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厅里坐了四百多号人。
投影幕布上那张照片放得很大，我手里捏着个红包，边角还露着两张票子。
韩秀芳站在台上，声音从麦克风里传出来，刺得耳朵发麻。
她说我收病人红包，败坏医院风气，扣光我全年绩效和年终奖，一分不留。
台下一片嗡嗡声，几百双眼睛齐刷刷看过来。
我坐在第三排靠边的位置，手搁在膝盖上，没站起来，也没说一个字。
我后来想过很多次，如果那会儿我站起来解释一句，后面的事是不是就全变了。
可我没说。
从头到尾，一个字都没说。
01
散会以后，走廊里的人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有躲着走的，有假装没看见的，也有凑过来拍我肩膀说“想开点”的。
我没搭话，径直去了住院部一楼的收费窗口。
窗口里头坐的是个阿姨，看见我愣了一下：“郑医生，你怎么来了？”
我说：“帮我调一笔记录，上个月18号，康复科16床，住院费补缴那笔。”
阿姨敲了几下键盘，屏幕转过来给我看。上面写得清清楚楚：补缴金额两千元整，缴费方式：现金。缴费人签名栏里，签的是我的名字。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一会儿，掏出手机拍了张照，然后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这笔钱是我替那个老人垫的。
他出院头一天非要塞红包给我，我不收，他攥着我的手不放，眼眶红红的，说郑医生你拿着，你不拿我心里不踏实。
我推了几次没推掉，只能收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收费处，把这两千块替他交进了住院费里。
收据我留了，想着哪天碰见他了给他。
但我没想到的是，有人只拍了我收红包的画面，没拍我交钱的画面。或者说，拍的人故意只截了那一段。
走到门诊楼门口，贾林从拐角处冒出来，手里端着杯咖啡，笑呵呵地喊我：“郑医生，郑医生！哎，你别走那么快嘛。”
我站住了。
他快步凑上来，压低声音：“今天这事吧，我也替你委屈。韩主任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撞枪口上了。等过阵子风头过去了，我帮你跟院领导说说情，看能不能把年终奖给你补回来一些。”
我没看他，看着前面那棵老樟树，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
我说：“贾主任，你费心了。”
他说：“哪的话，咱们一个科室的兄弟，我不帮你谁帮你。”
我转过头看了他一眼。
他脸上的笑堆得很自然，眼睛眯成一条缝，嘴角上翘的弧度刚刚好。
我突然想起一个事。
那张照片的拍摄角度，是从病房门缝里斜着拍进来的。
那个角度，正好是贾林每天查房走位时经过的地方。
我没说话，走了。
回到科室，我坐在自己那把旧转椅上，看着桌上那排针盒发了好一会儿呆。
这套针是师父在我出师那天给的。
他说，高逸，你记住，咱这行当靠的是手艺吃饭。
手比嘴硬，这话你记一辈子。
我摸了摸针盒的盖子，那上面有一道浅浅的划痕，是师父当年用的那把，他用了一辈子。
那天下午我没门诊，在办公室里坐着，翻了翻抽屉。
里面有几封病人写的感谢信，还有一张过期的门禁卡，一支用了三年的钢笔。
我把钢笔揣进口袋，其他的没动。
下班的时候许清妍在更衣室门口等我。她看见我出来，嘴唇动了动，像是攒了一肚子话要说。
我冲她摇了摇头。她看懂了，没再开口。
走到霓虹灯亮起来的街上，手机响了。
我妈打来的。
我接起来，她问我今天工作累不累，我说不累。
她又问我在干嘛，我说在路边买烤红薯吃。
她说那就好，早点回家。
挂了电话，我在路边蹲了一会儿，手里的烤红薯冒着白气。我咬了一口，甜的，烫得嗓子眼发紧。
