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案件纪实故事创作，基于真实司法案件改编，部分环境、神态描写为合理演绎，仅供阅读，非官方新闻播报。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日，香港铜锣湾。
下午四点的阳光斜斜地打在百德新街的招牌上，霓虹灯管还没亮起，街道上已经挤满了人。这里是港岛最繁华的地段之一，商铺林立，人流如织，谁也不会想到，几步之外一幢旧式居民楼的电梯里，一场血案正在发生。
最先接到报案的是湾仔警区。下午四点零七分，九九九报警台接到一通带着哭腔的电话，报案人是住在三楼的周老太，她说有人打劫，女儿被捅伤了，流了好多血。指挥中心立刻调派附近巡逻警员和救护车赶往现场。
最先抵达的两名巡警冲上三楼时，楼道里已经围了几个邻居，电梯门半开着，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轿厢的地板上积着一滩血，顺着门缝往外渗。周老太蹲在地上，抱着一个穿浅色外套的女人，女人的胸口和腹部全是血，已经没了声息。不远处的楼梯口还坐着一个年轻女子，捂着手臂在发抖，脸上混着泪水和血迹。三楼到四楼的台阶上，还倒着一个陌生男人，左腹的伤口还在往外渗血。
救护车很快赶到，医护人员当场确认，被周老太抱着的那名女子已经死亡。另外两名伤者被紧急送往玛丽医院抢救。现场被立刻封锁，重案组人员四十分钟后抵达，正式接管案件。
死者名叫周台娟，当年三十二岁，是家中长女。受伤的是她的妹妹周台婷，比姐姐小两岁。那名中刀的黄姓男子是六楼住户的朋友，当天正好上楼访友，不巧遇上了劫匪。
现场勘查工作随即展开。这是一幢老式唐楼，电梯是那种需要手动关闭内层门、扣上安全扣才能运行的旧式轿厢。
电梯内壁上有多处喷溅状血迹，地板上的血泊面积很大，看得出受害者受伤后曾经挣扎过。技术人员在电梯按钮上提取到了几枚模糊的指纹，在轿厢角落发现了一副金属边框的眼镜，还有一包拆开过的纸巾。除此之外，没有找到凶器。
法医在现场初步勘验后判断，死者周台娟身上共有九处刀伤，集中在胸腹部，其中一刀刺破心脏，是致命伤。伤口形态显示凶器是单刃折叠刀，刀长约三十厘米。死者左手无名指根部有明显的戒指压痕，皮肤有被锐器撬刮的痕迹，她手上原本戴着一枚戒指，被人强行取走了。
从妹妹周台婷和周老太的初步口供里，警方拼凑出了案发的大致经过。当天下午，周氏姐妹约好一起回母亲家吃晚饭。两人走进电梯，刚关上内层门扣上安全扣，就听见外面有人喊"等等"。妹妹心善，又把门拉开了。冲进来两个年轻男人，都穿着T恤牛仔裤，神色有些慌张。电梯升到一半，两人突然掏出刀子，大喊"打劫"，目标直指姐姐手上的钻戒。
姐妹俩本能地反抗。狭小的电梯里一片混乱。电梯抵达三楼，门刚打开，那个黄姓男子想趁机跑出去，被其中一名劫匪一刀捅在左腹，倒在了楼道里。周老太听见外面动静不对，开门出来查看，劫匪见状调转刀口朝她去。姐姐周台娟扑上去把母亲护在身后，劫匪连捅了她好几刀。
最让警方在意的是那枚戒指。据周老太和妹妹说，那是一颗十克拉的黄钻，价值不菲，是周台娟丈夫送给她的结婚纪念礼物。她平时很少戴出门，那天正好是结婚纪念日，才特意戴上回母亲家。劫匪似乎就是冲着这枚戒指来的，而且因为戒指卡得太紧拔不下来，最后直接用刀把戒指托撬开，只取走了钻石主石。
两个劫匪得手后没有坐电梯，而是顺着楼梯往下跑，逃离了大厦。
专案组当晚就在湾仔警区成立了。摆在刑警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是：这到底是一起随机的拦路抢劫，还是有预谋的精准作案？
