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光绪年间，京城与各省府州县的儒学衙门中，教授、学正、教谕和训导各有定额。他们不掌刑名钱粮，却承担着地方学校的日常事务，是科举体系深入基层后留下的一套专门官职。
清代地方教育并非完全归知府、知县管理。各省由学政主持学务，学政通常三年一任，奉皇帝差遣，品级并不固定，多由翰林出身的官员担任。其主要职责是巡察各府、主持考试、考核生员，并掌管一省儒学事务。
学政虽不直接办理地方行政，却拥有相对独立的地位。雍正以后，学政还多有密折权，能够把地方官场的情况直接上报朝廷。因此，学政既是教育官，也是清廷监察地方的一条特殊渠道。
府、州、县的儒学教官，才是真正处理学校日常事务的人。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三者各领一所儒学；训导则作为副职，协助办理生员管理、训课和文书等事务。
按照《光绪会典》的统计，全国约有府教授一百九十人、州学正二百一十人、县教谕一千一百零五人，训导一千五百二十人。这个数字背后，反映出清代教育管理的重心并不在省城，而是落在府县一级。
府教授为正七品，州学正和县教谕为正八品，训导为从八品。品级不算显赫，职务却并不轻松。教授、学正、教谕既要主持校务，又要亲自训导生员，往往还要处理入学、考核、廪膳和学籍等具体事务。
有人以为教官大多只是举人、贡生或监生，进士不会屈身担任。实际情况没有这样绝对。清中期以后，进士授官常需等待多年，若愿意改任教职，便可向吏部申请，绕过候补程序，直接外放府州县学。
不过，这条路并不是进士出身者的通常选择。教职俸禄有限，升迁也较缓慢，对许多进士而言，知县或京官显然更具吸引力。正因如此，进士担任教授、教谕虽有先例，却始终不是常态。
教官的任用还有一项颇有地方色彩的规定：儒学官通常使用本省人员，不必像许多行政官那样远调异地。盛京与直隶可以通用，江苏与安徽也可互用，但仍须避开本府、本州任职，以免乡里关系影响办学和考核。
顺天府情况更特殊。这里既是京畿，又涉及旗人子弟教育，除汉教授外，还设满洲教授一人。山东则另有四氏学，专门管理孔、颜、曾、孟四氏后裔的教育，设教授一人、学录一人，教授为正七品，补授时还须由衍圣公会同巡抚报送。
各地编制并不完全整齐。府教授通常每府一人，但有些厅设教授，有些府则不设；州学正一般每州一人，部分边远州、土知州所属州以及特殊地区会有差别。县教谕的设置最为普遍，另分经制与复设两类，训导也有相应区分。
“教官是不是归知县管？”地方士绅有时会这样询问。严格说，教官驻儒学办公，不是知县衙门的属吏，行政上有自己的职责范围，主要向学政负责。知县可以协助，却不能任意干预学校事务。
但教官也不是只在考试时露面。学政巡考属于阶段性事务，真正维持儒学运转的，仍是教授、学正、教谕和训导。他们要督促生员读书，检查功课，整顿学规，核验名册，还要为地方选拔和输送参加乡试的士子。
清代儒学并非今天意义上的普通学校，而是科举制度、地方教化和士人身份管理交汇之处。教官官阶不高，却处在这套制度最基层的位置。府州县学校能否按章运行，生员能否继续取得应试资格，往往都与这些官员的日常办理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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