第二天的交班会上，科里气氛跟往常一样。
贾林主持会议，安排工作分配，说到重点病号的时候特意强调了一句：“以后16床这类病人，治疗安排都走我这。”他没点我的名，但所有人都知道这话是说给我听的。
我没应声，收拾东西去治疗室。
中午食堂吃饭的时候，隔壁桌两个年轻医生小声嘀咕。一个说郑医生这次怕是栽了，另一个说那么好的技术可惜了。
我端着餐盘找了个角落坐下，把饭吃完，一口没剩。
下午三点多，我做了个决定。
我走进沈海办公室，把一张写好的纸放在他桌上。
沈海低头看了一眼，“辞职”两个字那么大，他不可能看不见。
他抬起头，愣愣地看着我，说：“郑医生，你这是干什么？”
我说：“院长，麻烦您签个字。”
他说：“你别冲动，这事有回旋余地，我去跟韩主任沟通。”
我说：“不用了。”
沈海顿了顿：“那五十万的年终奖你就不要了？”
我说：“不要了。”
转身拉门把手的时候，我听见沈海在背后叹了口气，像是有话要说，又不知从哪开口。我没等他说话，把门带上了。
出了行政楼，阳光正好，照得地上的影子短短的。
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
屏幕干净，没有未接来电，也没有消息。
我把它揣回兜里，朝医院大门走去。
走出大门那一刻，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白楼。
楼顶的红十字在太阳底下还挺显眼。
我说不上恨，只是觉得，这地方我待够了。
02
那封红包的事，得从一个月前说起。
老人姓刘，六十七岁，腰突加椎管狭窄，走路都费劲。
从县医院转上来时是儿子陪着的，小伙子话不多，裤腿上沾着泥点子，一看就是刚从地里赶过来的。
我给他做了两周正骨和针灸，从扶着墙走变成自己可以慢慢挪步，老人高兴得不行。
出院那天早上，我来查房，他儿子去办手续了，屋里就他一个人坐在床边。
他看见我进来，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红包，递过来，说郑医生，你拿着。
我说刘叔你这是干什么，我不能要。
他就攥住我的手，手背上的老茧硌得我手疼。
他说我这条腿走了好几个地方都治不好，你把我治好了，这点心意你要是不收，我这心里过不去。
我看着他的眼睛，浑浊的、带着血丝，里面全是实打实的感激。
我想了想，把红包接了过来。
老人看我收了，脸上那褶子笑成一朵花。
我把红包揣进白大褂口袋，跟他说刘叔你好好养着，过阵子就能下地干活了。
他点头，说郑医生你是个好人。
第二天一早，趁着交班前没人，我拿着红包去了收费窗口，从里面抽出两千块，剩下的钱连红包壳一起，放进了我办公桌抽屉底层。
我替老人把住院费垫了。
这种事我干过不止一回。
病人塞红包，我当面收了让他们安心，回头再给他们交进住院费里。
医院不少人都知道我有这习惯，但从来没人说什么，因为这是病人自愿的。
我唯一没预料到的是，那天门缝里会有一双眼睛。
贾林站在门外，手里拿着手机，镜头从门缝里对着我，快门一按，正好捕捉到我接过红包的瞬间。
整个过程不到三秒钟，他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屏幕，画面定格在我手里捏着红包的那一幕。
他满意地勾了勾嘴角，说了句有意思。
后来我才知道，他翻了我办公室的抽屉，找到了那张缴费收据。
他没动那张收据，也没声张，只是拍了一张照片。
他要的只是“我收了红包”的那个画面。
至于我后来把钱交给谁了，在哪个窗口办的，他不需要让任何人知道。
交班会上，一切都跟往常一样。
贾林在会议室里主持，分配一周的工作。
轮到我汇报康复病人的进展时，我照常念了几个病人的恢复情况，说完就坐下了。
贾林坐在对面，翻着手里的本子，脸上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
我没多想。
当时我确实没多想。
现在回想起来，那阵子贾林好几次盯着我，眼神都是怪怪的。
