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中央苏区斗争形势紧张，曾志在江西吉安生下第三个孩子。孩子出生仅十三天，她便不得不离开。那时，组织上有紧急任务，她需要转赴赣州筹集经费、开展工作。襁褓中的孩子，只能托付给当地奶妈照料。
临别时，曾志留下了一顶蓝布小帽。对于一个刚做母亲不久的女人来说，这个动作很轻，分量却极重。她原本以为，等局势缓和下来，便能把孩子接回身边。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分别竟持续了十七年。
孩子被送到奶妈家时，生活条件十分艰难。奶妈家里本就贫困，连自家孩子都难以照料，再添一个婴儿，日子自然更加窘迫。曾春华幼年还患过严重的皮肤病，病情反复，身体留下了明显损伤。
后来，在教会医院的帮助下，他接受了手术，摘除一侧肾脏，并切除两根肋骨。年幼的孩子无法理解母亲为何离开，只能把病痛、贫困和长期缺少照料，归结为对“母亲”这个称呼的陌生，甚至怨怼。
有意思的是，母子重逢并不是曾志亲自寻访的结果，而是福建解放后，旧日线索重新进入了有关部门的视野。1949年秋，方毅在整理材料时看到曾志多年前留下的求助信息，随即要求查找孩子下落。经过一番调查，工作人员终于在福建乡村找到了曾春华。
少年被告知，南昌有人等他。十七岁的曾春华没有大哭大闹，只提出想见一见那位生母。1950年初，他辗转抵达南昌。曾志在招待所等候多日，母子见面时，彼此都显得拘谨。一个离开孩子太久，一个从未真正享受过母爱，血缘关系并不能立即消除陌生感。
曾志没有急着要求孩子亲近自己，而是把这些年的经历慢慢讲清楚。她谈到革命道路上的危险，也谈到家庭成员的牺牲和自己的辗转奔波。说到深夜，曾春华只回了一句：“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也会这样做。”这句话让曾志久久无言。
理解来得很晚，却改变了母子关系。曾春华文化基础薄弱，便从头补习。他曾跨级求学，后来进入西安化工工业技术学校学习。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西北军工企业工作。环境偏远，任务繁重，身体又有残疾，但他很少把这些当成向组织或家庭诉说困难的理由。
在军工生产一线，危险和责任始终相伴。曾春华把精力放在技术学习上，常常钻研炸药稳定性等专业问题。有人建议他申请残疾待遇，他没有接受，只说：“手脚还能动。”话很朴素，却能看出他的性格：不愿把身体上的缺陷变成依赖别人的资本。
曾志对子女要求严格，对曾春华却多了一层复杂的感情。她知道，孩子吃过的苦，不能用几句解释抹平；也知道，真正的补偿不是替他安排一条轻松道路，而是让他凭自己的能力站住。她曾在给儿子的短笺上写过：“别认命，要立志。”这句话后来一直被曾春华珍藏。
1995年冬，曾志因脑溢血住院。接到消息后，曾春华赶到北京照料母亲。那段时间，他为母亲端水、翻身、梳头，许多细节都亲自完成。护士见他照顾得仔细，曾志却只是提醒：“别太累。”母子之间的话依旧不多，但多年隔阂已经变成了相互牵挂。
1998年5月，曾志迎来最后一个生日。家人聚在一起时，她再次谈到曾春华没有使用残疾证的事情。她清楚，儿子不是不知道政策，而是不愿靠特殊照顾生活。病中的曾志看着他，说出了那句后来被反复提起的话：“有志气，不愧是我的儿子。”
1998年6月21日，曾志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七岁。曾春华守在母亲身边，按照家人的安排料理后事。那顶蓝布小帽也被保存下来。它并不贵重，却见证了一个孩子出生后十三天的离别，见证了母亲十七年的寻找，更见证了两个人从陌生到相互理解的漫长过程。
此后，曾春华仍在军工系统工作。那张字迹已经发淡的短笺，也一直留在身边。纸张会旧，笔画会模糊，但“别认命，要立志”这几个字，始终没有从他的生活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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