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摘下老花镜，把那张纸往前推了推，压低声音问我：“大哥，你妻子这病，她自己知道吗？”
我捏着那张纸，手指头发抖。纸上的字我认不全，但“传染病”几个字像针一样扎眼。我咽了口唾沫，摇摇头。
“那这病是谁传染的？”医生紧跟着又问了一句。
我愣在原地。
夫妻间那点事，三十多年没做过了。
她这病，到底从哪来的？
我忽然想到她当年那句“身体不适”，还有那个藏在床底锈铁盒里的名字。
我冲出诊室，脑子里一片空白。
走廊里的药水味呛得人睁不开眼，我扶着墙，慢慢蹲了下去。
01
客厅那张单人床，我睡了三十多年。
每天早上的事都一样。
我六点半起来，把暖壶里的水倒进脸盆，胡乱抹了把脸。
然后去厨房熬粥。
米淘两遍，倒水，开火。
粥咕嘟咕嘟冒泡的工夫，我把咸菜切成丝，淋上点香油。
七点整，我端一碗粥放到里屋门口。隔着门板说一句：“粥放这儿了。”
里面传来她的声音，闷闷的：“放着吧。”
我转身就走。走到客厅中间的时候，脚步慢了半拍。耳朵听着后面的动静。门开了，碗被端进去，门又关上。这三十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赵玉宝在巷口碰见我，递了根烟：“你媳妇的病还没好？老不见她出来走动。”
我把烟接过来叼上，说：“老毛病了。”
“什么毛病啊？”他追问。
“说是腰不好，受凉。”我随口应付过去。老赵哦了一声，点点头没再问了。
我自己心里清楚，那句“腰不好”是三十多年前她给的借口。
当时她脸色蜡黄，扶着腰站在厨房门口，说腰痛，去医院看过了，医生嘱咐别沾凉水，多歇着。
我信了。
帮她熬药，让她休息。
后来她越来越不对劲，把家里的事都推给我，连女儿也不怎么让我抱了。
我想不通，到底什么病能让一个女人连自己丈夫都躲着。
我们说话说得少，一天加起来可能不到十句。
吃饭不对桌，睡觉不同屋。
厂里的同事笑话我，拿这事开着不大不小的玩笑。
我面上笑着骂回去，心里头像是被人拧了一把。
要说我没使过劲，那是假话。
婚后第二年她提分房的时候，我没反对。
年轻气盛，觉得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可女儿还小，离了婚，孩子怎么办？
我咬咬牙，认了。
那天夜里，我坐在这张硬邦邦的单人床上，翻来覆去想了很多。
想得脑仁疼，也想不出一个答案。
我试着跟她提过，说带她去看大夫，省城的大医院，不心疼钱。
她坐在床边，低着头，半天才说：“我的病好不了，你别费心了。”
这话说得我心凉。啥叫好不了？她又不说是啥病。
后来我买了厚厚一摞治腰的药，堆在床头柜上。
她一片都没吃。
我又找了岳母来劝。
丈母娘说了一下午，她姑娘油盐不进，最后气得直抹眼泪。
我还想过请心理咨询，被老赵笑话了一通，说夫妻俩有什么事不能躺一张床上说清楚。
是啊，躺一张床上。那张床，我都没沾过几回。
有一回，我实在憋不住，喝了点酒，冲她发了一通火。
我摔了一只碗。
碗在地上碎成几片，她吓得从椅子上弹起来，后背贴到了墙，两只手攥着衣襟，浑身发抖。
她那双眼睛里的惧意，我这辈子忘不了。
我一个老爷们，看见自己媳妇怕我怕成那样，脑子里的火气一下子就灭干净了。我蹲下去收拾碎片，突然觉得我特别没意思。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跟她闹过。日子就像一潭死水，偶尔有风吹过，也就皱了那么一下子。
这天夜里，我照旧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电视里放的是个老戏曲片，咿咿呀呀的，我半闭着眼，其实也没看进去。
里屋传来一阵闷闷的咳嗽声，一声接一声，她压着嗓子憋着，但憋不住。
