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让尿憋醒了。手一摸，旁边空被单透着凉气。
我睁开眼，窗外月光惨白。她蹲在院里的井台边，怀里抱着那口旧皮箱。夜风吹起来，她的后背一抽一抽地动。
我没敢出声。翻了个身，盯着房梁看了一夜。
她嫁过来那天，抱着那口皮箱进的院门。十一年了，我没见她打开过一回。没人打得开。她睡的床铺，枕头底下永远压着那把黄铜钥匙。
天亮的时候，她回来了。眼睛肿着，进门就撸起袖子淘米。我坐在床头看她背影，想说句什么，张了张嘴，又咽了回去。
那口皮箱里到底装着什么？十一年，我问不出口，她说不出口。
直到那个月，二愣子从凭祥捎回来一个口信。
01
我们村叫大坪村，在桂西的大山褶皱里。全村三十几户人家，种的稻谷刚够嚼用，想攒钱，只能靠下苦力。
我学了门木匠手艺。十里八乡谁家娶媳嫁女、盖房打柜，都喊我。干一天活，主家管两顿饭，再给八十块工钱。
日子紧巴，紧巴到三十岁上，没人愿意嫁给我。
薛娴是跑边贸的媒婆，常年在凭祥那边走动，跟越南那边的村子熟。她那年带回来一个姑娘，二十出头，瘦瘦小小，不爱说话。
“你看这姑娘，勤快，能干，身价也实惠。”薛娴坐在我家里堂屋，翘着二郎腿，“养十年才花三万块，你上哪找去？”
我爹当时蹲在门槛上抽水烟，没吭声。我娘刘桂兰倒是爽利，绕着姑娘转了两圈，捏了捏她的胳膊。
“还行，能干活。”我娘说，“就她了。”
我插不上话。那姑娘站在墙角，低着头，手指头绞着衣角。我看了她一眼，她抬了一下头。眼神清清亮亮的，像山涧里的水。
那一眼，我就心软了。
“你叫什么名？”我问。
她嘴唇动了动，声音细得像蚊子：“阿娟。”
“阿娟哪里人？”
“越南。”她低下头，又补了一句，“谅山的。”
后来我才知道，她那句“越南”，说得有口音，但当时我没听出来。
婚礼办得简单，摆了四桌，请了村里相熟的人。
阿娟穿着红衣裳，眼神怯怯地坐在桌边，谁劝酒她都抿一点，端过酒杯的姿势，低头喝酒的样子，倒像是个吃过席面的人。
我娘逢人就说：“她家里穷，越南那边饭都吃不饱，来咱们家是享福的。”
阿娟没反驳。她低头扒饭，一粒米一粒米地往嘴里送。
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
阿娟确实能干。
天不亮就起来，烧火、喂鸡、挑水、砍柴，下地干活比男人都利索。
我娘嘴碎，说她两句，她也不顶嘴，低着头应一声，该干啥干啥。
我爹有一次悄声跟我说：“这媳妇，实诚。”
我心里也熨帖。日子虽然清苦，但有人给你暖被窝，有人给你做饭洗衣，院子里有了烟火气，我就觉得这辈子值了。
只是阿娟有一个古怪的习惯，就是那口旧皮箱。
皮箱是深褐色的。
不是那种洋气的旅行箱，就是一种老牛皮做的，边角磨得发白，有两个黄铜搭扣，都生了锈。
阿娟把它放在床底下，从来不许别人碰。
有一回我娘扫地，拿扫帚疙瘩捅了一下，阿娟脸色刷地白了，冲过去拨开我娘的手，把皮箱抱起来，紧紧搂在怀里。
我娘吓了一跳，骂了两句，说她是“毛手毛脚的蛮子”。阿娟不吭声，抱着皮箱回了屋。
那天晚上，我听见她躲在被窝里哭。声音压得很低，像怕人听见，又怎么也止不住。
我翻了个身，把后背对着她。我想问，但话到嘴边就咽下去了。
她还是一样干活，一样沉默，一样把那口旧皮箱锁得严严实实。
三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阿娟没有生养。
我娘急了，到处找偏方，逼着她喝那些苦得倒牙的草药汁子。
阿娟不敢不喝，喝一口皱一下眉，喝完蹲在墙角干呕。
我看着心里不是滋味，多说了两句，我娘就骂：“娶回来不下蛋，还不让治？”
阿娟拉了拉我的袖子，小声说：“没事的，我喝。”
我看着她那张瘦得颧骨突出的脸，忽然觉得，这世上有种苦，是说不出口的。
那天夜里，我睡得迷迷糊糊，听见阿娟在翻腾。
我半睁开眼，月光照在她手上，她正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把黄铜钥匙，蹲下身，打开了床底下的那口旧皮箱。
