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南京军区机关，56岁的饶子健接过调令，出任军区副司令员。这个任命并不算早。和他同年授衔、同属中将的许多将领相比，有人已经担任大军区正职，有人早已在军区副职或军兵种领导岗位上工作多年。饶子健却是在军队和地方多个岗位上辗转之后，才走到这一步。
他的经历，很难用一条清晰的“晋升路线”概括。战争年代，他长期在一线部队和地方武装之间转换角色，既带兵打仗，也做群众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从华中野战军第9纵队调往地方，担任淮北挺进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江淮军区副司令员，任务并不只在战场上。
开辟新区，发动群众，扩大地方武装，配合主力作战，这些工作看似不如率部攻坚显眼，却十分考验干部的统筹能力。1949年渡江战役前后，饶子健调任第34军副军长，南京解放后又担任该军参谋长，负责城市警备和部队整顿。
有意思的是，他很快又迎来一次跨度极大的调动。1950年，他出任第30军军长，驻守浦东。两个月后，第30军一部改编为海军，军部转为舰队机关，饶子健改任华东海军第六舰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从陆军军长到海军舰队领导，表面上职务级别变化不大，实际工作内容却完全不同。过去面对的是成建制的陆军部队，后来要接触舰艇、航海、通信和海上训练。对此，他没有摆老资格，而是向起义海军人员和熟悉海军业务的干部请教。有人问他是否感到棘手，他只说：“不懂就学，不能拿外行话指挥内行。”
这段海军经历只有两年左右。1952年，他转任苏北军区司令员。苏北、苏南军区合并为江苏军区后，他又改任第一副司令员，承担海防建设、部队整编、民兵训练以及义务兵役制试点等事务。工作琐碎，却与地方建设和社会秩序紧密相连。
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时，饶子健担任的并不是大军区领导职务，而是第60军军长。第60军原属晋冀鲁豫军区系统，长期在华北作战，与他的华东部队经历并不相同。调任陌生部队，既要熟悉传统，也要处理班子之间的配合。
当时与他搭档的政治委员军衔低于他。按规定，部分文件和会议材料有相应阅读范围，实际工作中容易造成沟通障碍。饶子健便向上级反映情况，请求给予必要的工作便利。得到批准后，他并没有把这种安排变成个人权威，反而处处维护搭档的工作威信。这样的处理，体现出一名老干部的分寸感。
他在第60军军长任上工作了五年。1960年，调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接替王必成。上海警备区当时承担城市警备、部队管理和相关保障任务，经济困难时期，部队还组织农副业生产，兴办农场，努力解决粮食、蔬菜和肉食供应问题，并向国家上交部分产品。
饶子健还有一个细节颇受部属谈论。老首长、老战友到上海，他会用自己的钱设宴接待，而不把私人交往的花费混入公务开支。有人劝他灵活一些，他的回答很简单：“公是公，私是私。”这句话听起来朴素，执行起来却并不容易。
1965年，他终于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分管民兵等工作。此时距离1955年授衔已经十年，许多同级将领的职务变化明显更快。饶子健的道路显得慢，并非没有战功，而是长期承担了地方军区、海防建设、整编训练和城市警备等不容易被外界看见的工作。
进入特殊时期后，他又参与“小三线”建设。那时不少军队干部需要深入工厂、基地和基层单位检查指导，工作条件并不轻松。饶子健患有严重心脏病，仍坚持外出，直到1973年病情反复，才不得不住院休养。
1975年，组织根据他的身体状况，通知他离职休养。那一年，他66岁。这个决定并非因为职务问题，也不是主动退下来，而是长期患病后确实难以继续承担高强度工作。对一名习惯在岗位上解决问题的老军人来说，离开工作一线并不轻松，但身体已经给出了明确答案。
饶子健因此成为较早离休的中将之一。那时干部制度尚未实行后来意义上的全面年轻化，许多领导干部只要身体允许，仍会继续担任重要职务。离休后，他生活规律，身体状况有所好转，直到2000年在上海逝世，享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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