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5日，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与彭德怀谈到朝鲜战局。此时，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战火正向鸭绿江逼近，志愿军何时入朝、由谁统兵，已经不是普通的军事人事安排，而是关系新中国安危的重大抉择。
几个月前，中央考虑过多位将领。粟裕、林彪、彭德怀，都进入过毛泽东的视野。之所以没有立即定下人选，是因为这场战争和国内战争不同：敌人拥有强大的空军、海军和后勤体系，朝鲜地形复杂，部队又要在陌生国土上作战。
粟裕被重视，并非偶然。
解放战争中，他长期统率华东野战军，指挥过豫东、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尤其是淮海战役，华东野战军承担了最主要的作战任务，粟裕展现出的兵团协同、战场判断和临机决断，在全军中都很突出。
毛泽东曾评价粟裕“善于组织大兵团作战”。这句话分量很重。粟裕不是只会打局部伏击，而是能把几十万部队、地方支前力量和复杂战场连成一个整体。面对朝鲜多山的地形，他在南方游击战和华东运动战中积累的经验，也确实具备参考价值。
1950年夏，中央军委着手组建东北边防军，粟裕一度被列为重要人选。可是，粟裕此时身体状况很差，高血压和美尼尔氏综合征反复发作，头晕、耳鸣等症状严重影响工作。入朝作战迫在眉睫，主帅不能只看战功，还必须能够连续处理情报、部署和突发情况。
有人劝粟裕安心养病，他也明白，朝鲜战场不是等人慢慢恢复的地方。毛泽东曾关切地问过他的身体情况，粟裕的态度很明确：“只要能够工作，任务交给我。”遗憾的是，身体最终没有给他留下足够时间。
林彪同样具备大兵团作战经历。东北战场上，他指挥百万大军完成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军事才能毋庸置疑。但当时林彪身体状况不佳，而且对出兵朝鲜存在顾虑，后来前往苏联治疗。一个不能迅速到位、也未必愿意承担任务的人，自然难以成为首选。
刘伯承和陈赓也曾被考虑过。两人当时在西南承担剿匪和稳定地方秩序的重任。新中国刚刚成立，西南地区土匪、特务武装活动严重，部队被大量投入清剿。刘伯承需要主持军事学院筹建，陈赓还要处理西南边境和对外军事事务，短期内抽身并不现实。
这样一来，彭德怀的优势逐渐显现出来。
彭德怀的长处，不只在于能打胜仗，更在于关键时刻敢于承担最棘手的任务。红军时期，他创建红五军；抗日战争中，他作为八路军副总司令，长期主持前方作战，直接面对华北战场最复杂的局面。
百团大战期间，彭德怀承担了巨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解放战争初期，陕北兵力空虚，党中央和西北解放区面临国民党军重兵进攻，彭德怀主动站出来，担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当时西北野战军起点并不高，能够机动作战的部队只有两万多人。彭德怀却抓住敌军分散、补给线过长的弱点，连续组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等战斗，随后在沙家店歼灭胡宗南部主力。兵力少，条件苦，反而更能看出指挥员的应变能力。
10月5日的会议上，彭德怀没有回避困难。毛泽东问他能否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回答：“我服从中央决定。”这句话听起来平实，却符合他一贯的性格：任务越重，越不推辞。
毛泽东选择彭德怀，还有一层现实考虑。志愿军不仅需要会打仗的统帅，还需要一位能够承受巨大压力、迅速建立指挥秩序的人。彭德怀资历深，威望高，熟悉大兵团作战，也经历过装备落后、补给困难和敌强我弱的局面。
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把朝鲜战场看成一场可以轻易取胜的战争。会谈中，彭德怀多次强调敌我装备差距，认为必须充分准备、慎重部署。敢于讲困难，却又愿意承担责任，这正是中央最终信任他的原因。
10月8日，中央正式作出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决定。此后，彭德怀赶赴东北，和东北边防军将领、后勤部门以及地方干部一起研究入朝准备。
粟裕的落选，主要受制于身体；林彪未能出任，则与健康和态度有关；刘伯承、陈赓有其他战略任务。彭德怀并不是因为别人都不行才被推上前线，而是在最紧迫、最困难的时刻，成为唯一能够迅速到位并愿意扛下重担的人。
这次点将，既有对将领军事能力的权衡，也有对战场形势、身体条件、战略任务和个人担当的综合判断。抗美援朝的统帅人选，就这样在多重限制下落到了彭德怀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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