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北京大学红楼，辜鸿铭拖着长辫走进课堂，屋里的年轻人很快安静下来。那时新文化运动正激烈展开，白话文、民主与婚姻自由成为热议话题，这位年过六旬的教授，却仍穿着旧式长袍，坚持用古典文言解释中国的秩序。
辜鸿铭生于1857年，祖籍福建，幼年在南洋长大，后来赴欧洲求学，曾在爱丁堡大学学习哲学。他能使用多种语言，熟悉西方政治思想，也深读儒家经典。奇特之处正在这里：一个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回到中国后，却成了传统礼教最有力的辩护者之一。
他的辫子常被人提起。有人劝他剪掉，他回答说，脑后的辫子是有形的，许多人心里的辫子却看不见。这句话流传很广，未必每个版本都可靠，但确实说出了他的处境：他反对的不是西方知识，而是对传统制度的全盘否定。
婚姻问题，是辜鸿铭最容易引发争议的地方。他认为，传统家庭中妻妾分工明确，男性承担外部事务，女性负责家庭内部，彼此各安其位，社会便能保持稳定。这样的说法，在晚清士大夫那里并不罕见，可到了民国初年，已经与婚姻平等、女性解放的潮流正面冲突。
有一次，关于一夫多妻制的争论传得很热。辜鸿铭把男人比作茶壶，把女人比作茶杯，说一个茶壶可以配几个茶杯。旁人立即反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他答道：“谁见过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
这段对话后来成为最出名的“茶壶茶杯比喻”。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具体发生时间和地点很难确证，流传版本也不完全相同。辜鸿铭是否真的在某次公开场合这样说，史料并不充分，但这个故事之所以流传，正因为它把旧式婚姻观的逻辑暴露得很直白：男性被视为主动者，女性则被安排在被动位置。
更有传闻称，一位女士不服气地追问：“女人为什么不能做茶壶？”辜鸿铭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把话题转到车轮和打气筒上，用另一个比喻绕开了问题。众人觉得他机巧，却也看出其中的漏洞。比喻可以让人一时无言，却不能证明制度本身合理。
辜鸿铭的家庭生活，也常被后人用来解释他的观点。据相关记载，他有一位正妻，并曾纳一名日本女子为妾，育有子女。不过，关于这名妾室的姓名、身份以及若干家庭细节，民间叙述差异很大，诸如“兴奋剂”和“安眠药”的说法，多见于回忆文章和逸闻，不能全部当作确凿史实。
他把妻妾关系说成家庭和谐的条件，实际上建立在旧式家长制之上。正妻需要端庄持家，妾室则被要求顺从，男性拥有最终决定权。这套安排即使在某个家庭内部能够维持表面平静，也不能掩盖制度上的不平等。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处，不能只看一家人的脾气是否温和，更要看每个人有没有选择的权利。
辜鸿铭的复杂，还在于他并非没有现代知识。他能用英文向西方读者介绍孔子思想，曾将《论语》等儒家内容译介海外，也在清末民初的文化论争中留下鲜明声音。陈独秀、胡适等人未必赞同他的政治与婚姻观，却承认他的学问和语言能力。
有意思的是，他常把胡适受妻子约束的生活拿来调侃，认为男子若在家中失去主导地位，便是秩序颠倒。胡适是否真的被他如此评价，细节在不同记载中有所出入，但这种传闻符合辜鸿铭一贯的立场：他维护的不是单纯的夫妻感情，而是“夫为妻纲”的等级关系。
1912年清帝退位后，帝制结束，婚姻制度却不会一夜之间改变。纳妾、包办婚姻、女子缠足等旧习，仍深深嵌在社会生活中。新文化运动对这些问题的批判，使辜鸿铭显得格外孤立。他坚持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等级秩序，也因此被视为旧时代的遗民。
1928年，辜鸿铭在北京病逝，终年七十一岁。他留下的并不只是几句尖刻的比喻，还有关于儒家伦理、东西方文明和国家制度的大量文字。只是才华无法自动洗去观念中的局限，能说多国语言，也不等于能够超越自身时代。
他的茶壶茶杯之说，之所以被反复讲述，并不是因为比喻多么高明，而是因为它恰好成为一面镜子，照见了传统婚姻观里根深蒂固的性别等级。辜鸿铭用机锋守护旧制度，年轻一代则用新的观念追问：婚姻究竟是权力的安排，还是两个独立之人的共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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