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6月20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老红军举行追悼会。前来送行的，有师机关和直属队官兵，也有当年长征路上的老战友。这个人的骨灰后来安放在骨灰堂东院东二室277号，墓位属于将帅和革命功臣集中安葬的区域，骨灰盒上却没有姓名，只标明他的身份：红军中的聋哑老战士。
他究竟是谁？
严格说，他没有留下可供查证的姓名。1935年，中央红军经过四川天全一带时，部队急需当地向导。可百姓长期受军阀欺压，见到队伍便躲避。侦察人员找了两天，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人。
就在这时，战士马天皇、肖士杰发现路边站着一个人。他个头不高，脸色黝黑，衣衫破旧，腰间系着绳子，还带着一把斧头。战士询问情况，他只会“呜呜”作声，既听不见，也说不了话。
起初，大家怀疑他是敌人派来的探子，便将他带回部队观察。确认他确实是聋哑人后，红军准备放他离开。没想到，他说什么也不肯走，干脆抢着挑水、烧火、搬东西，用手反复比划，意思十分明确：“红军给我饭吃，也给我衣服穿，我要跟着你们。”
这件事颇有戏剧性。一个连名字都说不出来的人，就这样加入了红军。部队考虑到他已经离家很远，无法找到回去的道路，便把他留在中央警备系统的炊事班。此后，他有了一个最简单的称呼——“哑巴”。
称呼虽简单，做事却一点不含糊。翻越夹金山时，他穿着单衣，脚上缠着树皮，仍背着炊事用具前进。有人体力不支，他就主动接过铁锅；进入草地后，他常常背负上百斤物资，遇到牺牲的战友，还把对方的背包和枪支一并扛走。
有一次，敌机轰炸部队，炸弹在他身旁爆炸。他本能地把行军锅扣在头上和肩部，头部因此保住了，右腿却被弹片划伤，缝了二十多针。伤口还没有完全恢复，他又回到了队伍里。
过草地时，班长肖士杰陷入泥潭，身体不断下沉。哑巴没有呼喊，也无法呼喊。他把锅放进泥里，自己站进锅中，再用绳子固定身体，慢慢靠近肖士杰，配合岸上的战友将人拖了出来。这个动作没有豪言壮语，却比许多口号更能说明他的性格。
1936年红军抵达陕北后，他被编入中央军委警卫系统。南泥湾大生产期间，他每天为数百人挑水，鞋子磨破了便赤脚继续。朱德看到这一幕，立即要求负责人给他发鞋。朱德说：“不能让他总是光着脚干活。”随后，他还亲手替哑巴擦汗，并竖起大拇指。
在延安，他挑水、砍柴、喂马、做饭，常常天不亮就开始忙，夜深了还在磨豆腐、做豆浆。通信员回来得晚，他总把饭菜留在锅里热着。张思德和他关系很好，曾用土豆泥替他医治脚上的裂口。1944年张思德牺牲后，哑巴悲痛万分，久久不能平静。
毛泽东也知道这个特殊的战士。机关人员平时不愿打扰毛泽东思考，哑巴却是例外。他一见毛泽东，便放下手里的活跑过去，擦干净双手，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警卫员曾想阻拦，毛泽东说：“不要拦他。”对这位不会说话的老兵，毛泽东同样以大拇指表示敬意。
1949年进京后，城市里有自来水，也有煤炭和较完善的生活条件，哑巴反倒觉得无事可做。他抱着扫帚在院里转，哪里脏了就扫哪里；澡堂人多时，他还主动帮忙维持秩序。此时他已年过四十，并患有心脏病，却闲不下来。
1955年授衔时，看到老领导获得少将军衔，他高兴地拍着对方的肩章。组织经过研究，授予他少尉军衔，并颁发八一勋章、八一奖章。这个决定看重的不是战场上的职务，而是他参加长征、长期承担艰苦工作的经历。
周恩来一直没有忘记他。1971年，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卫戍区有关领导时专门询问哑巴的生活，并嘱咐：“一定要照顾好他，吃的、住的、治病，都要安排好。”这句话后来被反复传达，因为哑巴没有家属，也无法通过语言说明自己的病痛。
晚年，他住进医院，组织为他安排专门护理。医护人员照料他的饮食、用药和起居，还为他配备电视机、冰箱。护理人员小张起初觉得工作简单，后来才发现老人患病后脾气反复，常把东西弄得满屋都是。有人劝她把老人当作父亲照料，她最终留了下来。
1981年，有关部门为他办理离休和待遇评定，按副师职待遇执行。1983年5月底，他病情恶化，许多老战友赶到医院探望。6月14日晚，这位没有姓名的老红军因病去世，终年约八十岁。追悼会结束后，他留下的7000多元工资捐给了幼儿园，家具则留给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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