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在新版《富贵人家》分享会上，上海文史界、出版界和艺术收藏界150余人出席，听作者普凡（沈路平）讲述他外公沈吉甫的人生故事。
沈吉甫先生和他曾收藏的瓷器在大英博物馆展览
《富贵人家》一书写京城银行家、收藏家沈吉甫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高光时刻：参与东清铁路建设、任懋业银行北京经理、任道胜银行总理，大富大贵。鼎盛时收藏名瓷1200多件，与达官贵人过从甚密。后因投资失败又逢日本人侵华劫难，散尽家财和藏品，其中部分藏品由山中商社、大维德爵士收藏。晚年隐居上海于1952年病故。
此书于2017年初版，叶辛、孙颙联袂推荐，祝君波作序。时隔多年，作者又进一步挖掘史料，补充文章11篇，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再度出版。
分享会上，孙颙、李名慈、王安安、沈飞德、邢建榕、祝君波、刘佩英等嘉宾出席，大家对沈吉甫一家三代的人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认为这个经典案例对解读沈吉甫家族起伏的背景和原因，颇有价值和意义。
普凡先生写的《富贵人家》于2017年5月出版以后，在收藏圈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本书让他的外祖父——一位曾经活跃于北京和天津的银行家、收藏家为世人所认识。普凡也由此结识了一大批沪上民国时代名人的后裔，收集文史资料现在成了他一项乐此不疲的生活内容。
晚清与民国交汇之际，西风东渐，由于工业化的引进、经济的发展，中国传统银钱组织发生了一次现代化转型。一直管控西方经济血脉的银行焕发了蓬勃生机，在上海外滩，出现了“东方巴黎”之美誉的金融街；在北京天津，现代银行也随之大量兴起。这种跨越式的发展，给很多人物以历史机遇。
《富贵人家》主人公沈吉甫（1871—1952），出生在宁波奉化的一个殷实富足人家，随着宁绍帮大举迁徙上海，沈吉甫少年时便成了银行小学徒。进入道胜银行工作之后，勤奋好学加上吃苦耐劳，让他锻炼出不少管理才能。清朝末年沈吉甫被李鸿章手下办理洋务的孙仲英看中，派他去吉林、黑龙江修建通往海参崴的东清铁路。由于办事能力出色，当铁路修建完毕之后，沈吉甫即当上华俄道胜银行京行经理，开始了人生高光时刻。
1918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道胜银行逐渐衰落，沈吉甫转任中美合资中华懋业银行京行经理，后升至总行总理。懋业银行的成立，主要是北洋政府想利用美国资金摆脱经济上的拮据，银行主营外汇汇兑及商业贷款。据普凡说，他外祖父遇到的最大幸运就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以及俄国改朝换代而引发的旧马克换新马克、旧卢布换新卢布。由于沈吉甫熟悉外汇，且与政府配合默契，所以在千载难逢机遇下，为政府，为朋友，更为自己赚了许许多多钱，真可谓盆满钵满。
沈吉甫南人北上，在京城管理一个银行本来不是一件很稀奇事情，但他极具远见，他利用外国人势力和手中钱财逐步建立起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朋友圈。2023年夏天，我和上官先生携普凡去他外祖父的家乡宁波奉化甲岙村寻根。翻开家谱，记录着梁士诒、顾维钧、曹汝霖、李思浩、段芝贵、叶恭绰、陆宗舆、王家襄，赫然入目，其中熊希龄、孙宝琦、钱能训、汪大燮四位都当过国务总理。
北京是政治中心，与上海文化完全不同，风云变幻中无论谁上台借钱都是最重要的。经济圈、官僚圈、朋友圈紧密勾连，大家呼朋唤友，听戏喝酒，自成一景。沈吉甫在南锣鼓巷蓑衣胡同购置了一座豪宅大院，后来成为京城的银行圈、官僚圈集聚地，普凡说外祖父除赚钱交友之外，还有两大爱好，一是听戏，二是收藏。看晚清和民国历史，听戏确实也是上层人士生活和社交的一大特点。那时候没有后来的电影、电视、游戏之类的现代享受，京剧是最大赏心乐事。沈吉甫的爱好对他的小女儿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沈凤西后来一直在上海京剧院担任编剧，大名鼎鼎的《诗文会》就是她编写的。