他跟我说话时总带着一种试探的语气，问我最近手头紧不紧，有没有什么外快。
当时我没当回事，只当他闲得慌。
现在全明白了。
他是在等我露马脚，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是在等着哪天把我拍下来的那张照片拿出去。
只是我没想到，他会直接把照片递到韩秀芳手里。
韩秀芳是院长夫人，也是人事科主任。
医院里人前人后都喊她一声“韩主任”，声音里带着点敬畏。
她这个人有个特点，认死理。
只要她觉得你错了，你就没有辩解的必要，因为说了她也不会信。
她的脑子像一扇门，先入为主，进去了就关上了。
那天下午，贾林敲了她办公室的门。
两人聊了大概十五分钟。
贾林走后，韩秀芳坐在办公桌前，反复看了那张照片好几遍。
她把照片往桌上一摔，拨通了一个电话：“下周三全院大会，我要处理一件事。”
那会儿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还坐在治疗室里，给一个老太太扎针。老太太问我郑医生你手这么稳练了多久。我说快十年了。她啧啧两声，说怪不得。
03
全院大会那天早上，我出门前蹲在门口系鞋带，系到一半停了。
手有点抖。
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天早晨我总觉得胸口闷闷的，像压着什么东西。
我站起来，深深吸了口气，还是闷。
我没多想，骑上电动车去了医院。
多功能厅在行政楼三楼，能坐四百多号人。
我到的算早，坐到第三排靠边的位置，旁边是放射科的老周。
老周递给我一根烟，我说不抽了。
他笑，说郑医生今天矜持个啥，上回咱俩一起值夜班你抽了三根。
我说那会儿心烦。
会议前半段是常规内容，各科汇报，领导讲话。
我听得很散，脑子里盘算着下午那个病人的治疗方案。
老周在旁边打瞌睡，脑袋一点一点的。
我捅了他一下，他咂咂嘴又坐直了。
然后投影幕布亮了。
屏幕上放出一张照片，大得连细节都清清楚楚。照片里，我站在病房床边，手里拿着一个红包，红包口露出两张百元钞的边角。
厅里先是安静了两秒，然后“嗡”的一声，像炸了锅一样，议论声从四面八方涌过来。
韩秀芳走到台前，拿起麦克风，声音尖而亮：“大家安静。”她的目光在人群中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我这个方向。
她说：“今天借着全院大会，我要点名批评一个人。康复科郑高逸，郑医生。收受病人红包，违反医院规定，性质恶劣。”
我坐在那里，听见自己的名字从她嘴里蹦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地砸在我身上。老周猛地惊醒，转头看我，嘴巴张了张，没发出声音。
韩秀芳继续说：“医院三令五申，严禁收受病人家属任何形式的好处。郑高逸同志明知故犯，顶风作案。我宣布，扣发郑高逸本年度全部绩效和年终奖，合计四十八万六，一分不少。”
四十八万六。那是我一年的全部年终奖，连着绩效一起扣。我心里算了一下，差不多等于我这两年多白干的了。
有人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像针扎一样密密麻麻的。我攥了攥拳头，指甲掐进掌心，看见自己的手背上一根青筋凸了起来。
韩秀芳问我：“郑高逸，你对这个处理有什么要说的吗？”
全场安静下来，静得能听见空调出风口的呼呼声。所有人都看着我，等我说点什么。我坐在那里，手搁在膝盖上，慢慢松开攥紧的拳头。
我张了张嘴。
一瞬间有很多话冲到我嗓子眼。
那两千块是我替病人垫的住院费，我手里有缴费记录。
我每个月拿的工资里有绩效扣款，病人写来的感谢信我都锁在抽屉里。
可我说不出口。
准确地说，我不想在几百号人面前，跟一个根本不打算信我的人掰扯这些。
师父说过，手比嘴硬。
我的嘴笨，吵不赢的。
况且我也懒得吵了。