我捏着手里的遥控器，站起来走到里屋门口，抬起手想敲门。手悬在半空中，跟三十多年里无数次一样，最后还是放下了。
我回到沙发上，把电视关了，躺在那张单人床上。
这张床的弹簧有点塌，翻身的时候会咯吱响。
我闭着眼，听着里屋的动静，默默数着日子。
她今年到底多大来着？
我想了想，好像是六十二。
可这念头一冒出来，我自己都觉得荒唐。
结婚三十年，我连媳妇今年多大都要想半天。
屋里彻底安静下来。我睡过去之前，最后的念头还是那个说了无数次的：“就这样吧，平平安安过完这辈子算了。”
02
我是被一阵响声惊醒的。
“砰”的一声，像是什么东西重重摔在地上。紧接着是一声闷哼，很轻，像是极力忍着。
我从床上弹起来，鞋也顾不上穿，几步冲到里屋门口。拍门：“秀芹？秀芹你怎么了？”
里面没人应。
我拧门把手，拧不动，反锁了。
心里一急，拿肩膀狠命撞了两下，门栓哐当断了。
屋里一片狼藉，她倒在灶台边上，脑门磕在灶台沿上，血顺着额角淌下来。
手里还攥着半截没洗好的山药。
我脑袋嗡的一声，扑过去把她往起扶。她人已经没了意识，身子软得像一摊泥。
“秀芹！程秀芹！你醒醒！”
没反应。
嘴唇灰白，眼皮紧闭。
我伸手摸了摸她的额头，冰凉。
我抖着手从裤兜里摸出手机，拨了急救电话，对着话筒吼了半天，说地址的时候声音都在打颤。
挂断电话，我又使劲晃她。她那双手紧紧攥着围裙，指头弯成钩子，掰都掰不开。
救护车来得比我想象的快。
几个穿白衣服的人把她抬上担架，我也跟了上去。
车厢里晃得厉害，她躺在担架上，脸白得像一张纸。
我坐她旁边，攥着她的手。
那只手又干又糙，骨节突出，像是晒干了的树皮。
我忽然想起来，这双手，我已经三十多年没牵过了。
急救室外面，走廊里的白炽灯刺得人眼睛疼。
护士推着仪器来回跑，我站在门口，脑子一片空白。
过了一会儿，护士拿了张表出来，问我是病人家属不。
我点头。
她指着一栏说：“患者的年龄，您填一下。”
我拧起眉头，手里捏着笔，笔尖悬在格子上方，迟迟落不下去。
六十二还是六十三？她户口本上写的是哪一年的？我怎么也想不起来。
护士等了一会儿，又问了一句：“先生，这个填一下。”
我咬着牙，六十二，填上了。心里虚得很。
杨晓梅赶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了。她进了走廊，看见我蹲在墙角，三步并作两步冲过来：“爸，我妈怎么回事？”
“晕倒了，医生说有点风险，在检查。”
“什么风险？好好的怎么就晕倒了呢？”她语气又急又冲，我张了张嘴，答不上来。
她盯着我看了两秒，那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东西。
我猜是失望。
我们爷儿俩沉默了好一会儿，她长长吐了一口气：“爸，我妈这些年到底怎么回事？”
“你妈身体一直不太好。”我别过脸去。
“她到底什么病？”她逼问，“家里就你们两个人，你总不能什么都不知道吧。”
她这话像石头一样砸过来，我整个人僵在原地。是啊，我总不能什么都不知道。可我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下午，程秀芹推进去做了几项检查。
我和杨晓梅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中间隔了两个人的距离，谁也没说话。
偶尔抬头碰上一个眼神，也很快就错开。
天快黑的时候，医生从通道那头走过来，手里拿着一叠化验单据，看了我一眼：“您是程秀芹家属？”
“是我，我是她丈夫。”
医生点了点头：“初步检查有异常指标，具体要等明天复查结果出来才能确定。”他说得很客气，但我看见他眉头轻轻拧了一下。
我的心往下沉。
晚上杨晓梅在医院陪床，我回家给她拿换洗衣物。
