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4日下午，湖南凤凰县维新乡，田里的农活刚收尾，山谷上空突然传来飞机轰鸣。对长期遭受战乱的乡民来说，这声音并不陌生，许多人第一反应不是抬头看，而是赶紧往山沟里躲。
没过多久，西边山涧传来一声巨响。等烟尘散去，众人才发现，那架飞机已经撞进山里，机身燃起大火。直到火势减弱，村民们才壮着胆子靠近残骸。
地上散落着一枚枚银圆。
有人用布包着手，从焦土里捡出一块，擦去泥土后，银圆上的字样显露出来。围观者认出，这是当时流通的大洋。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附近村寨。
“真是银元，能买不少东西！”
人群顿时失去了先前的恐惧。背篓、竹篮、麻袋全派上了用场，连在家照料孩子的妇女，也赶到现场帮忙。有人把大洋埋进地窖，有人塞到房梁，还有人藏进厕所，生怕旁人知道。
这场意外带来的并不是富贵，而是更大的麻烦。
当时地方秩序混乱，凤凰一带的武装势力各自盘踞。欧文章名义上是维新乡乡长，实际上带有浓厚的地方武装头目色彩。听说飞机坠毁、地上出现大量银圆后，他立即带人赶到现场，打出的旗号是“维持秩序，保护财物”。
所谓保护，很快变成了搜刮。
欧文章的人从残骸附近收走了一万多块大洋。这个数目已经十分惊人，但他没有想到，邻乡乡长吴有凤也带人前来分一杯羹。两边都是地方势力，谁也不愿让步，争执之下，吴有凤把消息捅到了更高层。
接到报告后，凤凰县防剿委员会方面派人介入。陈渠珍是湘西旧有势力中的重要人物，长期在当地拥有影响力。面对带枪而来的队伍，欧文章不敢再强硬，只能交出已经搜集到的大洋。
陈渠珍看着面前的钱，脸色并不好看。
“只有这些？”
欧文章只得说明，乡民已经抢走了大批银圆。于是，一道更严厉的命令下达了：搜村，挨家挨户搜。
当晚，维新乡的犬吠声此起彼伏。持枪人员挨户砸门，逼问银圆下落。有人主动交出藏在地窖里的钱，也有人咬紧牙关，坚称自己没有捡过。
搜查随即失去边界。房梁被拆，箱柜被翻，凡是被认为值钱的东西都可能被拿走。有人挨打，有人被捆，乡民原本藏起来的银圆，连同家中原有的钱财，也被一并卷走。
据流传下来的说法，这一夜搜出的银圆达到数万块。百姓以为事情就此结束，真正的压力却在几天后到来。
湖南方面传来消息：坠毁飞机所运送的银圆，总数并非几万，而是五十箱、约十万块。国民党当局要求地方限期追缴，蒋介石还责成毛人凤方面调查此事。地方官员面对巨额缺口，只能继续向百姓施压。
维新乡随后出现一项苛刻要求：每户缴纳八十块大洋，交不出就可能被抓捕。对靠耕种为生的乡民而言，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数目。许多家庭一年到头的收入，也未必能攒下几块银圆。
有人连夜逃走。
村中的青壮年陆续离开，老人和孩子留在破败的屋舍里。原本有上百户人家的村子，短时间内变得冷清。地方势力想填补运输款的窟窿，最终却把一片乡土逼得近乎失去生气。
至于飞机为何坠毁，流传最广的解释与押运人员内讧有关。据说，飞机从广州飞往芷江，机上除飞行员外，还有押运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途中有人试图控制飞机、私吞银圆，枪击造成机上人员死亡，飞机也在失控后坠入凤凰一带山谷。
不过，这一说法主要见于地方传闻和后来的叙述，飞机型号、人员身份以及坠毁细节，至今缺少完整公开档案相互印证。尤其是“子弹击中螺旋桨导致失事”的细节，不能简单当作确定事实。
可以确认的是，银圆失踪引发了层层追缴，最终地方上据称收回八万多块，却仍未达到十万。更耐人寻味的是，陈渠珍后来并未立即将全部钱款交出，面对催缴多次拖延。1949年湖南局势急剧变化，他随后选择起义。
陈渠珍于1952年病逝，关于那批银圆的最终去向，始终没有形成可靠定论。有人认为被地方势力截留，有人认为在战乱中分散流失。飞机残骸早已消失，维新乡村民因银圆遭受的抓捕、逃亡与破财，却留在了当地关于那场坠机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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