我站起来，把椅子轻轻推回原位，没拿桌上的水杯，没看韩秀芳的脸。我说：“没什么要说的。”然后我转身，朝多功能厅的大门走去。
身后传来一阵更大的议论声。有人喊：“郑医生！郑医生！”我没有回头。走出大门，楼道里空荡荡的，只有我的脚步声在回响。
我忽然觉得轻松了，像背了很久的包袱卸了下来。同时我又觉得空，像什么东西被抽走了一样。
回到科室，我开始收拾东西。
针盒、笔记本、抽屉里的感谢信。
那个红包壳还在抽屉底层，我拿出来看了看，里面已经空了。
我把它搁进垃圾篓里，想了想，又捡起来，揣进包里。
不知道留着干什么，就是觉得扔了好像也不对。
晚上回到家，我坐在出租屋的床上发了好久的呆。
手机响了一声，是许清妍发来的微信：“你今天为什么不解释？那笔钱你明明替老人垫进住院费了。”
我回了一句：“那个老人出院了。这事翻出来，他会不安的。”
她回了个省略号，过了很久又发了一条：“那你的年终奖呢？五十万啊。”
我没再回。
窗外路灯亮了，昏黄的光透过窗帘洒进来。
我靠在床头，看着天花板，脑子里还在想白天那个画面。
韩秀芳站在台上，照片放得那么大。
她看我的眼神，像看一个贼。
我闭上眼。
随她去吧。
04
办离职手续比我想象的快。
沈海拖着没签，压了两天人事科的流程，但我第三次去找他的时候，他没办法了，在辞职信上签了字。
他递回来的时候看了我一眼：“郑医生，说实话，这个医院不缺会做事的，缺的是你这号技术过硬的。你要走，我这心里真不是滋味。”我说院长您言重了。
他说：“以后有困难可以找我，私人电话你知道的。”我点了点头。
三天后，我回科室收拾最后的私人物品。
那天早上阳光很好，透过窗户照在走廊的地上，一格一格的。
我蹲在办公桌旁边，把抽屉里的东西一样一样往纸箱里放。
一支钢笔、一本针法笔记、一盒银针，还有那个空红包壳。
我盯着它看了一会儿，还是放了进去。
门被推开了。贾林站在门口，人手一杯咖啡，另一只手端着一杯，递过来：“郑医生，喝一杯。”
我没接。
他倒也不尴尬，把咖啡往桌上一放，自顾自坐下来，翘起二郎腿：“说真的，你这走了，康复科的治疗组我接过来，你的那些老病人，我会安排好。你放心。”我看他一眼：“贾主任辛苦了。”他说：“不辛苦不辛苦，应该的。”然后他压低声音，带着一种说悄悄话的语气：“郑医生，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这个人吧，什么都好，就是太清高。这医院里，光有技术不行，你得学会来事。”
我听着这话，没接。
他在我这儿坐了大概五分钟，说得嘴都干了，见我始终不搭腔，终于站起来，笑了一声：“行吧，那你就好自为之。”他走了几步，又回头：“对了，16床刘老头那笔住院费，你垫的那两千块钱，他儿子来窗口问过。我跟收费处打了招呼，说那钱是你交的。这样，你走了以后，他要感谢你，也知道该感谢谁。”我的脚步顿了一下。
我转过身看着他。
他的脸上还挂着那副笑，跟我第一次见他时一模一样。
我心里明白他为什么把刘老头垫费的事翻出来。
他是想在我要走的时候，用这种方式在我心里扎一根刺，告诉我说：你看，你做好事也没用，最后还是我替你传的话。
我笑了一下：“贾主任，您操心了。”他愣了愣，似乎没想到我会是这个反应。
我走出科室，抱着那个纸箱，往电梯口走。
走廊里迎面过来的几个护士看见我，都喊着“郑医生”，声音里带着点小心翼翼。
电梯门开了，我走进去，按了一楼。
电梯门快合上的时候，一只手伸进来挡住了。
许清妍站在门外。
她看着我，眼眶有点红。
她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好几下，没说出来。
憋了半天，她说了一句：“行李箱要不要我帮你拉？”我说不用，没多重。
她点了点头，又站了两秒钟，还是没忍住：“你记不记得你答应过我，说要去吃城南那家酸菜鱼？”
我有点恍惚。
那是半年前的事了，我们一起值完夜班，她提起过那家馆子，我说改天休息了去，结果一直没去。
