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2月，苏联莫斯科，生物学家伊利亚·伊万诺夫被秘密警察逮捕。此时，他在苏呼米筹备多年的一项实验，正处在“即将开始”的传闻中。实验对象不是普通动物，而是人类女性与雄性黑猩猩。
问题也由此产生：那5名被重金招募的女性，真的接受了黑猩猩精子注入吗？她们是否怀孕？答案可能比传闻更加直接——现有可靠档案并不能证明实验真正实施过，更谈不上诞生所谓“人猿”。
伊万诺夫并非没有成就。1870年出生的他，毕业于哈尔科夫大学，后来赴法国深造，长期研究动物人工授精。在马匹繁育方面，他曾把一匹种马的配种效率大幅提高，这项技术对当时的畜牧业确有实际价值。
也正因为如此，他逐渐相信，人工授精不仅能够提高繁殖效率，还可以突破物种之间的界限。他参与过多种动物杂交研究，骡、斑驴等案例又让他产生了更大胆的设想。
在二十世纪初的科学界，遗传学和进化论迅速发展，许多研究者都在讨论人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亲缘关系。伊万诺夫据此推断，如果采用人工授精，或许能把人类与猿类结合起来。
这个念头很快引发争议。
有人问：“亲缘关系相近，就代表能够繁殖吗？”
伊万诺夫却认为，是否可行应由实验决定，而不是由传统观念先行裁定。不得不说，这种把一切问题都交给实验室的态度，既有科学探索的一面，也埋下了严重的伦理风险。
1924年，他前往法国，与巴斯德研究所方面接触，并重新介绍人猿杂交计划。随后，他把目光投向西非法属几内亚，那里有适合饲养黑猩猩的条件。苏联方面也曾对这项研究提供资金支持，原因并不单纯是生物学兴趣，还夹杂着当时反宗教、强调唯物主义的政治氛围。
1926年11月，伊万诺夫抵达几内亚，在当地开展灵长类研究。他曾尝试把人类男性的精子注入雌性黑猩猩体内。相关实验没有出现怀孕结果，几只实验动物随后出现月经或死亡，研究没有取得突破。
这些失败并没有立即让他放弃。伊万诺夫认为，问题可能出在气候、运输和实验条件上，于是计划把基地转移到苏联黑海沿岸的苏呼米。
这一次，他改变了方向。
与其让人类男性和雌性黑猩猩结合，不如反过来，使用雄性黑猩猩，尝试对人类女性进行人工授精。这个方案在今天看来极为骇人，但在当时的部分研究者眼中，却被包装成一项“验证进化理论”的实验。
1927年，伊万诺夫从非洲带回一批灵长类动物。途中有动物因疾病和运输不当死亡，剩余动物也面临饲养困难。1928年抵达苏联的十一只黑猩猩，后来同样因长途运输和环境不适相继死亡。
动物来源出了问题，实验自然无法推进。经过多方筹备，直到1930年，新的黑猩猩才被送到苏呼米。与此同时，研究机构曾公开寻找女性志愿者。据一些档案材料记载，确实有5名女性报名或表示愿意参与，并提出了相应报酬。
但“招募到志愿者”，不等于“完成了实验”。
目前没有可信证据表明，这5名女性接受过黑猩猩精子注入，也没有出生记录、妊娠记录或医学观察报告能够证明她们曾经怀孕。后世文章常把“计划招募5人”写成“已经进行交配实验”，甚至进一步编造她们被监禁、流放的细节，这种说法缺少可靠依据。
伊万诺夫本人也没能等到实验开始。1930年12月，他被捕，罪名与政治案件有关，研究计划随即停摆。需要说明的是，关于他被捕的具体政治背景，档案叙述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以确认，所谓人猿杂交实验在关键阶段被中断。
1932年，伊万诺夫获释后健康状况已经很差。同年3月20日，他在阿拉木图去世，年仅61岁。那5名女性后来究竟去了哪里，公开史料没有给出完整、可靠的个人结局。可以确认的只有一点：她们没有留下参与成功实验的医学证据。
苏呼米的灵长类研究并未因此变成“人猿诞生地”。伊万诺夫在非洲进行过的，是对雌性黑猩猩实施人类精子人工授精；他设想中的第二种方案，则在准备阶段因逮捕而终止。两者都没有产生人类与黑猩猩的后代。
从生物学角度看，人类与黑猩猩虽然具有共同祖先，染色体数量、遗传结构和生殖机制却存在重大差异，亲缘关系并不等于可以繁殖。更关键的是，科学研究不能只看技术是否能够操作，还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实验对象是否被当作具有尊严和权利的人来对待。伊万诺夫留下的，最终不是一个新物种，而是一份关于科学边界的沉重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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