如果是随机劫杀，两个劫匪为什么偏偏选在居民楼电梯里动手？铜锣湾大街上那么多行人，为什么要冒更大的风险闯进楼里？而且他们直奔钻戒而来，甚至知道要撬下主石，这不像是临时起意的街头混混能做出来的事。
如果是预谋作案，那就意味着凶手认识周台娟，知道她当天会戴这枚巨钻出门，甚至知道她会在这个时间回母亲家。
第一种推测的方向是熟人作案。专案组开始全面梳理周台娟的社会关系。她和丈夫经营着一家小型贸易公司，家境殷实，夫妻关系在旁人看来还算和睦。她社交圈子不算复杂，平时主要是家庭和生意两头跑，没有听说有什么仇家，也没有感情纠纷的传闻。
但办案不能只看表面。专案组分头约谈了周台娟的丈夫、生意伙伴、朋友和亲戚，逐一排查每个人的不在场证明。丈夫当天下午在公司开会，有多名员工可以作证，公司监控也显示他全程没有离开。生意上的几个合作伙伴案发时要么在外地，要么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据，逐一被排除。
第二个方向是有前科的惯犯。既然是持刀抢劫钻石，很可能是有案底的人干的。专案组调阅了近年来港岛区所有涉及珠宝抢劫的案件档案，筛选出一批有持刀抢劫、盗窃珠宝前科的人员名单，一共近千人。
与此同时，警方也在寻找更多目击者。劫匪逃离时走的是楼梯，沿途可能遇到住户。专案组逐家逐户上门走访，果然找到了几位在案发时段上下楼的居民。有人说在楼梯间遇到过两个匆匆下楼的年轻男子，身高都在一米七左右，一个稍胖一个稍瘦，都穿着浅色上衣。但因为只是擦肩而过，没人能看清完整的面部特征。
还有一位住在二楼的老婆婆说，她听见楼道里有跑动的脚步声，从窗户往下看，看见两个男人跑出大厦正门，往铜锣湾地铁站方向去了。
案发第二天，警方安排妹妹周台婷和周老太进行照片辨认。他们从有前科的人员档案里挑出了近千张男性照片，一张张摊在桌上让两人看。周台婷手臂还缠着绷带，脸色苍白，她翻得很慢，每一张都仔细看。翻到第三百多张的时候，她的手指停在了一张照片上，嘴唇动了动，刚想说什么，突然身子一歪，当场昏了过去。
等她在医院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是他，就是他。"
她指的那个人叫余伟发，二十九岁，有盗窃犯罪记录，照片是他十几岁时犯案留下的档案照。
专案组立刻把这个人列为重点怀疑对象。他们又安排了列队辨认，找了几名体型、年龄与余伟发相近的男子和他站成一排，让周老太隔着玻璃辨认。周老太看了不到半分钟，就指着余伟发说，没错，就是这个人冲进电梯的。
人证方面似乎已经有了突破。但物证这边却卡了壳。技术部门比对了电梯按钮上提取的指纹，没有一枚和余伟发的指纹吻合。现场遗留的那副金属眼镜，也无法证明是余伟发的。那包纸巾更是普通牌子，到处都能买到。
还有一个疑点。周台婷在口供里说，她反抗的时候狠狠咬了其中一名劫匪的左手手腕，应该留下了很深的牙印。可警方观察余伟发的手腕，皮肤光滑，没有任何咬痕，也没有近期愈合的伤口痕迹。
尽管物证存在缺失，但两位关键证人都指认了余伟发，警方还是决定实施抓捕。案发后的第三天，也就是三月二十二日凌晨，重案组探员在大角咀海兴大厦的一处单位里找到了余伟发，将他带回警署协助调查。
审讯室的白炽灯亮了一整夜。
余伟发一开始说自己案发当天一直在家，没有出过门。可当办案人员拿出周台婷和周老太的指认记录时，他沉默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余伟发改口了。他承认人是他杀的，钻石是他抢的。