我说：“等我安顿下来吧。”她点了点头，松开了电梯门。
电梯一路往下，数字一格一格跳。
我抱着箱子看着那串数字，心里忽然静了。
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一个保安跑过来递给我一个信封，说：“郑医生，刚才有个大姐让我给你的。”我问他哪个大姐，他说不认识，戴着口罩。
我没当回事，后来打开信封。
里面是一张纸条，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郑医生，我老汉让我来看看你。他说你的好，他记着。”没有落款。
我看了两遍，把纸条折好，夹进笔记本里了。
那天下午我没回出租屋，而是骑了两个小时电动车回了乡下。
我想去看看师父。
彭四海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晒太阳，面前的小桌上摆着茶壶。
他看见我推门进来，也没惊讶，只是眼皮抬了抬，说：“怎么有空回来了？”我搬了个小板凳坐在他对面：“被开除了，自己辞的。”他端起茶壶喝了一口：“嗯，然后呢。”我把大会上那件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他听完，半天没出声，我也没催他。
过了好一阵子，他放下茶壶：“高逸，这事儿你觉得你做得对吗？”我说我不知道。
他又问：“你心里有气吗？”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有一点。”他说：“有气就对了。没气你就是泥捏的。”我低下头。
他慢慢站起来，走到屋里，过了一会儿，端出来一个布包，放在桌上：“这套针，你拿回去用。我封针了，留着也没用。”我说师父这太贵重了。
他说：“贵重啥，就是个吃饭的家伙。你手艺在我之上，可惜你嘴不如我。”他就笑了，笑得很轻，像是风里飘来的一片树叶。
那天我在师父家吃了一顿饭，土灶炒的青菜，还有一碗蛋花汤。
他喝了二两白酒，话多了一些。
他说他年轻时也被人冤枉过，那时候他们生产队的老队长指着他鼻子说他偷了队里的黄豆。
他也没解释，背个包走了，第二年靠着给人扎针治好了十几个腰腿疼的病人，老队长自己来找他道歉了。
我听他说着，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吃完饭我帮他把碗洗了，又跟他坐在院子里看天黑。
他指着院子角落那棵老槐树，说：“这树上的铃铛，是我师父挂的。他走的时候说，铃铛不响，人心不慌。你说这话怪不怪。”我抬头看那棵槐树，果然挂着一只铜铃，在晚风里悄悄晃着，没有声音。
那天晚上我住在了师父家。
第二天一早走的时候，他把那个布包塞到我怀里。
我低头看了看，是那套他用了大半辈子的针。
他站在院门口，跟我说：“手比嘴硬，但心别跟着硬。”我点点头，转身走了。
05
我从乡下回到出租屋的第四天，韩秀芳的父亲倒了。
这事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韩大山今年七十六，退休前在粮站干了半辈子，身体一直硬朗，每天早上五点起，绕着小区走三圈。
出事那天早上走的也就是那三圈，走到第二圈的时候，心脏病突发，像一根电线突然被剪断了似的。
急救车拉到医院，本院心内科主任亲自看的，上了台，支架放进去两根，还是没通。
转去省第一医院，那边的专家评估了三天，告诉他们：大面积心梗，心肌坏死面积太大，做好心理准备吧。
韩秀芳在医院走廊里站了一整夜，站在窗边，眼睛一直盯着外面黑黢黢的天。
她后来跟我描述过那个夜晚，说天怎么亮得那么慢，像一整块黑布被人拽着，死活不肯揭开。
有人给她提了个名字。
彭四海。
她说，彭四海是谁。
那人说，老中医，十多年前就是个厉害角色。
你爹以前的老腰病就是他扎针扎好的，你还记得吧。
韩秀芳的脑子像被什么东西敲了一下，猛地想起来。
