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冬，鄂豫皖苏区黄安城外，红军阵地上出现了一架写着“列宁号”的飞机。守城部队原以为会得到空投补给，没想到飞机投下的却是手榴弹。黄安战役由此增添了颇具传奇色彩的一幕，而当时指挥红四方面军的年轻政委陈昌浩，也随之进入许多红军将士的视野。
陈昌浩1906年出生于湖北汉阳永安堡戴家庄，今天这里属于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道。陈家并非显赫门第，父亲陈荣发在汉口商行任职，母亲吴蓉操持家务。家中有两男两女，陈昌浩排行老大，弟弟陈俊比他小十余岁。
少年时期的陈昌浩读过私塾，后来考入武昌中华大学附属中学，又进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学习。大学时代，正是革命思潮迅速传播的时期。他接触到进步青年，参与学生运动，逐渐走上革命道路。此后，他赴苏联学习，成为早期赴苏受训的中国革命者之一，并被列入后来所说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中。
这段经历给陈昌浩带来了理论训练，也让他很早进入党的重要工作视野。回国后，他被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那时的红军既缺干部，也缺有文化、懂军事组织和政治工作的年轻骨干，陈昌浩年纪虽轻，却很快承担起重要职责。
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二人一个长于军事指挥，一个重视政治动员，逐渐形成配合。陈昌浩当时只有25岁，是红军各方面军中较年轻的主要领导人。
黄安战役发生在1931年11月至12月。红军围攻黄安城时，守军凭借城防工事顽强抵抗，战斗一度陷入僵持。恰在此时，红军方面使用了缴获的一架飞机。飞机原属国民党空军，因燃料耗尽迫降河南罗山，被地方武装缴获，驾驶员龙文光后来参加红军。
飞机被命名为“列宁号”。总攻开始后，它飞临黄安城上空，守军误以为是援军或补给机，纷纷从工事中探出身来。随后投下的手榴弹造成城内混乱，红军乘势发起攻击。徐向前晚年谈及这段往事时，仍认可陈昌浩在组织战斗和使用缴获飞机方面表现出的胆识。
不过，陈昌浩的军事生涯并不是一路上升。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后，参与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并经历多次反“围剿”作战。部队在川北站稳脚跟，兵力和装备不断增加，陈昌浩也成为方面军的重要领导者。但军事力量越大，所承担的任务和压力也越重。
1935年，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后，部队行动方向和战略部署出现过复杂变化。关于北上、南下以及部队统一行动的问题，曾引发不同认识。陈昌浩在其中承担了重要领导责任，这些经历后来也成为评价他革命生涯时无法回避的部分。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随后，根据打通河西走廊、沟通新疆方向的战略任务，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负责军事指挥。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后，遭到马步芳、马步青部重兵围攻，补给困难，兵力损失严重，最终未能完成预定任务。
西路军失利后，陈昌浩辗转隐蔽。1937年，他在当地群众帮助下脱险，随后前往延安，并经组织安排赴苏联治病。那场失败对他的政治和军事生涯影响很大，此后他没有再回到红四方面军领导岗位。早年统率大部队、身居方面军总政委高位的经历，至此出现明显转折。
有意思的是，陈昌浩回到湖北时，还牵挂着家中的弟弟陈俊。1937年，陈昌浩把陈俊带到延安，送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兄弟二人的革命道路由此重新交汇，但所承担的工作并不相同。
陈俊参加八路军后，做过营长、团参谋长、军分区参谋长兼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他进入豫西军政干部学校，长期从事干部教育，先后担任教务长、教育长、副校长、校长等职，为部队培养干部，尤其参与了南下工作干部的训练。
新中国成立后，陈俊曾任河南军区副参谋长，后来按副军职待遇离休。与哥哥相比，他没有担任方面军级别的显赫职务，却在军事教育和机关工作中保持了较为稳定的职业轨迹。2007年2月，陈俊在解放军总医院逝世，享年90岁。
陈昌浩于1952年回国，后来在中央编译局工作，曾任副局长，主要从事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和研究。早年战场上的职位落差，与弟弟陈俊晚年的待遇形成了颇耐人寻味的对照：兄长曾是红四方面军总政委，弟弟则长期在军队机关和教育岗位任职，最终两人享受同一级别待遇。
1967年，陈昌浩病逝。湖北老家保留着他的旧居，屋舍仍带有汉阳民居的格局。关于他的功过、成败和西路军问题，历史资料中已有多方面记载，不能用一段传奇或一句评价简单概括。可以确定的是，陈昌浩早年在红军创建和发展时期承担过重要职责，后来的人生转折，也与那段极为复杂的革命战争历程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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