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曾指出，本世纪头二十年中德之间紧密的经济关系已经走到尽头，一个产业激烈竞争的新阶段已经开启。
当时他所在的团队发布了一份名为《临界点》的研究报告，指出三大趋势：德国对华出口下降、德国企业在华市场份额和利润下降，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德国企业与中国企业在第三方市场上的竞争日趋激烈。
如今回顾这三大趋势，巴金表示，从德国的角度看，情况全面恶化。
首先是出口层面，自2022年以来累计下降近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德国对华出口的四分之一已经消失。
其次是市场份额，中国市场曾经是德国企业的一座金矿，为它们贡献了丰厚利润，但如今却让许多德国企业发出盈利警告，因为它们在中国的经营举步维艰。
第三方市场上的竞争同样明显加剧，此前在机械制造等特定行业已经出现的态势，如今在汽车、化工等领域也在上演——德国企业在与中国竞争者的对抗中日益吃力，因为后者能够以更低的价格提供同类产品。
把视线从德国的品牌光环移开，真正落到工厂、就业、投资和成本上，一条清晰的坠落曲线已经画下。
2026年上半年，德国本土仅生产了210万辆车，同比减少3%，相比2019年下滑15%；到了6月份，海外订单更是跌了10%。
汽车工业作为德国制造业的心脏，其失血速度触目惊心。
对于中国是否正凭借技术进步、工业化推进和产业政策，"在德国所擅长的领域做得比德国更好"这一提问，巴金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他解释说，过去几十年间，中德之间确实是一种"双赢"关系：德国企业生产的产品——汽车、机床、工业品以及技术知识——正是快速成长中的中国所需要的。
但过去五到十年间，这种格局发生了逆转。
在许多德国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业，中国如今已经领先，这对德国企业而言是一次命运的反转。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市场本身是一个高度受保护的市场。
中国有关方面近来要求德国企业实现本地化生产和本地化供应链。这带来了一种"脱钩"效应——一方面是德国本土的生产，另一方面是德国企业在中国的生产，两者之间的联系正在被切断。
德国企业不得不将越来越多的研发、采购和制造环节转移到中国境内，而这些原本可以留在德国的价值和就业机会，就此流失。
更严峻的是，成本这条曲线正在把德企往外推。
奔驰已经把A级车整条产线从拉施塔特搬到匈牙利，追加10亿欧元扩产，新增3000个岗位，而奔驰方面承认，匈牙利的生产成本比德国低70%。
宝马宣布2027年底前裁员8000人，保时捷追加裁员5000人，博世则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再砍13000个岗位，并坦承每年有25亿欧元的成本缺口无法弥补。用经济学的话说，德国的成本结构已经发生了永久性的恶化。
这就意味着，即便中国竞争者的价格压力可以在贸易层面通过关税手段部分缓冲，德国本土的能源、人工、监管等要素成本也早已把制造业逼到墙角。
企业出走并非情绪化的决定，而是资产负债表上冷冰冰的算术结果——留在德国生产，就意味着继续亏钱。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第三方市场大量抢占原属德国企业的份额，从东南亚到拉美，从中东到东欧，德国工业过去所依赖的中高端出口空间正被系统性挤压。
对于德国是否会采取政治层面的应对措施以遏制去工业化的阴影，巴金指出，德国国内正在进行一场颇有意思的讨论。
欧盟委员会将其经济安全或"去风险"政策概括为三大支柱：保护、推动和伙伴合作。
保护，指的是贸易防御、本地含量限制以及对进入欧洲市场的中国企业实施的与网络安全相关的限制；推动，则是通过削减官僚程序、完善单一市场来促进企业发展，这也是欧盟层面本周在比利时召开领导人会议的议程之一；伙伴合作，指的是与印度、美洲国家等其他贸易伙伴达成贸易协议。
巴金认为，德国目前更多地聚焦于"推动"和"伙伴合作"两方面，对"保护"这一支柱重视不够；而在欧洲其他地区，例如法国，"保护"却是政策重心。
这就形成了法德之间的一定分歧。
归根结底，如果中国企业觉得可以自由地向欧洲出口，就没有多少动力去欧洲投资，欧洲也就更难解决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以及廉价商品涌入的问题。因此，德国需要同时拥抱"保护、推动、伙伴合作"三大支柱。
巴金给出的建议是：德国需要少谈中国，多做实事。
近年来，包括上届德国政府在内，都存在一种倾向，即认为只要对中国措辞强硬，任务就完成了。
他借用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名言"温言在口，大棒在手"，指出近年来的德国恰恰是"大声喧哗、手持小棒"。
巴金分析说，与英国和加拿大相比，德国在经济上受中国的竞争压力要大得多，因为德国是制造业主导的经济体，而加拿大更依赖自然资源，英国则以服务业为主。
综观全局，德国工业当下面对的不是短期波动，而是一场结构性的坠落——出口在缩，份额在丢，工厂在搬，岗位在裁，成本在涨，几条曲线同时向下。
中国已经在许多德国曾经引以为傲的领域实现反超，而德企出走匈牙利、削减本土产能的决定，正在把这场反超从数据表格变成街道上真实的失业与萧条。
留给德国的选项其实并不多：要么在保护、推动、伙伴合作三条腿上同时发力，重塑竞争力，要么继续沉溺于强硬口号，任由制造业底盘一寸寸松动、外迁乃至空心化。
答案不在北京的会谈桌上，而在柏林接下来敢不敢动真格的产业与成本改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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