看沈吉甫的收藏，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张伯驹的人生影子。张伯驹是上海北京东路外滩中国盐业银行总裁，他把挣到的钱大部分投向了一生钟爱的书画碑帖，其中包括陆机的《平复帖》、李白的《上阳台帖》等国宝级名帖。这些被收纳在手中的宝贝，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全部捐献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张伯驹和沈吉甫最后一次见面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上海霞飞路DD’s咖啡馆，两位老朋友清理了一些互存的银行票据。
沈吉甫和张伯驹既有相似，也有不似。相似的是，买宝贝的钱全都来自金融；不似的是，沈吉甫投向目标为官窑瓷器。据考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颠峰时他藏有古瓷1200件之多。听普凡说他外祖父买宝贝的时机绝对是天降好运，大清王朝倒塌之后，王爷们卖古董、卖房子成了维持生活之唯一，沈家大多数东西都是从恭王府、庆王府买入的，除了瓷器还有绘画和古家具。那时北京古董商们发现宝物，都主动地往南锣鼓巷蓑衣胡同跑，因为沈吉甫每年拿出收入之二、三来买宝贝，而且眼光锐利，出得起好价钱。沈吉甫与张伯驹最不同的是，沈的收藏在三十年代已经大多数变卖，这应了一句老话，藏不过三代。数年前我托一位日本友人查到一张日本山中商会收款单：民国十五年（1926年）12月31日，由黄稼寿代友售存在懋业银行地库中的宋钧花盆、渣斗、洗子、杯、奁等二十件，大洋二十一万一千五百元，不收佣金。可惜呀！沈吉甫竟然在自己手中结束了收藏，珍爱的宝物失散到了世界各个地方。
我认为《富贵人家》最大看点就是作者为故事设置了一个比较宽广的时代背景，我们从中除了看到沈吉甫人生的潮起潮落，还看到了无法抗拒的环境下造成的其他人家衰败，民国确实如此，连年战乱让有钱人家逃无可逃。沈家财富遭受打击接二连三，有自身的、有外部的。1937年七七事变是毁灭性的，日本人侵略华北，为了逃避当伪官，沈吉甫只好抛下房产和收藏迁居上海，留下的全部交给了北京古玩商，双方约定等货物买掉之后再结帐。前几年有一本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山中商会经手中国艺术品资料汇编》，里面有不少关于沈吉甫的消息，佐证出不少事实。
2024年5月，我们二十余人组团去英伦三岛旅游，为了更仔细地参观大名鼎鼎的大维德藏瓷，我们通过在大英博物馆担任首席裱画师的邱锦仙老师，请求馆方予以支持。带领我们参观的是陶瓷部主任杰西卡女士，据杰西卡女士介绍，大维德爵士毕业于伦敦大学，民国时期在北京工作，是一位金融精算分析师。因为大维德先生喜欢陶瓷，所以与沈吉甫过从甚密，并得到了沈吉甫散宝时卖出的一部分。我们去参观时，杰西卡女士格外重视，她特地从库房调出沈吉甫旧藏四件，其中两件宋代定窑，两件宋代钧窑，给普凡先生以及我们欣赏。杰西卡为我们讲解、与我们合影，最后还把原始资料复印件送给普凡留做纪念。
大维德的藏瓷怎么到了大英博物馆也是这次我才弄明白的。大维德先生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收藏从宋元到明清的官窑瓷器，共有1671件之多，其中罕见的汝窑有11件，仅次于两岸故宫所藏。他病故于1948年，1952年根据他的遗嘱建立了大维德基金会，并把藏品捐给了自己的母校伦敦大学。初时伦敦大学为其建立了一家小型博物馆，但维持博物馆及收藏需要有大笔资金。后由澳门赌王何家（何鸿卿）出资200万英镑，协议在大英博物馆95号馆内设置“大维德藏瓷陈列馆”，瓷器所有权仍属伦敦大学，基金会只是把展览权交给了大英博物馆（最近大维德基金会宣布收藏瓷全部捐给大英博物馆）。我们后来看了大英博物馆的另一个藏瓷馆，相比之下大维德陈列馆的这部分当是最顶流的中国陶瓷。这也见证了沈吉甫收藏地位。
做一个成功的收藏家很不容易，沈吉甫在一定程度上是个失败者。普凡听完不仅同意，而且又补充了几个新内容。1937年沈吉甫携家小悄悄从天津回到上海，此后家道越加败落，日本进入上海租界，他在亨利路（今新乐路）租下一幢三层楼建筑，隐姓埋名地过起普通人生活，甚至窗户帘破了都不允许家人置换，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已穷。压垮沈家最后一根稻草是国民党的金圆券，一百根大条子换回来两听美国咖啡。沈吉甫晚年很凄凉，钱没了，宝贝没了，地位没了，朋友没了，只有一只小黄猫陪伴着他。1949年之后，中国彻底换了人间，沈吉甫常常感叹自已不容易，经历过五个“朝代”，大清、北洋、国民党、日本人和新中国。沈吉甫于1952年故世，享年81岁，可谓善终。我时常与普凡说笑话，幸亏你的外祖父走得早，也幸亏那时候没有手机追查个人行踪，要不然沈吉甫一定会惹上麻烦。
