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香港一家旅馆内，沈醉带着女儿沈美娟前来探望粟燕萍。门外，粟燕萍迟迟没有迈步。她已经和沈醉分开三十多年，如今各自有了家庭，可那段婚姻留下的阴影，并没有随着岁月完全消失。
她转身对丈夫唐如山说：“他可能扇我耳光，你不要回手。”这句话听起来惊险，背后却不只是害怕。粟燕萍清楚，眼前这个男人曾是军统局的重要人物，手段强硬，性情果断；而唐如山也明白，自己面对的不是普通的前夫，而是一个曾经令人闻之色变的特务头目。
沈醉早年进入军统，与其姐夫余乐醒有关。年纪不大，却很快得到戴笠注意。抗日战争时期，他参与过惩办汉奸的行动，也执行过针对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的任务。功过交织，血债难以抹去，这正是他后来被作为战犯关押的重要原因。
有一次，戴笠命令他处决军统叛徒胡继业。沈醉起初并不愿意，还试图推给别人去办。戴笠只说：“这次你亲自干。”据沈醉晚年回忆，那是他第一次真正感到恐惧。可任务一旦执行，人的底线便容易一步步后退。
在军统内部，沈醉以精明干练著称。他熟悉侦缉、审讯和情报工作，处理抓捕时也很少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甚至设计过借普通人身份掩护行动的办法。正因为能力突出，他在系统内升迁很快，也得到不少国民党将领的认可。
但戴笠去世后，沈醉的处境发生变化。1946年3月，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毛人凤逐渐掌握军统大权。沈醉感到受到猜忌，便调往云南。1949年12月，卢汉在云南起义，沈醉曾在起义通电上签字，却仍被作为战犯收押。
这场转折，也把他的家庭推向了漫长的分离。
1938年，沈醉在湖南临澧特务训练班任教官时，认识了受训的粟燕萍。一次游泳意外，他把误入深水的粟燕萍救上岸。后来，粟燕萍因父亲病重，搭乘沈醉的车赶回长沙。粟父病中见到沈醉，还把女儿托付给他。
有意思的是，两人的感情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十分浓烈。长沙文夕大火后，粟燕萍独自前往临澧寻找沈醉，途中换上士兵服装。沈醉骑马时马鞭落地，替他捡起马鞭的人正是粟燕萍。两人相认的那一刻，关系才真正靠近。
当时军统有抗战期间不许结婚的规定。沈醉便以“娃娃亲”为由，请戴笠出面掩护，两人最终成婚。婚后，他们育有五女一子。对粟燕萍而言，沈醉既是丈夫，也是孩子们的父亲；对沈醉而言，这段家庭生活却被1949年的巨变突然截断。
沈醉把粟燕萍和孩子送往香港后，自己留在云南。粟燕萍收到他“已参加云南起义”的电报，却始终没有等到丈夫出现。后来得知沈醉入狱，她判断这个人身负重罪，恐怕很难再出来。1951年，经人介绍，她改嫁唐如山，两人在香港经营养鸡场，抚养孩子长大。
沈醉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度过了十多年。起初，他对被关押心存抵触，后来逐渐接受改造。1960年11月28日，他作为第二批特赦人员获释。恢复自由后，他很快设法联系粟燕萍，希望重新见面。粟燕萍却没有答应，甚至在约定见面的事情上选择避开。
这并不意味着她没有旧情，而是现实生活已经重新安排。她担心沈醉追究改嫁之事，也担心唐如山受到牵连。多年夫妻情分、再婚后的家庭责任，以及沈醉过去留下的恐惧，纠缠在一起，谁也不敢轻易迈出一步。
后来，沈醉于1965年与杜雪洁结婚。杜雪洁陪伴他走过晚年，承担了一个特殊家庭中的许多压力。沈醉也逐渐把对粟燕萍的执念放下，转而面对新的生活。
直到1981年前后，粟燕萍邀请女儿沈美娟到香港。有关方面考虑到沈醉与女儿多年未见，安排他一同前往。消息传来，唐如山夫妇既意外又紧张，还请人陪同，以防出现冲突。
旅馆房门打开后，沈醉没有发怒。他走上前握住粟燕萍的手，说：“这些年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孩子们多亏你们抚养。”粟燕萍悬着的心这才放下，回应道：“过去的事不提了，今后做朋友吧。”
沈醉摇头说：“我们不交朋友，两家合成一家。”随后，他又握住唐如山的手：“我在家排行第三，你叫我三哥就好。”临别时，他仍郑重托付：“请你把燕萍照顾好。”
当年剑拔弩张的想象没有发生。几十年的囚禁、改造和家庭变故，已经改变了沈醉。他没有回到香港定居，晚年留在北京，与杜雪洁相依生活。粟燕萍和唐如山也继续留在香港，各自守着已经建立起来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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