我屏住呼吸，等着她拿出点什么来。
箱盖开了一条缝。
阿娟伸手进去摸了一下，又合上了。
动作快得像做贼，但摸到的那个瞬间，她整个人像被抽走了力气，肩膀垮下来，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第二天，我趁她下地干活，蹲在床前，把那口皮箱拖出来。我手碰到箱盖，心里没来由地慌了一下。
我深吸一口气，正要开盖，院里传来脚步声。我赶紧把皮箱塞回去，装作在找东西。阿娟进来了，手里拎着一把菜，看见我蹲在床边，愣了一下。
“你找啥？”她问。
“找袜子。”我说。
她没再问，转身去了灶房。我站起身，觉得自己像做贼一样。
那口皮箱，我到底没能打开。我知道，里面有她不想让我知道的东西。
又过了几年，薛娴有一次来村里走亲戚，路过我家门口，跟我娘说了几句话。我正好从外面回来，听见薛娴压低嗓子问我娘：“那口皮箱，还在？”
我娘没听懂：“啥皮箱？”
薛娴看了一眼，把话收了回去。但我看见了，她问这句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是那种“知道些什么、又不敢说”的神色。
那口旧皮箱，就像一个结了痂的伤疤，谁也不碰，谁也不敢碰。
后来，二愣子从凭祥回来，捎了一个口信。
02
二愣子真名叫胡高兴，是我们村的货郎。
他脑子不算灵光，但腿脚勤快，隔三岔五跑一趟凭祥，从那边进些针头线脑、肥皂香皂，挑着担子走村串寨地卖。
他在我们家门口放下担子，喘着气，喝了一碗水，才开口：“建军，我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我递给他一支烟。
他点上烟，吸了一口，挠了挠头：“我这次去凭祥，碰见一个跑边贸的广西佬。他让我捎个话，说越南那边有个叫阮氏玲的女人，病得快不行了。她让捎话给一个叫阿娟的姑娘，说……让她回去见最后一面。”
我手里的烟差点掉地上。
“阮氏玲？她是谁？”
“说是阿娟她妈。”
“阿娟是越南人，她妈在越南，这不是很正常？”我说。
二愣子摆摆手，压低声音：“建军，关键是，那个广西佬说，阮氏玲不是阿娟的亲妈。”
我心里咯噔一下。
二愣子继续说：“他说，阿娟是他十几年前带过来的，但具体从哪带来的，他不肯说。临走时他找了一个越南老婆婆，让老婆婆捎话，说什么‘不是亲生的’、‘等你妈死了再回去’、‘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你还记得那个广西佬长什么样？”
“这倒没细看。”二愣子挠了挠头，“就中等个，偏瘦，没门牙。”
“没门牙？是不是穿一件蓝外套？”
“对对对，蓝外套，你怎么知道？”
我没接话，手心里出了汗。
那个“没门牙的广西佬”，我见过一次。
十五年前在凭祥的集市上，薛娴牵着一个瘦小的女孩，那男人就站在旁边，笑得露出一口豁牙。
那女孩，就是阿娟。
我把烟头掐灭，回了屋。
阿娟正在灶房洗碗。我站在门槛上，犹豫了半天，说：“二愣子捎了个话。”
她的手停住了。背对着我，没转身。我说：“他说……你妈病重了，让你回去见最后一面。”
阿娟手里的碗，“当啷”一声掉在地上，摔成几瓣。
她弯腰去捡，手指头抖得厉害，捡了三次都没捡稳。我上前一步想帮她，她猛地抓住我的手，指甲嵌进我的肉里。
“你再说一遍。”她的声音沙哑。
“你妈，病重了。让你回去。”
阿娟蹲在地上，整个人像被抽去了骨头。她没有哭出声来，但全身都在发抖，像是打摆子一样，嘴唇灰白。
“建军，”她哑着嗓子叫了我一声，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我……我得回去。”
“那就回。”我蹲下来，“我陪你去。”
她摇了摇头：“你回不去。我没有中国户口，没有身份证，我是越南人，我得走边境。”
“那你怎么走？”
她沉默了一下，说：“薛娴。她能带我走。”
那天晚上，阿娟跪在刘桂兰屋门口。我娘正在屋里纳鞋底，听见动静，掀起门帘看了一眼，脸色立马沉下来。
“干啥呢？大半夜的，跪门口像什么话？”
“娘，”阿娟的声音很轻，但字字清楚，“我妈病重了，我得回去一趟。”
