气浓得化不开。我还种了一小片茉莉，几棵橘子树。邻居说这老太太真有情致。
我笑笑，没解释。
又一个春天，玉兰花开了。我路过人民公园，鬼使神差又走了进去。相亲角还在，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些纸板。只是没有他了。
我站在那棵梧桐树下，抬手挡了挡阳光。树叶已经绿了，浓荫匝地。有风吹过，叶子沙沙响，像一个人在轻轻地笑。
我听见身后有人喊：“周晓梅？”
我回头，是个面生的老头，手里也举着一块纸板。他笑着说：“是你吧？纺织厂的周晓梅？以前厂花呢，不会认错。”
我笑了笑，说：“您认错人了。”
转身走了。走在公园的小路上，阳光很暖，风很柔。我走得很慢，像在等一个永远也不会出现的人。
可我不急。我知道，他一定在某个地方，等我。
我们总会再见的。
也许是下辈子。也许是明天。
回到家，我打开那本旧相册。翻到第一页，那张老照片已经更黄了。我把夹在里面的玉兰花瓣拿出来，它已经碎成了好几片，像蝴蝶的残翅。
我把它重新放回去，合上相册。
窗外的栀子花开了，香得铺天盖地。我走到院子里，摘了一朵。花瓣洁白如雪，沾着露水。
我把它别在耳后，站在阳光下。
空气中，我闻到了他的味道。旧的烟草，淡淡的橘子香。还有那首跑调的老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
“咱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场……”
我也跟着哼起来，声音很小，像在回应他。
你听见了吗？许志明。
我跳舞了，唱歌了，种花了。
我好好地活着。
带着你的爱。带着我们那三十年的债，和此后余生的债。
下辈子，我等你。
你记得，把那个平安符，缝在胸口上。
我一眼就能认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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