按照余伟发的供述，他是和一个姓谭的同伙一起干的。两人事先在铜锣湾一带物色目标，看见周氏姐妹戴着钻戒进了大厦，就尾随进去，在电梯里动了手。作案后他怕被抓，把抢来的钻石、折叠刀还有沾了血的衣服，全都装进袋子里，扔到了大角咀码头的海里。两人随后分头逃跑，之后就没再联系过。
他说自己和姓谭的也不算熟，只是偶然认识，不知道对方全名，也不知道住在哪里。
警方立刻做了两件事。一是派潜水队去大角咀码头海域打捞证物，二是追查那个姓谭的同伙。
潜水队在海里捞了整整两天，除了一些垃圾什么都没找到。这片海域水情复杂，海底淤泥厚重，小小的钻石和折叠刀沉下去，就像针掉进了草堆。
至于那个姓谭的男子，警方找到了几个符合条件的人，逐一核查后发现，案发当天他们要么在外地，要么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根本不可能出现在铜锣湾。其中最符合描述的一名谭姓男子，案发当天人在内地，有出入境记录为证。
也就是说，余伟发供出的同伙，查无此人。
但在当时的办案人员看来，这并不影响大局。毕竟人已经抓到了，也认罪了，还有两位受害人的指认，案子基本可以定了。周台婷还专门给警务处写了感谢信，称赞警方破案迅速，办案认真。
案子移交检控，按部就班地走司法程序。案发一年后，一九九九年五月，案件在香港高等法院正式开庭审理。
谁也没想到，这场庭审会把这桩看似铁证如山的案子，推向了充满争议的另一面。
开庭那天，余伟发在被告席上，全程低着头。当法官宣读谋杀、抢劫、蓄意伤人等多项罪名时，他突然抬起头，说了一句："我没有杀人。"
全场哗然。
他当庭翻供，说之前的认罪口供都是假的，是警察逼他认的。他说自己被抓后遭到了殴打和威胁，警察写好了供词让他背，录口供视频的时候录一段停一段，忘了就提醒他。他扛不住了，才照着念的。
辩护律师随即提出了一连串的质疑，每一条都直指案件的证据漏洞。
首先是物证缺失。案发现场电梯里提取到的指纹，没有一枚属于余伟发。现场遗留的眼镜和纸巾，也无法与他建立关联。凶器、钻石、血衣，所有关键物证全都不知所踪，打捞一无所获。一个连捅九刀、近距离搏斗的现场，竟然找不到任何能直接指向被告的物理证据，这不符合常理。
其次是证人辨认的可靠性。辩护律师指出，周台婷照片辨认时用的那张照片，是余伟发中学时期的旧档案照，时隔十几年，人的容貌变化很大。而且辨认时周台婷情绪极度激动，甚至当场昏厥，这种状态下做出的指认，客观性存疑。
至于周老太的列队辨认，律师提出，辨认前周老太曾和陪同的家属有过交谈，可能受到暗示。而且案发时场面极度混乱，周老太是从电梯门口看进去的，光线不好，距离也不算近，未必能看清劫匪的脸。
更关键的是齿痕问题。周台婷明确说自己咬了其中一名劫匪的左手手腕，而且咬得很重。但余伟发双手手腕都没有任何咬痕，也没有受伤愈合的痕迹。控方无法解释这一点。
还有其他目击者。案发时在电梯里的黄姓男子，还有楼道里遇到过劫匪的几位居民，在列队辨认时，全都没能认出余伟发。甚至有一位目击者明确说，劫匪不在这排人里面。
辩护律师还提醒陪审团注意余伟发的体貌特征。他发际线很高，呈明显的M型，而且门牙之间有一道很显眼的缝隙。这两个特征都非常容易记住，可所有证人在描述劫匪外貌时，没有一个人提到过这两点。
最后是不在场证据。辩护律师拿出了一份电话记录，显示案发后大约半小时，余伟发家里的固定电话打出过一通外卖电话，通话对象是附近的一家茶餐厅。从铜锣湾百德新街作案后，浑身是血地逃离现场，再回到大角咀的家中，还要爬上六楼唐楼，半个小时根本不够用。
控方则坚持认为，两名受害人均明确指认被告，加上被告本人的认罪供述，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至于物证缺失，是因为被告将所有证物抛入海中，故意销毁证据，不能因此反证其无罪。
