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古代押送囚犯，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是男囚身披重枷、脚戴镣铐，在解差的鞭打下蹒跚前行的画面。然而，古代押送女犯，却是一个极少被深究却暗藏无数血泪、荒诞与人性挣扎的话题。今天，就让我们翻开尘封的典籍，看一看史书中那些关于押送女犯的真实记载与离奇故事。
细查历代律法，对女犯的押送确有特殊规定，表面看是一种“优待”。
《唐律疏议》引《狱官令》云：
“禁囚：死罪枷、杻，妇人及流以下去杻，其杖罪散禁。”
译文： 在押囚犯，犯死罪的戴枷锁和手铐，妇女以及流刑以下的罪犯去掉手铐，若是杖罪则完全放开不加刑具。
宋代《宋刑统》完全继承了这一规定：
“诸禁囚，死罪枷、杻，妇人及流罪以下去杻，其杖罪散禁。”
译文： （同唐律）所有在押囚犯，死罪戴枷锁手铐，妇女及流刑以下去手铐，杖罪则散禁不戴刑具。
同时，《宋刑统》还规定对孕妇和老幼残疾人不许决杖：
“老幼不及，疾孕不加。”
译文： 年老年幼的达不到受刑标准，有疾病和怀孕的不加杖刑。
明代《大明律》的尺度放得更宽：
“凡妇人犯罪，除犯奸及死罪收禁外，其余杂犯，责付本夫收管。如无夫者，责付有服亲属、邻里保管，随衙听候，不许一概监禁。违者，笞四十。”
译文： 凡是妇人犯罪，除了犯奸情罪和死罪需要收监外，其余杂犯，责成其丈夫收管。如果没有丈夫，就责成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或邻里保管，随时听候衙门传唤，不许一律监禁，违反此规定的打四十板子。
清代沿袭此制。《大清律例》规定：
“凡妇人犯罪，除犯奸及死罪收禁外，其余犯，责付本夫收管。”
译文： 凡是妇人犯罪，除了犯奸情罪和死罪收监外，其余罪犯，责成其丈夫收管。
《读例存疑》进一步明确：
“妇女除实犯死罪，例应收禁者，另设女监羁禁外，其非实犯死罪者，承审拘提录供，即交亲属保领，听候发落，不得一概羁禁。”
译文： 妇女除非确实犯了死罪、按例应当收监的，另设女监关押，其他非死罪案件，审讯录完口供后，就交给亲属担保领回，随时听候处理，不得一律关押。
然而，纸面上的仁慈与现实的残酷之间，往往隔着一条深不见底的鸿沟。律法的善意在执行层面常常荡然无存，对于真正需要长途押送的女犯（如流放、军流等重罪），路途成了噩梦的开始。
乾隆九年，山西按察使多纶就曾上奏痛陈押解中的黑暗：
“恶劣解役阴加侮辱，明肆欺凌。”
译文： 恶劣的解差在暗地里加以侮辱，在明面上肆意欺凌。
他建议由官媒婆承担押送任务：
“如此则军流犯妇得免解役侮辱之虞。”
译文： 这样就能让被判军流的女犯免除被解差侮辱的忧虑。
对于押解途中奸污女犯的恶行，朝廷禁令不可谓不严。《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明确载录：
“押解犯人之兵丁、驿夫，如将犯人之妻并女奸污者，照依奸囚妇者律，杖一百，徒三年。押送之官，虽不知情，交该部严加议处。”
译文： 押解犯人的兵丁、驿夫，如果将犯人的妻子或女儿奸污，依照奸污囚妇的法律，打一百板子并判处三年徒刑。押送的官员即使不知情，也要交给相关部门严厉议处。
《大清律集解附例》也有几乎相同的规定：
“凡押解人犯兵夫，奸污犯妻犯女者，杖一百，徒三年。押官不知情者，交部议处。”
译文： 凡是押解犯人的兵丁夫役，奸污犯人的妻子或女儿的，打一百板子，判三年徒刑。押送官员不知情的，交有关部门议处。
若非此类恶行层出不穷，朝廷又何须在律令中反复申诫？
为了从制度层面解决女犯被男解差侵凌的问题，清代逐渐确立了由“官媒”押送女犯的制度。《读例存疑》载：
“斩绞监候妇女，秋审解勘，经过地方，俱派拨官媒伴送。”
译文： 判处斩刑或绞刑、等待秋审的妇女，在秋审解送勘验时，经过的地方都要派官媒伴送。
所谓“官媒”，即：
“妇人之充官役者。”
译文： 充当官府差役的妇人。
其职责包括：
“兼看管女犯之罪轻者。”
译文： 同时看管罪行较轻的女犯。
然而，官媒的出现并未真正还女犯以安宁。近代学者研究指出，由女性官媒承接伴押工作以后，对于女性罪犯的凌辱并没有减少，甚至出现了变本加厉的事态。官媒不仅负责押送，还“对于奸犯妇女有发卖的权利”。更有晚清文献痛心记载：
