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万历年间，广西河池县，俞财主、鲍氏和家奴连宗之间的一桩命案，起初并没有出现在县衙案头。它先藏在一袋袋谷米里，后来又藏进一场酒席，直到棺材被人重新打开，案情才露出真正的面目。
俞家并非普通人家。俞财主家境富裕，性情却极为吝啬，连妻子鲍氏的首饰和家中粮食，也要时常查验。鲍氏出身贫寒，嫁入俞家，本以为能照应娘家，没想到成为正妻后，手里仍没有多少可支配的钱财。
娘家日子艰难，鲍氏只能暗中拿些谷米接济。她不便亲自搬运，便让家奴连宗帮忙。在她看来，连宗平日沉默寡言，似乎比其他人可靠。可这份看似寻常的信任，很快被连宗当成了要挟人的把柄。
有一天，俞财主外出收账，连宗借送粮之机闯入鲍氏房中。他没有明抢，也没有立即声张，而是抓住鲍氏害怕被休弃的软肋，逼她就范，并扬言要把偷粮之事告诉俞财主。
鲍氏并非自愿，却被困在了家奴与主母的身份差距之间。连宗每次都趁俞财主不在时下手，前后持续半年。事情拖得越久，鲍氏越不敢揭发，连宗也越发肆无忌惮。
转折发生在一次收租后的酒席上。俞财主带着连宗和李秩到乡间收租，当地人设宴款待。酒过数巡，众人谈起女人身上痣的位置是否与旺夫有关，连宗喝得兴起，竟把鲍氏隐秘部位的特征说了出来。
这句话分量极重。
俞财主当场没有发作，只是把疑心压了下去。回到家后，他单独询问鲍氏。鲍氏起初不肯承认，直到俞财主追问连宗为何知道那些隐秘细节，她才哭诉实情，并请求不要休掉自己。
她还提出，若俞财主嫌弃她失德，可以另娶正妻，自己甘愿退居妾室。俞财主表面答应，随后却对她说：“此事不能就这么算了，连宗必须付出代价。”鲍氏没有别的依靠，只能听从安排。
夜里，鲍氏准备酒菜，托人告诉连宗，说俞财主已经外出，让他前来饮酒。连宗自以为事情仍在掌握之中，欣然赴约。酒喝到酩酊时，俞财主突然现身，将他捆在长凳上。
冷水泼下，连宗惊醒，才发现自己已经无路可退。他连声求饶，俞财主却厉声斥责：“你身为奴仆，竟敢逼迫主母，谁给你的胆子？”随后，俞财主用刀刺伤连宗，又将烧开的热水浇向伤处，连宗很快死亡。
这场私刑并没有被立即揭发。第二天，俞财主叫来连宗的兄弟连宇，只说连宗突然中风身亡，让他领回尸体安葬。连宇原本准备照办，同行的李秩却觉得蹊跷。
李秩曾亲眼见过酒席上的异常，也知道连宗平日身体强健。他私下提醒连宇：“好端端的人，怎么会突然中风？下葬前，还是验一验。”两人于是悄悄打开棺材，在连宗肋骨处发现伤口，随即将俞财主告到县衙。
河池县黄知县审理此案时，认为连宇没有亲眼看见杀人经过，李秩的证词也只能证明连宗曾在酒席上失言，不能直接证明俞财主动手。加上连宗逼奸主母在先，黄知县遂以证据不足论处，并将连宇视为诬告，俞财主暂获无罪。
案卷上报后，引起广西巡抚陈于廷注意。陈于廷曾于万历二十三年中进士，办案以严明著称。他没有只看口供，而是抓住了一个关键问题：连宗究竟凭什么知道鲍氏身上的隐秘特征？
复审时，陈于廷重新提审相关人等，又传鲍氏到案。为核实供词，他命稳婆验看，结果鲍氏身上的痣与连宗酒席上所说的位置相符。面对这一证据，俞财主夫妇最终供认了设宴、捆绑和杀人的经过。
案情明白后，连宇与李秩被释放。真正复杂的是俞财主该如何定罪：他确实故意杀了人，但死者又是犯下逼奸之罪的家奴，明代法律对“良贱相奸”另有加重规定。
《大明律》规定，奴仆奸犯良人妇女，罪加一等。对于家长故杀奴婢，律法也有专门条文，并非一概按普通杀人罪处置。陈于廷据此衡量，认定连宗罪行严重，但俞财主私设刑罚、致人死亡同样违法，不能完全视为正当防卫。
最后，俞财主被判杖一百。这个结果既没有让连宗免于其罪，也没有让俞财主因“惩恶”而脱离法律。案卷中的人命官司，就这样落在了明代身份秩序、家长权力与刑律条文相互交错的缝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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