刘桂兰手里的针扎了一下手指。她“咝”了一声，语气就变了。
“回去？你妈？你嫁进来十几年，也没见你提过你妈。这会子倒冒出来一个妈了？你能有什么妈？买来的媳妇，哪来的娘家？”
阿娟没吭声。她跪在门口，身板挺得笔直。我娘把门帘一摔，回了屋：“要走可以，路费呢？身份证明呢？你拿得出来吗？”
阿娟张了张嘴。她确实什么都没有。
我娘说得没错，一个买来的媳妇，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甚至连一张能证明自己存在过的纸片都没有。
她像一片树叶，借着风落在了这个院子里，风一吹，可能就连根都不见了。
阿娟在门口跪了一整夜。
夜里两点，我起来过一次，看见她还在那里跪着。
月光照在她的背上，她一动不动，像一尊石头刻的像。
我没叫她。
我知道，她得跪到天亮，才能让自己心里过得去。
我蹲在台阶上，抽了一夜的烟。
天快亮的时候，我进了牛棚。
从房梁缝里，摸出那本存折。
厚厚的，存了十几年，是一分一分省出来的。
我翻开看了一眼，上面的数字让我自己也愣了一下。
二十二万。
这够我干多少年活的？手都磨出茧子了，腰都累弯了，才攒下这一笔钱。
我把存折握在手里，攥了很久。
阿娟还在外面跪着。我听见她的呼吸声，很轻，像怕吵醒谁一样。
我心里翻了个个儿。把钱放回房梁，转身去了灶房。
等天亮，我就去镇上取钱。
03
第二天一早，我去镇上取钱。
柜台的营业员是个小姑娘，把一摞钱数了三遍，又拿验钞机过了一遍，抬起头看我：“叔，二十二万，都取了？”
我点点头。
她把钱推过来，用皮筋捆好。我接过来的时候，手有些抖。这是我攒了十几年的血汗钱。
回到家，我先把两万藏进猪圈后面的墙洞里，那是应急用的。
剩下的二十万，我用牛皮纸裹了三层。
每张票子都对角折了一个印子，这是我的习惯，钱在手里过一遍，折个角，就不怕被人换了。
折完最后一张，我把牛皮纸包放进阿娟的行李里，压在最底下。
阿娟正在捆衣物。她看见我从牛棚那边过来，愣了一下，问我：“你进牛棚干啥？”
“找把凿子。”我说。
她没再问。她蹲在地上，把几件旧衣服往包袱里塞。我看了她一眼，她的动作生硬，像在跟什么东西较劲。
“阿娟，”我叫她，“你过来一下。”
她走过来。我把一叠纸塞到她手里，说：“给你。”
她低头看了一眼，脸色变了。那两万块。她抬头看我，嘴张了张，却没有出声。
“拿着。”我说，“去看你妈，手里得有钱。不够花，就托人捎话。”
“建军……”她的声音有些哑，“这钱太多了，我不能拿。”
“我让你拿，你就拿。”我别过脸去，“家里还有，够过日子。”
我们推让了半天。她死活不肯收，我硬塞进她包袱里。她看着我，眼眶红了一圈。过了一小会儿，她忽然退后一步，膝盖弯了弯，像是要跪下去。
我赶紧一把扶住她：“别跪。”
她却还是跪了。跪得很重，膝盖砸在泥地上，“咚”的一声响。她头磕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一句话没说。
我把她拉起来。她的手冰凉，像从井里捞出来的一样。
“建军，”她站直了身子，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你等我回来。”
“嗯。”
“我不骗你。”
“我知道。”
她又看了我一眼，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最后没有说出口。
她转身进了屋，把那口旧皮箱从床底拖出来，掸了掸灰，打开箱子，从里面摸出一件什么东西，攥在手心里，又合上盖子。
我没看清那是什么。
隔天，阿娟要去凭祥找薛娴办边境手续。
我没去送她上拖拉机。
村里人都爱看热闹，我不想让他们瞧见。
我让她自己走。
阿娟站在拖拉机车斗里，回头看了我一眼，没有挥手。
我也没挥手。
拖拉机突突突开远了，她在车斗里蹲下来，把那口旧皮箱紧紧抱在怀里。
我在院门口站着，站了很久，才转身进院。
我娘从灶房探出半个身子：“走了？”
她“哼”了一声：“走了就别回来。”说完，进了屋。