“禁卒之于囚徒，官媒之于女犯……其苛索凌虐之情形，凡非言语形容之所能尽。”
译文： 禁卒对待囚犯，官媒对待女犯，那种苛刻勒索、凌辱虐待的情形，简直不是言语所能形容得尽的。
从男解差的暴力凌辱，到官媒的系统性剥削，女犯们不过是从一个火坑跳进了另一个火坑。
比押解路上的欺凌更令人瞠目的，是衙役们对这份苦差的疯狂争抢。古代流放之刑动辄数千里，风餐露宿，危险重重。宋代《宋俘记》描述流放境况：
“长途鞍马，风雨饥寒，死亡枕藉。”
译文： 漫长路途上骑马坐车，风吹雨打忍饥受寒，死尸一个压一个。
按常理，这等苦差人人避之不及，但清代《刑部档案》却记载，每当有女犯人被判流放，衙役们总会争先恐后向上司请命，甚至“不惜倾家荡产，典当家产”就为求得这趟差事。这反常背后，首先在于油水丰厚——女犯多来自有一定家底的家族，家属为让女眷免受途中凌辱，往往重金贿赂解差。明代小说《初刻拍案惊奇》中写到：
“那姚乙定了卫所，发去充军，拘妻签解。”
译文： 那姚乙被定了卫所，发配去充军，官府拘拿他的妻子签发押解。
一个“签解”便透露出押解中上下其手的关节。其次，敲诈勒索的空间巨大，《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虽严令：
“务佥选的当衙役解送，勿致沿途苦累。押解人役擅加杻镣殴打，逼勒银财者，依律究治。”
译文： 务必签选妥当的衙役解送，不要造成沿途痛苦劳累。押解人员擅自加戴手铐脚镣、殴打犯人、逼迫勒索钱财的，依照法律追究惩治。
但朝廷越禁，越说明此风盛行。此外，体力上的轻松也是关键，清代衙役中流传着“宁送十女，不押一男”的说法，女犯反抗能力弱，自然成了人人争抢的“肥肉”。
但若论及真正的“特殊照顾”，则非怀孕女犯莫属。这一传统源远流长，《读例存疑》追溯道：
“《北史》崔浩定律令，妇人当刑而有孕者，许产后百日乃决，后世孕妇缓刑始此。”
译文： 《北史》记载崔浩制定律令，妇人应当受刑而怀孕的，允许产后一百天再处决，后世对孕妇缓刑就从这里开始。
又引汉制：
“汉《刑法志》景帝诏，孕而未乳当鞫系者，皆颂系之。颂，容也，容之不桎梏也。”
译文： 汉代《刑法志》载景帝诏令，怀孕尚未哺乳应当审讯关押的，都“颂系”之。所谓“颂系”，就是宽容对待，不给他戴刑具。
《唐律疏议》明确规定：
“诸妇人犯死罪，怀孕当决者，听产后一百日乃行刑。”
译文： 妇人犯死罪，如果怀孕应当处决的，允许产后一百天再行刑。
《大明律》则更为详尽：
“若妇人怀孕犯罪，应拷决者，依上保管，皆待产后一百日拷决。若未产而拷决，因而堕胎者，官吏减凡斗伤罪三等；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若犯死罪，听令稳婆入禁看视，亦听产后百日乃行刑。”
译文： 如果妇人怀孕犯罪，应当拷问或处决的，依照上面规定保管，都要等到产后一百天再拷问或处决。如果未生产就拷问导致堕胎的，官吏比照斗伤罪减轻三等处罚；致人死亡的，打一百板子，判三年徒刑。如果犯的是死罪，允许稳婆进入监牢看视，也要等到产后一百天再行刑。
然而，这种“照顾”与其说是对女性的怜悯，不如说是对胎儿的保护——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宗法社会中，无辜的生命比犯罪的女人更值得被拯救。
回望典籍中关于押送女犯的记载，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律法条文写着“散禁”“免杻”“官媒伴送”，现实却是“明肆欺凌”“强逼成奸”“苛索凌虐”；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凌辱女犯，解差们却争先恐后抢夺押送差事只为中饱私囊。铁链锁住的不仅是女犯的身体，更是那个时代对女性尊严的无情践踏。那些被尘封在古籍中的血泪故事，至今读来，依然令人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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