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贵州、云南、四川交界的石厢子一带，中央红军正在行军。遵义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进入政治局常委，军事指挥格局发生变化，但博古是否当场被撤下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事情并没有传说中那么简单。
多年以后，杨尚昆回忆说：“把博古拉下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这个是遵义会议定了的。”这句话影响很大，也容易让人形成一种印象：遵义会议直接改选了党的最高领导人。
可从现存文献看，情况更接近另一种解释。
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最紧迫的任务，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军事行动的教训，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陈云留下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写得很清楚，会议决定毛泽东进入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同时提出“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这份记录没有写博古被撤职，也没有写张闻天立即接替总书记。王稼祥的回忆同样强调，会议撤销的是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军事工作仍由朱德、周恩来负责。由此看来，遵义会议明确解决的是军事领导问题，而不是正式完成最高领导人的更换。
有意思的是，博古当时也没有马上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后来反省说，自己在会议上仍认为政治路线基本正确，只承认军事和苏区工作存在个别问题，并没有认识到错误已经属于路线层面。既然思想上尚未转变，组织上又受到共产国际相关规定的约束，博古主动交出最高领导职务，显然不会是一件立刻完成的事。
当时的中共中央还面临一个现实限制。按照共产国际的组织规则，各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人的任免，需要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可。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不能完全按照普通组织程序处理最高领导人的更换。遵义会议采取“只进不出”的方式，增选毛泽东为常委，既避免了激烈的人事冲突，也给领导班子留下了调整余地。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遵义会议之后。
中央红军土城战斗失利后，部队情绪受到影响，博古与新的军事指挥格局之间也出现了距离。周恩来后来谈到：“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毛泽东则认为，不能简单强行处理，应该帮助博古，使他认识到交出职务是为了革命大局。
1935年2月初，中央红军进驻石厢子一带。项英从中央苏区连续来电，要求中央尽快明确行动方针。军事形势和组织问题交织在一起，中央领导层不得不重新考虑博古的去留。关于具体会议是在2月4日还是2月5日举行，史料存在差异，较稳妥的说法是，博古与张闻天的交接发生在2月5日前后，地点就在鸡鸣三省一带。
周恩来与博古的谈话，成为这一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周恩来没有用简单的命令逼迫博古，而是分析继续担任最高领导人的实际困难，也说明交权后仍然可以留在中央继续工作。
“现在不是继续当书记的问题，而是把职务交出来的问题。”
这句后来被周恩来回忆的话，点出了当时谈话的核心。博古需要面对的，不只是个人职务变化，还包括如何向共产国际解释这一组织调整，以及怎样保持中央领导层的团结。
博古最终同意由张闻天“负总的责任”。但把这一结果全部归结为一次谈话，未免过于简单。博古后来写道，遵义会议后经过数度谈话，直到向扎西方向行军前后，才同意组织上的变更。可见，这是军事失利、组织压力、集体劝说和个人认识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卸任之后，博古确实经历过一段低落时期。他曾产生过离开部队的念头，觉得自己在军事上已经无事可做。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批评，他才放弃离队打算。此时的博古并没有马上完成思想转变，在总政治部工作初期，也曾因缺乏经验和受到挫折而消极被动。
转折出现在长征途中。渡过金沙江、重新认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后，博古逐渐改变了看法。会理会议期间，他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后来有人回忆，博古曾自言自语说：“毛泽东是对的。”这句话未必能够还原全部过程，却说明他的态度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此后的博古，开始积极投入政治工作。他主持红军总政治部，组织宣传一、四方面军会合，强调纪律、团结和部队情绪。在两河口、俄界等重大问题上，他虽然方法简单，有时缺乏策略，但在维护中央决定、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方面立场明确。
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又推动博古进一步反思。他承认自己长期受教条主义影响，曾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此同时，他开始更多从中华民族抗战的角度理解革命任务。这种变化，使他逐渐摆脱了过去单纯依赖共产国际指示的思维方式。
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长征原来的军事计划错误严重，红军一度面临覆灭危险，正是遵义会议和毛泽东挽救了党与军队。这番话，不只是对一次会议的评价，也包含着他对自己交出最高领导职务这一决定的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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