推开家门，客厅还维持着我早上走时的样子，地上那块血渍已经干成暗红色。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那半截掉在地上的山药，看着灶台上溅的水渍，耳边好像还回荡着她摔倒在地的那声闷响。
我蹲下去，用手指头蹭了一下那块血渍，直起腰来的时候，眼睛酸得厉害。
03
第二天一早，我赶到医院。
程秀芹还在病房里没有醒，胳膊上吊着输液管。杨晓梅趴在床沿，大概守了一宿，听见我进门的声音，抬起头，眼睛底下乌青一片。
“爸，医生让你去办公室一趟。”
我点头，把手里提的保温桶放下，转身往医生办公室走。门虚掩着，我敲了两下。里面传来一声“进来”。
医生坐在办公桌后头，见我进来，示意我坐下。
桌上摊着一张化验单，他拿食指点了点上面的几行数字，我凑过去看，看不太明白，只看见好几个箭头往上指着。
“您的妻子程秀芹，我们做血液检查的时候发现有几项指标异常。”医生说话很慢，“初步判断可能存在感染，具体是什么，复查结果出来才能确认。”
“感染？”我心里一紧。
“你们之间有没有传染的可能性？”医生抬头看我。
我愣了几秒，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大概注意到我的表情，顿了顿，说了句：“您也别太紧张，先等结果出来再说。”
我走出办公室，腿有点发软。
从二楼走廊走到一楼的拐角处，我停下来，靠着墙站了一会儿，脑子里翻来覆去的就是医生那句“有没有传染的可能性”。
传染……传染什么病？她能传给我什么？我们三十多年没睡同一张床了，连手都没碰过几回。
可转念一想，我心里又像被什么东西给拱了一下。
她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我开始回忆这些年。
她避开我的那些细节，一点点从记忆深处浮上来。
她每天早起，总是等我已经出门上班了才从里屋出来。
晚饭她做得早，我跟她说几句话，她总是嗯一声，或者哦一声，恨不得把自己整个人缩进厨房里。
逢年过节走亲戚，我俩一前一后走着，中间拉开好几步。
别人家两口子挽着手，我们像两个不认识的路人。
附近的人都知道老杨家两口子奇怪，但没人当面问。这年头，谁家的日子不是自己扛着呢。
我想到女儿五岁那年，她有一次发高烧，烧得糊里糊涂，我去她屋给她喂药。
她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我，忽然睁大了眼睛，从那床上滚下去，抱紧了床头柜的角，嘴里喊着：“电灯，电灯……”
我当然不是在说电灯的事儿。
她怕人，尤其怕男人。
可我在她身边睡了那么多年，她从来没有提过什么。
那一次，我事后问她吓着了什么，她支支吾吾地说做了噩梦，梦见打雷了。
我没有当回事。
现在想想，她的噩梦，怕不是从那时候就开始了。
她在昏倒前那阵子，咳嗽厉害得很。
我劝她去医院看看，她说不用，吃点药就行。
我递给她两片止咳药片，她接过去，也不看我，就着水吞下去，说了一声：“谢谢。”
谢谢……两口子之间，她说谢谢。
我蹲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点了一只烟。烟气辣眼睛。
杨晓梅从里面出来，看了我一眼，说：“爸，我妈要是真有大毛病，你打算怎么办？”
“人都有病，看了就好了。”我没抬头。
“我不是说这个。”她的声音有点颤，“她一个人病了这么多年，你哪回真正管过？”
这句话把我问住了。
她站在台阶上，风把她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三十几岁的人了，眼圈红得像个孩子。
我心里发堵，想说点什么，喉咙里像塞了团棉花。
下午，我从医院出来，打算回家把屋子收拾一下。
推开家门，地上的血渍还在那儿。
