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夫走的那天是周三，我正开一个项目会，手机调了静音放在桌上。开完会拿起来一看，八个未接来电，都是我姐打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回拨过去，我姐的声音是平的，像念一份菜谱："你姐夫没了，今天早上，心梗，你过来一趟吧。"

我说"马上到"，挂了电话。会议室里的人还在收拾文件，有人问我"周总怎么了"，我说没事，家里有点事。然后拿起外套往外走，走到电梯里才发现腿有点软，靠着电梯壁站了好一会儿。

我是半个小时后到的我姐家。屋子里已经来了几个人，我侄子和侄媳妇在阳台上打电话联系殡仪馆，我姐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面前摆着一杯凉透了的茶。她没哭，脸上的表情像是被什么东西定住了，眼神直愣愣地看着茶几上的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是一副老花镜，腿儿断了一边，用透明胶带缠着。我认识那副眼镜，姐夫戴了得有七八年，断的那条腿是他自己用打火机烤了塑料粘上的，后来粘不住了就用胶带缠，我姐说要给他换一副新的，他说花钱干嘛，能用就行。

我走过去坐在我姐旁边，伸手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指关节硌得我手心发疼。

"怎么回事？"我问。

"早上他自己说要下楼买早点，我还睡着。过了好久没回来，我起来下楼看，他就躺在单元门口，手里还攥着两根油条……"她说到这儿停住了，喉结上下滚了滚，干咽了一口，"人家说打120来不及了，人已经不行了。"

我姐说这些的时候脸上还是没有表情。但她的手在我手心里开始发抖，从指尖到掌心，像一台启动不了的发动机在空转。

姐夫今年五月份退休的，到十月份走，前后不到五个月。

他退休之前在机床厂干了三十四年，从学徒工干到车间主任，最后那几年厂子效益不好，但他还是每天准时上班，风雨无阻。我记得有一年下大雪，公交都停了，他蹬着二八大杠自行车骑了一个多小时去厂里，到的时候裤腿全湿透了，冻成了硬壳。我姐说他傻，说厂里都没几个人去，你去了干嘛。他说我不去车间机器谁管，放假归放假，机器得有人看着。

后来厂子黄了，他提前办了退休。退休那天他把车间钥匙交上去的时候，回来一路没说话。到家了坐在餐桌旁边，把那个用了十几年的搪瓷缸子翻来覆去地看。缸子底上有一块磕掉了瓷，露着黑乎乎的铁皮，是他有一回搬工件的时候不小心磕的。

我姐说"退休了高兴点"，他说"高兴，高兴"。

但从那天起，他就没怎么高兴过。

姐夫刚退休那一个月，每天早上还是五点半起来，穿戴整齐，坐餐桌边上发呆。我姐问他干嘛，他说"等会儿去厂里"。说了好几回才反应过来，厂子没了，不用去了。

后来他不说去厂里了，但那个"五点半起床"的毛病改不了。起来了也没事干，就在屋里转圈。阳台走到厨房，厨房走到客厅，客厅走到阳台，每天能转几十圈。我姐嫌他晃眼，让他出去遛弯。他出去了，走了一圈就回来，说没意思。

他这一辈子是跟机床打交道的人。车床、铣床、磨床，什么故障他听声音就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手底下管过几十号人，谁活儿干得糙他一眼就能看出来。他的人生是有秩序的，是有节奏的，每天几点干什么，周几干什么，三十多年雷打不动。退休就像把他从一个运转了几十年的轨道上硬拽下来，咣当一下扔在了荒地上，四周什么都没有，他找不到北。

我姐跟我聊过好几次，说"你姐夫不对劲，整天蔫头耷脑的，饭也吃不多，觉也睡不好"。我说是不是刚退休不适应，过段时间就好了。我姐说"都俩月了还不好？你要不要跟他聊聊，你们男人之间好说话"。

我去找姐夫聊过一回。那天下午，我拎了半斤猪头肉和一瓶二锅头去他家。他看见我来了挺高兴，从柜子里翻出一碟花生米，又把那副断了腿的老花镜戴上，眯着眼给我倒酒。

我们爷俩喝了一杯，我问他退休了感觉怎么样。他说"挺好的，不用起早贪黑了，清闲"。我说"清闲还不好"，他笑了笑没接话，夹了一块猪头肉塞嘴里嚼了半天。

第二杯下肚，他话多了一点。他说"小周你是坐办公室的，你知道机器要是停了不动会怎么样吗？"

我说"会锈？"

他说"不光锈。轴承不转油就上不去，齿轮不咬合齿面就生涩，好好的机器放半年不动，再开机准出毛病。人就怕闲，一闲就闲出病来。"

我说那你想干点啥不，看看孙子，养养花，钓钓鱼。

他摆摆手说那些我干不来。然后又倒了一杯酒，说"我带了半辈子徒弟，手把手教出来几十个，现在全在别的厂里当骨干。你说我这手艺，就……就没了？"

