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特务机关内，钱壮飞面对一份刚刚译出的急电，神色骤然变了。电文内容并不长，却牵连着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大量秘密：顾顺章被捕，而且已经开始供出中共重要人员的姓名、住址和联络方式。
钱壮飞很清楚，顾顺章不是普通党员。他曾担任中央特科负责人，熟悉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组织架构，也知道许多秘密交通线。一旦敌人按照这些线索展开搜捕，上海的地下党机关很可能在极短时间内遭到毁灭性打击。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抓捕。
钱壮飞没有直接写明情况，而是通过隐语向李克农报警：“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转院。”这句话表面上像是家事，实际却是在提醒：情况已经暴露，相关人员必须立即转移。
李克农接到消息后，迅速设法联系刘杞夫。刘杞夫是钱壮飞的女婿，也参与地下交通工作。消息经过转递，最终送到陈赓、周恩来等人手中。周恩来随即组织撤离，上海中央机关和有关人员连夜转移，许多秘密文件也被紧急销毁。
据相关回忆，当时需要转移的人员有数百人。时间极紧，敌人却已经掌握了部分地址。周恩来等人撤走后不久，国民党特务赶到搜查地点，看到的只是尚未燃尽的文件和空荡荡的房间。
有意思的是，顾顺章的叛变并非发生在严刑逼供之后。1931年4月24日，他在汉口被捕。被捕后，为求活命和获取地位，他很快供出了大量情报，还主动向敌人提出搜捕方案。对地下组织而言，这种叛变的危险，远超过一名普通人员被捕。
顾顺章知道谁在负责特科，知道哪些人担任交通员，也知道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活动方式。他甚至了解国民党内部潜伏着中共人员，因此建议敌人暂时不要公开消息，以免惊动目标。若不是相关电报提前被钱壮飞截获，敌人的行动很可能会更加突然。
顾顺章扼住的，不只是几名地下党员的咽喉，而是上海中央机关的安全。他掌握的线索，可能触及周恩来、邓颖超、陈赓、陈云等人的工作网络，也可能波及一批负责组织、交通、情报和宣传的干部。那时的地下工作没有公开身份可作掩护，一处住所暴露，往往会牵连整条线路。
钱壮飞为什么能提前发现这场危机？关键在于他当时已经打入国民党特务系统。
钱壮飞1895年出生于浙江湖州，早年进入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学习医学。家庭变故使他很早体会到贫困和疾病带来的压力。婚后，他原本可以做一名医生，过相对稳定的生活。妻弟张暹中接触革命后，夫妻二人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钱壮飞也由此走上了秘密工作道路。
他有一个很特别的长处：善于观察，也善于伪装。钱壮飞曾涉足电影和戏剧活动，懂得如何通过神态、语言和身份细节取得他人信任。地下工作者最怕露出破绽，而他能够把医生、职员、亲信等身份转换得比较自然。
1920年代后期，钱壮飞考入上海无线电训练班，并得到徐恩曾信任。徐恩曾后来负责国民党特务机构，钱壮飞便被安排处理许多机密事务。表面上，他是徐恩曾的得力助手；实际上，他借助职务便利接触并抄录国民党方面的重要电文和文件。
密码本是其中最关键的东西。徐恩曾平时把重要密码随身携带，钱壮飞难以直接取得。一次，钱壮飞利用徐恩曾贪图享乐的习惯，故意提醒他不要把重要文件带出门。徐恩曾果然将密码本锁进柜中，并让钱壮飞看管。钱壮飞便抓住机会完成了抄录。
从那以后，国民党方面的一些电报得以被中共破译。敌军调动、围剿部署和行动方向，陆续成为红军制定计划的重要参考。情报工作看不见硝烟，却直接影响着部队能否避开强敌、保存力量。
顾顺章被捕后，钱壮飞也知道自己无法继续潜伏。他留下证据牵制徐恩曾，并设法让家人转移。徐恩曾发现身边的亲信竟是共产党地下人员，既愤怒又忌惮，因为钱壮飞掌握着他贪污受贿、玩忽职守等材料。正是这些材料，使钱壮飞的家人暂时避过了追捕。
脱离上海后，钱壮飞进入中央苏区，继续从事情报和保卫工作。他把潜伏期间积累的经验整理出来，用于培训地下工作人员。如何识别电文、怎样建立联络、怎样防止身份暴露，这些看似琐碎的环节，都是在血的教训中换来的。
1934年红军长征期间，情报工作仍然发挥作用。钱壮飞曾参与破译国民党方面的电报，为部队判断敌军追击方向提供了帮助。长征路上，情报人员同样要随部队转移，既要躲避空袭，也要防止掉队。
1935年3月，红军经过贵州乌江一带时，钱壮飞在敌机轰炸和部队转移中与大部队失散。此后，关于他的具体遭遇出现过不同说法，较为普遍的记载认为，他在寻找部队途中被当地武装劫持，后来遇害，年仅40岁左右。
顾顺章的叛变，险些让上海中央机关陷入灭顶之灾；钱壮飞的预警，则为组织争取了极其宝贵的转移时间。一边是掌握核心机密后选择出卖，一边是身处敌营仍把情报送出，两个名字因此被放在了同一段历史的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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