但我知道，她下午蹲在后院揉那一盆鸡食，揉了半天，最后一粒米都没剩，全倒给鸡了。她又骂了两句，声音低低的，像猫叫。
阿娟走后第三天，二愣子捎回口信：“阿娟到了，她妈只剩一口气吊着，天天念叨她呢。”
又过了五天，二愣子说：“阿娟她妈走了。走的时候拉着阿娟的手，说了好一阵子话。”
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她赶上了最后一面。
可又过了一个月，阿娟还没回来。
04
阿娟走了一个月，两个月没有消息。
村里人嘴碎，在小卖部门口嗑瓜子，嗑出了名声。“越南婆娘跑了”这话，传得比风还快。
其实我早听见了。但我不信。
阿娟不是那样的人。我心里清楚，只是这话我说不出来。
我娘嘴上骂得凶：“我说什么来着！买来的媳妇养不熟！走了就不回来了！那些钱可都是你儿子拿命换的！”骂着骂着，声音就低了，最后变成摸鼻子。
“娘，”我说，“你少说两句。”
“我不说，我不说！”她瞪了我一眼，回了屋。第二天早上，灶台上摆着一碗粥，扣着碗，还冒着热气。
我拉不下脸来。我蹲在院子里，把那些旧木板一块一块刨平。刨花卷着落在脚背上，我没有去拂。
第三个月头上，我心里也没了底。夜里翻来覆去地烙饼，有时候天快亮才迷迷糊糊睡着。
有一天，我坐在院子里削一根竹杆。竹杆削到一半，手忽然停住了，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
我起身进了牛棚。犹豫了半天，还是从房梁缝里摸出阿娟那把黄铜钥匙。不是我拿的，是她走之前放在我枕头底下的。
“建军，”她说，“这钥匙你拿着。我那口箱子，你要是想看，就打开看看。”
我当时没接。她又把钥匙塞进我手里：“你看着。等我回来。”
我攥着钥匙在牛棚里站了半天，手掌心的钥匙硌得生疼。我还是没有开。
又等了十来天，二愣子忽然跑到我们家门口，脱了帽子，脸上表情有些不对劲：“建军，我刚才听一个跑边贸的朋友说，阿娟那边出了点状况。”
我手里竹杆“啪”一声断了。
“什么状况？”
“具体我也说不清，好像跟她继父有关。就是她妈走后，她继父霸着家产，不让阿娟走。说是阿娟的护照和证件都被扣下了。”
我心里沉了一下：“那她怎么样了？”
“人在那边没事。只是暂时回不来。”二愣子挠挠头，“建军，你媳妇能不能回来，怕是悬。”
“悬”这个字，在村子里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完蛋了。
我蹲在门槛上，低着头，半天没吭声。二愣子也不敢催我，站了一会儿，走了。
我自己坐在门槛上，坐到月亮爬上来，坐到院子里那条老黄狗凑过来，拱了拱我的手。我伸手摸了摸狗脑袋，忽然生出一股很怪的感觉。
我想起阿娟临走那晚，跪在地上给我磕头的样子。头磕得很重，肩膀一直在抖。我忽然觉得，她不是去奔丧的。她是去拼命的。
“拼命”这个词，像针一样扎进我脑子里。我一下站起身，把黄铜钥匙从口袋里摸出来，攥在手心里。
晚上，我娘端了一碗面过来，往我面前一放，没说话。我低头吃了两口，碗里的面，咸得发苦。
我放下筷子，抬头看了我娘一眼。她歪着头在灶台边上擦碗，擦了一遍又一遍，擦个不停。灯光底下，她头上添了不少白发。
“娘。”我叫了一声。
“嗯？”
“阿娟，她不是那种人。”
我娘的背影僵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她低低地说：“我知道。”两个字说完，转身回了屋。
我把那碗面吃得干干净净，一粒米都没剩。
05
阿娟走后的第二个月零三天，我又去了趟镇上派出所。
我不是去报案。我是想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不知怎么开口。
值班的民警是个年轻人，抬头看我：“你媳妇是越南人？”
“有结婚证吗？”
“没有。村里办的那种，就是请两桌酒。”
“那她算非法居留。你要是来报失踪，我得先把她入境记录调出来。”
年轻人翻了一下电脑，说：“查不到她的出入境记录。”
“她走的边境小路，没走口岸。”
“那就更算不上了。”他合上本子，“叔，你这事，我管不了。你媳妇要是真跑了，你只能认了。”