我把拖把从卫生间里拽出来，弯下腰擦了两遍，血迹渗进瓷砖缝里，怎么擦都擦不干净。
我直起腰，靠在厨房门框上，目光落在里屋的门上。
床头柜上还摆着她吃的药。几种药瓶子摆成一排，有一个空的瓶子倒在那儿，我拿起来看了看，药名我认不全，但安眠两个字还是认识的。
她睡不着。睡不着多少年了。
我把药瓶放回去，蹲下来，往床底下看了一眼。黑黑的，角落里好像有东西。我伸手进去够，摸到一个硬邦邦的铁盒子，锈迹斑斑的，边角都蛀了。
我把它拽出来，那盒子不轻，摇一摇，里面咣当咣当响。锁扣锈死了，打不开。我去工具箱里翻了一把螺丝刀，撬了两下，锁扣啪的一下弹开。
盒子里放着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一张照片，还有一封信。
我先把纸拿起来。
是一张化验单，纸张发黄发脆，边缘都卷起来了。
上面的字迹褪色，但能看个大概。
我看了好几遍，有一行字我认出来了：梅毒血清试验，阳性。
我脑子嗡的一声，像是被人用棍子从后脑勺敲了一下。
我赶紧翻照片，是一张穿着工作服的男人的半身照，三十来岁，板着脸。
照片背面有一行字，钢笔写的，墨水已经渗开了，笔画模糊。
我拿近了看，认了半天，写的是个名字：蒋洋。
04
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我掏出来一看，是杨晓梅打来的电话。
“爸，你人在哪儿呢？我妈醒了！”电话那头的声音急急的。
“我在家，马上来。”我挂了电话，把铁盒塞进外套口袋里，锁上门，快步往医院赶。
到了病房，程秀芹半靠在床头，脸色蜡黄，嘴唇干裂。看见我进来，她的眼睛微微睁大了些，嘴唇颤抖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杨晓梅坐在她旁边，正拿棉签蘸水给她润嘴唇。看我进来，她说：“爸，你从家拿过来的保温桶呢？”
“在，我上来的时候放护士站了。”
“我去拿过来。”她站起来，朝门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我和她妈一眼。大概觉得有些不对劲，但还是没说什么，带上了门。
病房里安静下来，只有输液管的点滴声。我坐在床边的塑料椅子上，看着她的脸。
她过了一辈子，头发早就花白。颧骨很高，皮肤黄黄的，额角那道伤口已经包扎了。她低着头，不看我的眼睛，两只手无意识地搓着被单的边角。
我沉默了很久，从口袋里掏出那个铁盒。盒盖已经撬坏了，边缘翘着一圈铁皮。我把它放到她面前的被子上面。
程秀芹的瞳孔猛地一缩。
“这是什么？”我压着嗓子问。
她没说话，嘴唇抿得发白。两只手停在半空中，像是被定住了一样。
“我问你，这是什么东西？”我又问了一遍，声音高了一点。
她的眼眶一下子红了。她伸手，颤颤巍巍的想把这个铁盒拽过去，我没让她碰，把盒子往回收了收。
“你跟我说清楚，”我死死盯着她的脸，“这化验单上的东西，是什么意思？”
她张了张嘴，喉咙里发出一声极其嘶哑的声音，像是有什么话要冲出来，又被什么东西死死卡住了。
嘴角翕动了好几下，最终低下了头，两行眼泪无声地从脸颊上滑落下来。
我的火气噌的一下就上来了。
“程秀芹，你跟我说实话。这东西是哪来的？这个人是谁？你当初说身体不适，到底得的什么病？”
她拿手背抹了一把眼泪，不看我，也不说话，就捂着脸。肩膀一耸一耸的，像纸片一样轻轻抖。
我攥紧了那个铁盒，指节发白。
那一瞬间，我脑子里忽然涌出来一个极其可怕的念头。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当年，她曾红着眼眶轻声问我：“要不……咱俩离婚吧？”
那年女儿刚满一岁。我一口拒绝了。离婚？多丢人啊。我那时是这么想的。我那时骂了她一句：“你发什么神经。”
她再也没提过。