她父亲十多年前犯过腰肌劳损，疼得下不了床，去过好几个大医院，不见好。
后来有个朋友介绍了个老中医，老中医用银针扎了三个疗程，愣是给他治利索了。
那时候韩秀芳也见过那个老中医一面。
那会儿她刚结婚不久，跟着父亲去乡下看过一次病，印象里的老中医高高瘦瘦，话不多，手背上青筋很明显。
她记得父亲管他叫彭大夫，但父亲没具体说过老中医的名字，她也没细问。
现在她知道了，那个彭大夫，叫彭四海。
她连夜打听到了师父的住址，第二天一大早就开车赶过去了。
到了地方，院门虚掩着。
她推门进去，院子里收拾得齐齐整整，地上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根落叶。
她喊了几声彭大夫，堂屋里走出一个女人。
是隔壁的婶子，过来帮忙看家做饭的。
婶子问她找谁。
她报了彭四海的名字。
婶子看了她一眼，说彭老爷子早封针了，都三年了，不接诊了。
韩秀芳说，我找我爸，人命关天。
婶子还是摇头，说不是我不给你通报，老爷子说了，封针就是封针，谁来也不破例。
韩秀芳急了，说我父亲真是很严重，能请彭大夫去看一眼也好。
婶子看她急得都快跪下了，叹了口气，说：“你要真想见他，就去找他徒弟吧。他这辈子就收过一个徒弟，人叫郑高逸，在城里医院上班。他能说动彭老爷子。”
韩秀芳愣住了。
她脸上的表情，像被人打了重重一巴掌。
郑高逸。
这三个字她两天前还在大会上从自己嘴里说出来过。
她站在那里，脚像生了根一样，半天没动弹。
婶子问她：“怎么了？”她回过神，勉强笑了笑，说没事，那她知道这个名字。
回到车上，韩秀芳坐在驾驶座上，双手握着方向盘，握得很紧，手背上的青筋一根一根的，像蚯蚓爬在皮肤底下。
她脑子里反复翻涌着那些画面：大会上那张照片，满场的目光，她一字一句宣布扣发年终奖时郑高逸那张没有任何表情的脸。
他当时连辩解都没辩解。
他说“没什么要说的”。
然后他走了，走后就没有回头。
现在她得去求这个人。
求他救自己的父亲。
换作别人，她可以拉下脸来。
但偏偏是他。
偏偏是被她当众狠狠踩了一脚的那个年轻人。
她闭上眼睛，靠在座椅上。
过了好久，她掏出手机，找到通讯录里那个号码。
她其实没存过郑高逸的电话。
但人事科的备份通讯录里就有，她翻出来了。
手指悬在拨号键上，迟迟没有按下去。
最终她还是按了。
电话响了三声，没人接。
又拨，还是没人接。
她一连打了三个，统统石沉大海。
她开始发短信：“郑医生，我是韩秀芳。”
“我爸病重，想请你师父出一次诊，能不能帮个忙？”
“这关系到一条人命，求你了。”她把“求”字打上的时候，手指在屏幕上停住了。她盯着那个字看了好一会儿。她这辈子没怎么用过这个字。
最终还是发出去了。
没有回音。
第二天，第三天，她每天打七八个电话，发好几条短信。
电话始终没人接。
短信也像扔进了井里，连个回声都没有。
韩秀芳坐在办公室，对着手机屏幕发呆。
她从来没觉得这么无力过。
自己的父亲躺在重症监护室，全省最顶尖的专家已经说“准备后事”，而她唯一能找到的稻草，就是那个被她亲手赶走的医生。
与此同时，我正坐在出租屋里，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一串未接来电和短信。
头两条我看了，后面的没再看，直接锁了屏。
说实话，我心里头有一股说不清的别扭：你当众扇了我一巴掌，现在转过头来求我帮你。
你让我怎么帮你。
我翻着师父送我的那套针，脑子里还是他在院子里说的那句话：“手比嘴硬，但心别跟着硬。”我把针盒盖上，放在桌上。
我没有回电话，也没有回短信。
直到第五天晚上。
我的手机响了，来电显示还是那个号码。
我想挂断，但手滑了一下，接通了。
电话那头传来的不是韩秀芳的声音，而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是沈海。
他说：“郑医生，是我。”我沉默了两秒：“院长，您说。”他说：“韩主任她爸的情况，真的不好。医生说可能就这周的事了。她这几天每天在医院守着，人也快撑不住了。”我听着，没说话。