普凡有一个小故事特别生动，他说他小时候家里值钱的东西早被外祖父处理掉了，沈吉甫知道留着给后辈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母亲的首饰在三年困难时期填了肚子，到破“四旧”时候只剩下一些旧照片、画轴、扇面、印章之类。当把能烧的东西统统烧掉以后，普凡的母亲对着不能烧的犯愁了。想了半天，她想出一个好办法，她把儿子裤袋剪了一个洞，然后装上东西到外面偏僻处再让儿子把这些东西顺着裤子内侧滑落到地上，神不失，鬼不觉。我听完笑了老半天，我认为以沈吉甫的身价，这些东西不会不值钱，或田黄，或鸡血，便宜的是周围邻居。
看完《富贵人家》，我发现作者没介绍自己。普凡随母姓，本名沈路平，生于1955年，与我同庚，以他的年纪自然没与外祖父见过面。普凡虽然没和外祖父见过面，但书里面有几句转述沈吉甫的话我倒认为很有价值。他母亲是在北京大宅院中含着金钥匙长大的，沈吉甫看着这种锦衣玉食生活非常忧心，所以每次看戏都指着舞台上的梅兰芳对小女儿说：“你应该懂得做人也如同演戏，今天演小姐，明天就要准备当丫鬟。”结果没出所料，沈家由北京搬到天津，再由天津迁到上海，日子越过越穷，最后成了租客。在普凡记忆里，“WG”中母亲穿的永远是那身褪了色的，样板戏剧组发给她的解放军军服。1967年上海京剧院成了全中国阶级斗争第一线，整个单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沈凤西知道没退路了。有一天中午她挑了一个食堂人最多的时候，拿了一叠当票对工宣队说，当铺属于“四旧”马上就要关门了，冬天的衣服还在里面怎么办?普凡对我说，与其说我母亲有智慧，不如说我外公有智慧，给孩子作忧患意识的教育提前了五十年。补助款好像是三十元，从此诸事太平，谁也不愿去和一个穷老太婆过不去，万劫之中总算逃过一劫。
普凡还告诉我，他小时候母亲对他管束最严格的就是待人处事，不许他恃强凌弱，不许他傲慢无礼。我在书中发现，他母亲对儿子的教育，其实是延续了他外祖父对他母亲的教育，沈吉甫嘱咐女儿，你可以有富家小姐的生活习惯，但不允许有富家小姐的性格脾气。沈路平三个字，我估计是他母亲对儿子的期盼，因为沈家是从富贵中熬过来的，最看重平平安安。
《富贵人家》中记录的“偶然”也是一个特色。书中记载沈家的后代从来不知道沈吉甫是收藏家。八十年代末，普凡一位同学的哥哥托弟弟带信过来说某书中人物好像是沈路平的外公。果然，打开陈重远撰写的《古玩史话与鉴赏》，沈吉甫的收藏故事跃然纸上。再往后，沈吉甫在大维德基金会有旧藏；在北京有签字币；在《梅兰芳纪念馆》有一百年之前的堂会演剧戏目；在山中商会有1926年购卖钧窑二十件收款单据，“偶然”一个个地浮出水面。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我随他找到的两个“偶然”过程。由于年代久远，普凡的母亲在世时已说不清楚自己父亲的来龙去脉了，只知道沈家是奉化Jue ao人，我是个好事者，便托上官先生多方打听。我们一共陪普凡去过两次宁波，第一次找到的是直岙，村里没一家姓沈。第二次找到的是海边的甲岱，这才千真万确。村长拿出新修的族谱，看完记录我们才知道沈家以前并不是穷人，家里有祖辈在清朝还做过“省部级领导”。老房子有三进，庭院深深，雕梁画栋，政府出资460万正在修缮，宁波准备打造一个十大古建筑旅游景点群。村长很热情，他请我们上馆子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饭。
《富贵人家》再版，作者增补了十一篇小文章，其中包括这些寻根资料，这都是初版时不曾发现的，也是无法想象的。普凡非常高兴，他用了四个字形容——喜出望外，我认为很贴切。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存史传统，不仅有司马迁修订史书，还有写地方史的，写家族史的，代代传承。比如，我的朋友李名慈，就是著名的宁波小港李家“名”字辈传人，李家已有六代，李名慈先生是出版人，前些年担负了李家家谱的编撰，也堪大功告成！普凡则以《富贵人家》为题，以外祖父故事去展现一个时代的变迁，也是一件既有意义又有趣的事情。有意义是说一件事的价值，而有趣是说普凡年届七旬之际，有一件事情让他得趣、好玩、延年益寿，做到了利人利己，值得为此祝贺！是为序。
2024年10月写于延平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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