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2月，江西永新一带，袁文才与王佐相继遇害。井冈山的山路并没有因此安静下来，反而迅速陷入混乱。两位地方武装首领的死亡，不只是两个人的悲剧，也使红军与当地社会之间原本脆弱的信任出现裂缝。
三年前，形势完全不同。1927年9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抵达井冈山地区时，部队缺枪少粮，行军疲惫。袁文才、王佐虽然被旧式称呼视为“绿林人物”，却掌握着山中的道路、粮源和人情关系。他们没有把这支外来队伍拒之门外，而是提供粮食、向导和落脚之处。
这份接纳并非单纯出于好客。袁、王长期活动于湘赣边界，对地方豪绅和官府都有自己的矛盾，也清楚单靠山寨力量难以维持。红军提出的土地革命和反对压迫，恰好给了他们重新选择的机会。双方各有所需，才有了后来共同经营根据地的基础。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红四军成立后，袁文才、王佐的队伍被编入红军序列，分别担任团级职务。对红军来说，这是把地方力量纳入正规建制；对袁、王而言，也是从山寨首领转变为革命武装干部。
转折来自对“地方武装”的不同判断。中央有关文件曾强调，对土匪性质的武装不能无原则迁就，既要争取群众，也要处理其首领。文件传到井冈山后，部分干部更看重袁、王过去的经历，担心他们势力过大，影响党的领导。毛泽东则认为，判断一个人不能只看出身，还要看其在革命中的实际表现。
毛泽东曾明确表示，袁文才、王佐已经参加革命，不能简单按照过去的身份处理。这个判断并非没有依据。袁、王熟悉地方社会，能够发动群众、筹集物资，也曾带队作战。问题在于，井冈山内部对两人的评价始终不一致，军事上的信任与政治上的疑虑长期并存。
1929年初，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根据地力量削弱。1930年，红五军等部队返回湘赣边区，内部矛盾再次集中爆发。王怀、龙超清等人主张严厉处置袁、王，认为不清除旧式头领，便可能留下后患。袁文才在永新被杀，王佐随后也遭杀害。具体过程至今仍是研究者反复讨论的历史问题，但错杀性质后来得到组织上的确认。
悲剧最直接的后果，是原有地方关系网被撕开。袁、王的亲属和旧部中，有人无法接受这一处理，也有人借机重新控制山地。王佐的兄长王云隆等人率部转入对抗，部分袁部旧人也与地方势力发生联系。需要说明的是，相关人员并非全部行动一致，后来所说的“亲友叛变”，实际包含了不同群体的分化，不能一概而论。
井冈山地势险峻，大小山口相连，外来部队很难迅速摸清情况。地方武装熟悉每条小道，又掌握群众之间的亲疏关系，便能依靠寨堡和密林周旋。国民党方面则不断利用这些矛盾，进行收编、拉拢和封锁。于是，原本属于红色根据地的部分区域，逐渐变成多股势力争夺的地带。
1930年代，红军曾多次试图恢复井冈山的控制，但受制于兵力、交通和整个湘赣战局，并未立即解决问题。中央苏区和长征相继展开后，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更加孤立。抗日战争期间，当地武装关系复杂，有的依附国民党地方势力，有的自保观望，个别头目甚至同日伪发生联系，山中局面因此延续多年。
真正改变力量对比，是解放战争后期。1949年，人民解放军向江西、湖南推进，国民党地方政权迅速瓦解，盘踞山中的武装失去外部依托。解放军和地方武装依靠群众提供的道路、地形等信息，采取封锁山口、分割据点的办法，逐步压缩残余势力。井冈山重新纳入人民政权管辖，距离袁文才、王佐遇害已近二十年。
1950年前后，地方政府开始调查旧案和山地社会情况。群众提供的口述、账册和人员材料，逐渐勾勒出那段长期混乱的经过。袁文才、王佐当年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确有贡献，他们被错误杀害的问题，也在复查后得到纠正，后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65年5月，毛泽东重访井冈山，会见袁文才遗孀谢梅香等人，并再次谈到袁、王的历史作用。那场会见没有改变已经发生的悲剧，却使两人的名字从地方争议重新进入革命史叙述。井冈山的山口、旧居和墓地，保存着的并不只是战斗遗迹，也包括一场错误决策留下的漫长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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