“她没跑。”
“你怎么知道？”
“我了解她。”
年轻人摇了摇头，没再说什么。我走出派出所大门，蹲在门口，摸出一根烟点上。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
就在这时候，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建军？”
我回头一看，是薛娴。她坐在派出所门口的长椅上，手里掐着一根烟，脸色不太好。
“你咋在这？”我问。
“来办事。”她弹了弹烟灰，看了我一眼，“听说阿娟还没回来？”
我没有回答她。我蹲在台阶上，她坐在长椅上，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薛娴先开口了：“建军，我跟你说个事。你可别怪我。”
“你说。”
“阿娟那口皮箱……你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吗？”
我摇了摇头。薛娴把烟头掐灭：“你回去打开看看。看完你就明白了。”
薛娴低下头，沉默了很久：“当年你娶阿娟，是我牵的线。那个阿娟的‘越南妈’，不是她亲妈。我以前就知道。”
“你知道？”我一下子站起来，“你怎么不早说？”
“我不敢说。”薛娴的声音低下去，“我以为，她妈认她。再说，你也不吃亏。”
我盯着她，忽然觉得这个精明的媒婆脸上有一丝心虚。
“阿娟到底是谁？”我问。
薛娴没回答。她把手里的烟头扔在地上，站起来，拍了拍裤腿：“建军，你回去把箱子打开。看看那封信，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信？什么信？”
薛娴已经走了。我站在原地，愣了半天。
回到家，天已经黑透了。我进了屋，把门闩上。我站在床边，看着床底下那口旧皮箱。月亮很大，从窗户照进来，照在皮箱的铜锁上，泛着暗光。
我从口袋里摸出那枚黄铜钥匙，捏在手里，捏了半天。手心出汗，钥匙有点滑。我弯下腰，把皮箱从床底拖出来。
它比我想象的重。放下的时候，发出沉闷的一声响。
我把钥匙插进锁孔。锁芯有些锈，拧了一下没拧动。我换了角度，用了几分力气。
“咔哒”一声，锁开了。
我掀开箱盖。
一股樟木的香气扑鼻而来。
箱子里，整整齐齐叠着一摞衣物。
最上面，是一件婴儿穿的小肚兜。
大红色的，上面的绣花有些褪色，但仍然看得出，绣的是一个“林”字。
肚兜下面，压着一把玉锁。绿油油的，像一汪水。玉锁上刻着两个字：平安。
我伸手把那封叠了三折的信拿出来。牛皮纸信封，已经泛黄了，边缘有些卷。信封上没有字，只有一截红头绳扎着。
我的手有些抖。我拆开信封，抽出信纸。字迹歪歪扭扭，像是一个不识字的人，一笔一画地照着描出来的。
我凑着月光，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我的脑子像被人拿棍子敲了一下，嗡的一声响。整个人愣住了。手里那封薄薄的信纸，像泰山压顶一样重。
我的喉咙发干，半天没有咽下那口唾沫。我蹲在床边，两只手握着那张信纸，抖得纸片哗哗作响。
这时候，听见院门外有脚步声。
我抬起头，愣愣地看着门口。
脚步声近了。沉重的。像是一个人走了很远的路，脚落地都抬不起来了。然后，门板被敲了两下。
“建军。”
是阿娟的声音。
“开门。”她说，“我回来了。”我的腿有些发软，手里的信纸险些掉在地上。我几步走到了门口，手搭在门闩上，忽然停住了。
我该说什么？我该先洗手吗？
门又响了两下。我深吸一口气，把门闩拨开。
06
门打开。
阿娟站在门口。
她瘦了一大圈，脸上颧骨分明，皮肤黑得发亮。
头发枯黄，用一根橡皮筋胡乱扎着。
身上那件旧外套，是走的时候穿的，已经磨得发白了。
她手里拎着一个东西。
那口旧皮箱。
不，不是原来那口。
是一口更旧的，边角都磨破了，露出里面的铁皮骨架。
我认出这口箱子，她走的时候，带的不是这口。
她走的时候带的是那口深褐色的牛皮箱。
那口旧的，还躺在我脚下的床底。
那她拎回来的，是谁的？
