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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九一八事变后,日方人员在柳条湖铁路现场进行所谓“破坏调查”。图载日本《历史写真》公有领域。

1931年9月19日上午,日本内阁开会,定下事变的处理方针,四个字:不扩大。

三天后,同一个内阁决定,给一支未经天皇批准就越境的部队拨付军费。

九一八不是一夜的事。那一夜只是关东军先动了手,接下来几天里东京怎么接这笔账,才决定了事情走到哪一步。

关东军确实是自己动的手

九一八不是临时起意。

1931年春夏,关东军已经在侦察地形、研究兵力、拟定占领方案,寻找发动战争的借口。

站在最前面的核心策划者有四个:

石原莞尔,中佐,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
板垣征四郎,大佐,关东军高级参谋。
花谷正,少佐。
今田新太郎,大尉。

一个中佐,一个大佐,两个比他们更低。

真正到柳条湖执行爆破的另有河本末守等人。但把计划组织起来、推到实施阶段的,就是关东军里这批中低级军官。

东京不是一点风声都没听到。

事变发生前,陆军中央已经怀疑关东军准备动手。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建川美次被派往奉天,任务是压住关东军,随身还带着陆军大臣南次郎要求克制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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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九一八事变期间,日军骑兵进入沈阳。摄影者不详,公有领域。

9月18日下午,建川抵达奉天。按照花谷正和外交官森岛守人后来的回忆,板垣征四郎把他接进料亭,喝得烂醉,那封用来制止行动的书简始终没有送到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手上。

当晚十点过后,柳条湖附近的一段南满铁路被炸。

关东军随即指控中国军队破坏铁路,以"自卫"为名进攻沈阳。

料亭、醉酒和书简没送到,这些细节主要来自当事人的战后回忆,无法逐项对证。能确定的是,东京派去的这道刹车没有踩下去,关东军也没有取得内阁和天皇的正式批准。

这一段是下克上。

东京有机会叫停

9月19日上午,日本陆军中央召集各机关首脑讨论对策。

据今村均后来的回忆,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开口便说,关东军这次的行动全部正当。在场的人没有公开反对。

事变发生不到一天,陆军内部已经开始替关东军统一说法:这不是擅自发动战争,而是遭到中国军队袭击后的自卫。

同一天,另一间屋子里,日本内阁也在开会。

陆军大臣南次郎坚持关东军属于自卫行动,其他阁员没有完全接受。会议最后定下"不扩大"方针,要求军队服从政府。

这道命令没有要求关东军退回事变前的位置,没有给出撤军期限,也没有追究策划者的责任。

关东军已经占领的地方,仍然控制在关东军手里。

"不扩大"四个字发出去了,已经扩大的部分没人碰。

第二次违令

9月21日中午,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命令混成第39旅团越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增援关东军。

他下令时,没有取得天皇批准。

按照当时的日本《陆军刑法》,指挥官擅自调动军队属于重罪,法定最高刑可以到死刑。

东京可以让部队撤回来,可以不给钱,也可以办林铣十郎。

三条都没动。

9月22日,日本内阁决定承担朝鲜军出兵的费用。理由很实际:部队已经出去了,政府不给钱,这支部队就无法继续留在中国东北。

同一天下午,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入宫,请求追认朝鲜军的越境行动。天皇批准,只表示这次属于不得已,今后应当谨慎。随后以正式命令补办了手续。

前线先出兵,政府随后给钱,天皇再补手续。

9月19日到22日,三天。

"不扩大"没有被正式推翻,只是没人再按它办。

东京手里的权力,一项都没用

九一八确实是下克上。

关东军没有事先取得日本政府和天皇的正式批准。东京察觉到关东军可能动手,也确实派了人去制止。

所以把九一八写成日本内阁从头到尾统一策划,证据不够。

但如果因此得出另一个结论,说日本中央完全是被军部绑架,也只对一半。

关东军把既成事实摆到了东京面前。可既成事实,不等于东京手里已经没有权力。

政府掌握军费,天皇掌握正式批准权,陆军中央也能追究违令者。

这些权力一项都没用。

因为拒绝关东军,需要逼一支正在获胜的军队撤退,需要处罚已经被陆军内部当成英雄的人,还可能引发政府与军部的正面冲突。

接受关东军就简单多了。

拨钱,补手续,承认已经占领的地方。

东京选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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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林铣十郎。1931年9月未经批准命令朝鲜军越境,1934年任陆军大臣,1937年任内阁总理大臣。

然后是论功行赏

策划的、执行的、擅自越境的,没有一个受到与其行为相称的军法追究。

本庄繁,事变时的关东军司令官。1934年4月获授功一级金鵄勋章,第二年12月封男爵。

板垣征四郎,关东军高级参谋。同年同月获授功三级金鵄勋章,1936年出任关东军参谋长,1938年升任陆军大臣。

石原莞尔,1932年晋升大佐,1935年8月出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

花谷正,1943年晋升陆军中将。

林铣十郎,那个未经批准便命令朝鲜军越境的人,后来得了一个绰号:越境将军。

1934年,他出任陆军大臣。

1937年,他出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

犯下法定最高刑可以到死刑的罪,六年后当了首相。

没人因此受罚,所有人都在往上走。

给后来者看的规矩就这样立起来了:没有命令不要紧,先把事情做成。只要中央最后认账,违令就会变成功劳。

五年后,石原碰上了自己

1936年,石原莞尔到关东军司令部。

这时候他已经在参谋本部负责战争指导,开始反对关东军继续擅自在内蒙古扩张,要求前线服从中央。

关东军参谋武藤章当面顶了回去。

按照今村均后来的回忆,武藤的大意是:当年您发动满洲事变时,我们在参谋本部看着,佩服得很。现在我们在内蒙古做的,不就是照您当年的办法吗?

在场的年轻参谋听完大笑。

五年前,石原在东北先斩后奏,东京认了账。五年后,他代表东京要求别人守规矩,别人拿他的成功经历当成了规矩。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石原主张对华战争不要继续扩大。

9月,他被调离参谋本部,转任关东军参谋副长。

1941年3月,编入预备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