双方在法庭上僵持了多日。陪审团退庭商议了很久。
最终，陪审团以多数票裁定，余伟发谋杀罪名成立，判处终身监禁。
判决下来后，余伟发当庭表示不服，提出上诉。但上诉庭认为，原审陪审团的裁决有合理依据，驳回了上诉。
这桩案子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社会关注，很快就淹没在了新闻里。余伟发被送入赤柱监狱服刑，从那以后，他几乎每个月都在写申诉信，坚持自己是冤枉的。
转机出现在多年以后。一位名叫翁静晶的律师在自己的节目里重提了这起案件，并且透露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信息，死者周台娟，其实是她的八婶。
翁静晶说，余伟发曾经从监狱里写信给她，求她帮忙翻案。她一开始很反感，觉得这个人杀了自己的亲戚，还有脸喊冤。但等她仔细看完案卷材料，又去监狱见了余伟发之后，她的看法变了。
她认为这起案子的证据漏洞太多了，根本达不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定罪标准。没有物证，没有指纹，没有DNA，同伙查无此人，凶器赃物全无踪影，证人辨认存在重大瑕疵，还有不在场证据没有被充分考量。
她甚至找到当年参与办案的人员了解情况，也找过政界人士帮忙，希望能启动案件重审。据说当年梁振英也为此事出过力，但最终还是没能翻案。
时至今日，余伟发仍然在监狱里服刑。他已经从一个二十九岁的年轻人，变成了两鬓斑白的中年人。二十多年过去了，他始终没有认罪，也没有申请过假释。
而那颗十克拉的黄钻，和那把行凶的折叠刀，至今沉在维多利亚港的海底，没有人知道它们的确切位置。
案件的全部真相，或许只有那天下午电梯里的人才知道。
这起横跨二十余年的劫杀案，留给人们的不只是一桩悬而未决的争议，更是关于司法、证据与人性的多重思考。
从识人避险的角度看，周台娟的悲剧始于一次善意的开门。她在封闭的电梯里为陌生人拉开了门，也拉开了危险的闸门。在独居或弱势出行的场景下，对封闭空间保持警惕、不轻易为尾随者开门、不外露贵重财物，这些最朴素的安全原则，往往是规避风险的第一道防线。
从人际边界的角度说，财富外露从来都伴随着风险。一枚十克拉的钻戒，在日常场景中足以成为别有用心者的目标。财不外露不是小气，而是自我保护的基本常识。
而从司法层面看，这起案件最值得深思的，是"疑罪从无"原则在现实中的重量。当证人指认与物证缺失相互矛盾，当认罪供述与不在场证据彼此冲突，司法应当如何取舍？这不仅是法律技术问题，更是对正义标准的考验。
有人说余伟发就是凶手，只是销毁了证据；也有人说他是屈打成招的替罪羊。真相到底如何，或许永远无法百分之百还原。但可以确定的是，任何一桩判决都应当建立在扎实的证据之上，因为它关系到一个人一生的自由，也关系到公众对司法的信任。
最后回到人性本身。为了一颗钻石，有人可以挥刀相向，夺走一条生命；也有人为了心中的正义，愿意为杀死自己亲戚的"凶手"奔走申诉。善恶从来都不是脸谱化的，真相也往往藏在细节的缝隙里。我们能做的，是保持审慎，保持敬畏，也保持对自身安全的清醒。
权威官方来源：香港高等法院司法判例档案、香港警务处案件公开记录、星岛头条案件报道、南方日报案件追踪报道、中国新闻网案件通稿、翁静晶《危险人物2.0》案件纪实节目、香港司法机构公开庭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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