阿娟看见我，没有笑，也没有哭，只是站在那里，望着我。她的眼神很复杂，像有一肚子话，又像什么都没带回来。
我侧开身，让她进屋。
阿娟走进去，像一阵风一样轻。她走到堂屋桌前，把旧皮箱放在桌上，看着我。她没有说话。
我也没有说话。沉默了半晌。她伸手，打开箱子上的铜扣。
“咔哒”一声，箱子弹开。
我的目光落在箱子里。
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一摞钱，牛皮纸包着，纸已经磨出毛边了。
我一眼就认出，是我的那二十万。
可少了一截。
我伸手打开牛皮纸，里面的钱纸币，每一张都有折痕。
那是我一张张叠的，一张张费过心血的。
我从头数了一遍，十三万。少了七万。
阿娟站在对面，没有说话。
她把钱拨开，从更底下拿出一件上衣。
我愣了。
是一件婴儿的肚兜，大红色的，绣着“林”字。
跟床底下那箱子里的一模一样。
我张了张嘴，嗓子眼像被人攥住了，喘不上气。
她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
她伸手进箱底，拿出了一个油纸包，打开，一巴掌大的东西。
一把玉锁。
我认得，床底下那箱子里，也有一把。
她说：“建军，你打开我床上那口箱子了？”
我点了点头，说不出一个字。阿娟的眼睛红了一圈，但她没有哭。她只是把玉锁放在桌上，轻轻推到我跟前。
“我妈走的时候，把这个交给我的。”她说，“她说，我是在中越边境的集市上，从一个男人手里买来的。才两个多月大。”
她顿了很长一段时间，像在攒力气：“我妈说，那男人不是好人。她是跟另一个中国女人买的。那女人说，这个孩子是越南娘养的，养不起，卖了换了路费。我妈就信了。她其实知道，那孩子不是越南的。”
“那个四川来的女人说，孩子是从广西那边抱来的。身上穿着这件肚兜，挂着这把锁。那女人说，孩子姓林。”
“我妈她……怕惹事。她不敢报警，也不敢声张。”阿娟的声音很轻，“她把信物藏了二十八年。她临死前告诉我，让我回中国，找我自己的亲生爹妈。她说，你亲爹亲妈，还在找你。”
村里的鸡叫了。
天快亮了。
我坐在堂屋里，面前摆着那十三万块钱、一件肚兜、一把玉锁。
我从来不知道，一把玉锁能有那么沉，沉得我抬不起手去碰它。
“阿娟，”我的嗓子哑了，“你早就知道？”
“不知道。”她摇头，“走之前不知道。我妈病危那几天，才告诉我。”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生气。我一个越南人，你娶我已经亏了。要是你知道我是个来历不明的人，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甚至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你还会要我吗？”
我坐在那里，心里像被人拿刀剜了一下。
她问我，你还会要我吗。
十一年了，她心里一直揣着这个问号。
她揣着这个问号，在这个院子里干了十一年活。
我张开嘴，想说什么，又觉得什么话都不够。我伸手，把那把玉锁拿起来，握在手里。凉的。像井水一样凉。
“建军，”阿娟的声音微颤，“我把你给我的钱，用了七万。我妈的丧事花三万，我继父收两万签了个断亲书。从此以后，他不再拦我。还有两万，给了带路的中间人。剩下的十三万，我全带回来了。”
她眼圈通红：“建军，我没花不该花的钱。”
我没有说话。我站起来，走到她面前，把她拉起来。她比我矮了半个头，站在那里，看着我，又低下头去。我的喉咙像堵了一团棉花。
我把那十三万块钱往她手里一推：“这钱是你剩下的，你留着。”
“建军——”
“我说你留着。你想找你亲爹妈，还要花钱。路上的钱，盘缠的钱，样样都得花。”
阿娟接过钱，攥在手里，指节发白。
过了良久，她开口，说出了那一句我一直等着的话：“建军，等我找到我亲爹妈。找到之后，我就回来。我不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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