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陕西整训场上，杨得志接到中央军委调令，命令部队迅速向山东兖州一带集结。纸面上的文字不多，却让这位兵团司令立刻意识到，新的战场很可能就在鸭绿江以北。
此时，彭德怀率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入朝作战。朝鲜战局变化很快，美军拥有制空权、制海权和大量装甲火炮，志愿军则是在物资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投入战斗。杨得志一直关注前线，他明白，中央这次调动，绝不是普通的换防。
杨得志出生于1911年1月3日，湖南醴陵人。少年时期，他曾随父亲到江西煤矿做工。井下劳作危险，工钱还常被克扣。这样的经历，使他很早便懂得底层工人的艰难，也形成了坚忍、果断的性格。
1928年，杨得志参加革命，进入红军队伍。那时的他年纪不大，却敢于在战斗中承担最危险的任务。红军装备简陋，部队常常要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寻找战机，能不能顶住，靠的不只是枪炮，更是组织和意志。
杨得志在红军时期逐渐成长，担任过排长、连长、团长等职务。抗日战争中，他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5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又率部参加清风店、石家庄、平津等战役，后来担任华北军区第19兵团司令员。
这支部队并非临时拼凑。它的骨干来自长期革命战争，许多官兵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打硬仗的传统十分鲜明。可是，战争结束后，部队进行了整编、复员和兵员补充，老兵比例下降，新入伍的战士增多，训练水平与实战经验都需要重新磨合。
杨得志看得很清楚：士气不能代替训练，勇敢也不能弥补战场经验。部队若要跨过鸭绿江，就必须在有限时间里把新老兵融合起来，把干部的信心变成全军的信心。
部队抵达山东后，杨得志和政委李志民奉命到北京汇报。中南海军委办公室里，朱德接见了他们。这位老总司令曾长期统率红军、八路军和人民解放军，对部队状况极为熟悉。
朱德没有绕弯子，直接问：“中央准备派你们入朝，有什么困难和要求？”
杨得志与李志民对视了一眼。武器、弹药、重炮，当然都缺；但他们也知道，当时国内刚刚结束长期战争，工业基础薄弱，许多装备不是提出要求就能立即补齐的。与其列出一张难以兑现的清单，不如解决眼前最要紧的问题。
杨得志沉默片刻，说：“别的要求没有，请朱老总到部队看看。”
话说得简单，分量却不轻。杨得志希望朱德亲自到山东集结地走一趟，看看营房、训练和装备，更重要的是同官兵见面，讲几句话。
这不是单纯的慰问。部队即将面对的是装备远胜于己的对手，部分新兵没有经历过现代化战争，紧张和畏难情绪并非不存在。此时，一位在全军享有崇高威望的老总司令来到队伍中，本身就是一种稳定军心的力量。
朱德理解了杨得志的用意，当即答应下来。此时的朱德已64岁，长途奔波并不轻松，但他仍前往部队驻训地，检查备战情况，听取基层官兵意见，并在动员讲话中强调，入朝作战必须依靠组织、依靠群众、依靠部队自身的纪律和作风。
有意思的是，杨得志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一句鼓动口号上。朱德到来后，部队仍要继续练战术、练射击、练行军，干部还要把朝鲜地形、气候和敌军特点讲清楚。信心从来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一次次训练和准备中建立起来的。
1951年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入朝作战，杨得志任兵团司令员。此后部队参加第五次战役等作战行动，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与联合国军反复较量。战场上的困难，远比出发前预想的更复杂，但那支经过整训、也得到精神鼓舞的部队，最终还是踏上了鸭绿江以北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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