沈海又说：“郑医生，你就算不看我们两个的脸，也看在那六十多岁的老人的份上。帮帮忙，行吗？”我攥着手机，过了大概有十秒钟吧。
我说：“我给我师父打个电话问问吧。”挂断电话后，我握着手机在屋里站了好一阵子。
然后我翻出通讯录，给师父拨了过去。
响了一声，两声，三声。
没人接。
我又打了一遍。
还是没人接。
这不对。
师父从来不漏接电话。
他守着他那个老手机，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关机。
我心里猛地一沉。
06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
电话打了一遍又一遍，从九点打到凌晨一点，始终没有人接。
我坐在床上，心里七上八下的。
师父年纪大了，虽然身体还算硬朗，但毕竟七十五了。
夜里温度低，他一只脚踏进古稀的人，万一跌一跤、万一有个闪失……我不敢往下想。
凌晨两点，我披上外套出了门。
电动车骑到半路没电了，我把车锁在路边，又打了一辆出租车，赶了一百多公里山路，到村口的时候，天刚蒙亮。
我几乎是跑着进的院子。
院门虚掩着，跟往常一样。
我推开门，先听见的是风吹过堂屋门缝的呜呜声。
安静得不正常。
以前我每次回来，师父都能听到脚步声，在屋里喊一声“谁”。
今天没有。
我快步穿过院子，伸手推堂屋门。
门没锁，轻轻一推就开了。
屋里灯亮着，昏黄的灯光下，师父躺在那张老木床上，被子拉得很平整，双手搁在身前。
我站在门口，脚像被钉住了一样，怎么都迈不动。
床上的人不会动了。
我走过去，站在床边，伸手探了一下他的额头。
凉的。
我手一缩，像被烫了一下，又伸回去，搁在他的手腕上。
脉搏没有跳动的那层薄薄的皮肤下面，什么都没有了。
我跪下去，额头抵在床沿上，手紧紧攥着师父的手背。
他手背上的皮肤已经松了，皱巴巴的，跟老树皮一样。
他的手指有点弯曲，那是多年捏针落下的毛病。
我握着那只手，没有哭，只是很久很久没有抬起头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身边响起一个声音：“你是小郑吧？”我抬头，是隔壁婶子站在门口，手里端着碗稀饭。
她看见我，叹了口气：“你师父走了。前天晚上走的，睡过去的。我早上过来送饭，他连被子都没掀过。”她没有说“走得很安详”之类的话。
农村人不兴说那些。
她把碗放在桌上，又说：“他床头留了个信封，说等你来了交给你。”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
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没有封口。
我拿起来，抽出里面一张纸。
纸上只有一行字，是师父的笔迹，笔画有点抖，不如以前稳了：“高逸，你要是心里有气，就别去了。但你记住，病人没得罪你。”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纸上的字一个个蹦进眼睛里，像针尖扎在眼眶里一样。
我哽咽了。
我把信纸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
回到屋里看了一眼师父的面容，平静的，像睡着了一样。
我伸手把他头上的一缕白发拨到旁边，然后弯腰鞠了三个躬。
婶子在旁边看着，摇了摇头：“你说这巧不巧，前天中午他还跟我说，让小郑有空回来看他，说院子里那棵槐树上的铃铛该擦擦了。”
我跟着她的话抬眼看去。院子角落那棵老槐树上，铜铃在风里轻轻摇着，没有声音。
师父的后事是三天后办的。
村里人都来了，帮忙的帮忙，烧纸的烧纸。
我没有通知医院的人，也没有通知韩秀芳。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