原来那个问题她提过一次。
在我摔碗之前，在这件事之前，她问过我。
可我脑子里都是“丢人”两个字。
我当时没有多想为什么她会问出这个问题。
现在我坐在病床边上，看着她瘦脱了相的脸，越想越觉得浑身发冷。
“你说话啊。”
她还是摇头，两只手攥着被角，指节都发白了。
“你是不是背着我在外头……”我话没说完，她就猛地抬起头看着我，那眼神里的东西，我说不上来。
没有愤怒，没有慌张，只是满满的惊恐和哀求。
我的心像被人攥住了。那次摔碗她贴在墙角发抖的眼神，和现在是如此相似。
我站起来，什么话也没说，转身出了门。
走廊里，我拳头攥得咯吱响，压着火气走到吸烟区，连抽了两根烟才缓过来。杨晓梅从楼下拿保温桶上来，跟我打了个照面。
“爸，你脸色不太好看，怎么了？”
“没事。”我别过脸去，“你妈醒了，你让她好好休息。”
说完我就往门外走。她在我背后喊了一声爸，我没回头。
到了医院楼下的花坛边，我坐了很久。口袋里那个铁盒硬邦邦地硌着大腿。我把照片掏出来，就着路灯的光看背面那个名字：蒋洋。
我认识这个名字。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这个名字，我太熟了。他在纺织厂当过车间主任，后来生病提前退的，听说人没了。可我从来没把他和我媳妇联系到一起过。
我把这个名字翻来覆去默念了几遍，心里翻涌着说不清的滋味。
蒋洋和我媳妇到底有什么关系？
她为什么把他的照片锁在铁盒里？
这张化验单又是怎么回事？
我攥着那张照片，指头用力到发白。
想到她和别的男人有牵扯，我的心里像烧起一把火，烧得我五脏六腑都在疼。
可同时，另一个更冷的声音在我脑子里问：你是不是错怪了她？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05
第二天下午，复查结果出来了。
我站在医生办公室里，他翻开桌面上的报告，压低了声音问：“您是患者的丈夫？”
“这种情况，平时家里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他问。
“您妻子这个病，她自己知道吗？”他顿了顿，像是在斟酌措辞，“她这病不是一天两天了，按指标的进展来看，至少是十几年前就有了。”
十几年前……我脑子嗡的一声。
“您妻子得的这个病，属于晚期了。作为传染病，需要了解一下感染来源。”他说着摘下老花镜看着我，“大哥，她这病是谁传染的？”
我站在原地，攥着那张报告单，感觉天旋地转。报告单上写的几行字我认不全，但“梅毒”那两个字像巴掌一样狠狠甩在我脸上。
我冲出办公室，冲回病房，一把推开房门。
程秀芹坐在床上一动不动，看见我手里的报告单，像是什么都明白了。
她的脸上浮现出一种近乎平静的悲伤，那种悲伤不是因为被发现，而是因为终于要面对了。
我站在床前，嘴唇抖了半天，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秀芹，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声音几乎是颤抖着挤出来的，“是哪个混蛋？”
她摇摇头，眼泪无声地淌下来。
“你说啊！”
我把报告单狠狠拍在病床上。她身子一缩，像是挨了一鞭子似的。病房门被人推开了，两个护士冲进来，杨晓梅也跟着闯进来，一把拽住我的胳膊。
“爸，你干什么！妈刚醒！”
我甩开她的手，气喘吁吁地指着床上的妻子：“你让她自己说！这病是从哪来的！哪来的！”
程秀芹的脸白得像一张纸，眼泪滚落下来。她张了张嘴，声音像被沙子磨过一样：“卫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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