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7月，中央苏区瑞金沙洲坝，孔荷宠带着一张亲手绘制的机关分布图，悄悄离开了红军队伍。几天后，国民党飞机飞临沙洲坝上空，炸弹落向中央机关驻地。这场突如其来的轰炸，揭开了一名红军高级将领叛变的经过。
沙洲坝并不是普通村落。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央机关、红军总部以及后勤部门都曾在这里办公。国民党飞机能够较准确地找到目标，显然不是偶然侦察的结果。
据相关史料记载，蒋介石在轰炸前得到了一张瑞金地区的手绘地图。图上不仅标出道路和村庄，还标明了部分机关所在位置。投图者正是孔荷宠。
孔荷宠是湖南平江人，早年曾在湘军中任职，参加革命后，逐渐成为湘鄂赣边区颇有影响的军事干部。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蔓延，他在平江一带组织游击力量，靠缴获武器打开局面。
当时队伍装备极差，传说孔荷宠曾利用一枚手榴弹，迫使地方民团交出二十多支步枪。这个细节未必能概括他全部经历，却说明他善于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寻找机会。游击队很快发展起来，后来被编入红军。
1929年以后，孔荷宠率部在湘鄂赣边区活动，多次同国民党军交战。部队经过整编后，他先后担任红十六军军长、湘鄂赣军区领导职务。到1932年前后，他已经成为当地红军的重要人物，并获得二等红星奖章。
有意思的是，个人威望上升之后，问题也开始显现。孔荷宠逐渐形成较强的山头意识，对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并不完全服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中央希望调动湘鄂赣部队配合作战，他却以保卫本地根据地为理由，拒绝执行相关安排。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意见分歧。
1934年初，中央军委撤销了孔荷宠的职务，并安排他到红军大学学习。对一名曾经统率大部队的干部来说，这意味着职务下降，也意味着组织对其军事作风和政治态度已经产生了明确疑虑。
孔荷宠的不满由此加深。与此同时，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处境日益困难，军事上的被动又加重了他的悲观情绪。原本属于组织内部的矛盾，逐渐演变成对革命前途的动摇。
离开之前，他开始留意沙洲坝的情况。
机关设在哪里，警戒力量如何分布，哪条道路便于通行，这些内容被他一点点记在心里。随后，他利用检查工作的机会取得通行凭证，带着地图离开苏区，向国民党控制区域奔去。
投敌之后，孔荷宠很快被送往南昌行营。蒋介石接见了他，并任命其为少将参谋，给予二十万元大洋的赏赐。对国民党而言，一个熟悉苏区内部情况的红军高级干部，价值远不止一张地图。
“只要能提供情报，便能换来信任。”这是国民党对叛变者惯用的逻辑。
孔荷宠也确实被当作宣传工具使用。他四处演讲，攻击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国民党则借他的身份制造“红军高级干部纷纷离心”的舆论。更严重的是，他还参与策反、搜捕地下人员，对湘鄂赣地区的革命活动造成了破坏。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关系一度出现合作局面，但孔荷宠的反共立场并没有因此改变。关于他参与镇压地方抗日力量的记载，后来同平江地区的多起惨案联系在一起。具体责任需要结合档案逐项核对，但他在当地反共行动中的作用，确实不容忽视。
然而，国民党始终没有真正信任这类投诚者。1943年，孔荷宠因“私造武器”等罪名被捕入狱。抗战胜利后，他才获释。此时国民党政权内部派系倾轧加重，曾经有功的叛将也随时可能成为弃子。
出狱后的孔荷宠改名换姓，辗转各地经商。解放战争后期，他预感局势不利，逃往云南，试图以普通商人的身份生活。1950年，他在那里结婚，并投资开设诊所，把行医和经营作为掩护。
公安机关并没有停止追查。
一次打麻将时，孔荷宠因输掉一块钱与人争执。钱并不多，争执却让他的口音、经历和身份引起旁人注意。村民随后向公安机关反映情况，调查人员初步接触后，因证据不足将其释放。
这个细节后来成为案件中的关键转折。真正的识别，并非只靠一场牌局，而是靠口供、旧案材料和人员指认逐步拼接起来。此后，一名被捕的国民党军官提供线索，称云南乡下有一名身份可疑的诊所经营者。
1955年，孔荷宠又给湖南亲属写信。信件被公安机关截获后，调查人员将其与早年红军档案、国民党方面材料相互比对，身份终于得到确认。罗瑞卿参与组织审讯，案件也按程序上报中央。
遗憾的是，审判尚未完成，孔荷宠便因肾功能衰竭病重，于次年在医院去世。有关人员将遗体运回湖南，交给当地干部处理，并留下安葬费用。曾经统率湘鄂赣红军的干部，最终以一名隐姓埋名者的身份，埋在了故乡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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