他说"就没了"那三个字的时候，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我看了一眼他放在茶几上的那个搪瓷缸，缸子里的茶叶已经泡得发白了，他一口没喝。

那是我跟姐夫最后一次单独喝酒。

后来的事，一件比一件糟。

他开始失眠。整宿整宿不睡，躺床上翻来覆去，我姐说有天晚上她醒来，发现姐夫不在床上。找了一圈，他在阳台上坐着，也没开灯，就那么黑乎乎地坐着。我姐问他干嘛，他说睡不着看星星。

可我姐说那天阴天，天上什么都没有。

再后来他开始胃口不好，什么都不想吃。以前他最爱吃我姐做的红烧肉，一顿能吃大半碗。后来我姐做了端到面前，他扒拉两筷子就推开了，说腻。我姐换着花样做，今天清蒸明天爆炒，他都是吃了两口就说饱。

人瘦得特别快。五月份退休的时候还是一百五十多斤的壮实老头，到八月份的时候腰围细了一圈，皮带多打了两个孔。我姐拉他去医院检查，他不去，说"我又没病，去什么医院"。

我姐没办法，偷偷叫了家庭医生上门。医生来了量了血压、听了心肺，说血压偏高但不严重，心肺也没什么大问题。但医生私下跟我姐说："你爱人这个状态，身体上没大病，心理上问题不小。退休综合征，很多人都有的，但他这个比较重。你得想办法让他有点事干，找点寄托，别让他一个人闷着。"

我姐回来就跟姐夫商量，说社区老年活动中心开了书法班、合唱团，你去看看呗。姐夫把脸一沉："我一个大老粗，写什么字唱什么歌。"我姐又说那你跟老张他们钓鱼去，姐夫说"那帮人钓个鱼能坐一天，我没那闲工夫"。

说什么都不行。他就守着他那个茶几、那个搪瓷缸子、那副断腿的老花镜，一个人从早坐到晚。电视开着也不看，报纸订了也不翻。我姐后来哭着跟我说："他就像把自己搁在了一个盒子里，把盖子盖上了，谁都拉不出来。"

九月中旬的时候，姐夫忽然主动说要出去走走。我姐高兴坏了，以为他想通了。那天他一个人出门了，走了很远，走到他以前上班的那条路，走到了机床厂的旧址。

机床厂已经拆了，那块地圈起来要盖商品房，围墙都砌上了，上面喷着房地产公司的广告。姐夫就站在那堵围墙前面看了很久，回来以后更蔫了。

我姐后来去翻他的外套口袋，发现里面有几块碎砖头。是他从那片废墟上捡回来的。他把那几块碎砖头整整齐齐地摆在阳台的窗台上，跟他的搪瓷缸子放在一块。

十月份的第一天，姐夫走了。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送太平间了。医生把我跟我姐叫到办公室，翻着一堆检查报告跟我们说情况。报告上的东西我看不太懂，什么冠脉堵塞、急性心梗，但我听明白了医生的最后一句话：

"他身体底子其实不差，没什么大病。但这个情况，纯属自己把自己作没的。"

医生说着拿笔在报告上敲了敲："长期失眠、焦虑、抑郁、食欲不振、不运动、不社交，整个人从精神到身体全垮了。你想想，一台机器轴承不转、不上油、不保养，你让它空转几个月，它不崩谁崩？"

"自己作没的"——这四个字像钉子一样钉在我耳朵里。我知道医生说话直，但他说得对。姐夫不是病死的，是把自己活活耗死的。

办丧事那几天我姐一直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害怕。她把所有事情安排得妥妥当当，殡仪馆、墓地、答谢宴，一样没落下。亲戚朋友来吊唁，她端茶倒水、迎来送往，看不出一点异常。

只有一次，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她一个人坐在灵堂里，盯着姐夫的遗像。遗像前面供着一碟红烧肉，是他生前最爱吃的那种。我走过去想劝她回去睡觉，她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话：

"我跟他过了三十四年，到头来，我连他为什么走都搞不明白。"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安慰她，但什么都没说出来。因为我们谁都明白——退休不是要了他的命，是要了他的魂。魂没了，人也就留不住了。

整理遗物的时候，我在阳台的窗台上发现了那几块碎砖头。砖头的棱角已经被姐夫的手指摩挲得圆润了，上面带着一层薄薄的汗渍和油脂。旁边摆着那个搪瓷缸子，杯沿的茶垢厚厚一层，跟我第一次见它的时候一模一样。

我把砖头和缸子都收进了一个纸箱里。收的时候我翻过来看了看缸子底上那块磕掉的瓷——黑乎乎的铁皮露在外面，像一道结痂的疤。我忽然想起姐夫退休那天，我姐跟我说他坐在餐桌边上翻来覆去地看这个缸子。那时候我以为他在看旧物件，现在我才明白，他是在跟那个干了大半辈子的自己告别。

告别的过程太长，长到他把自己耗尽了。

出殡那天早上，我提前到了殡仪馆，想最后看一眼姐夫。他躺在那里，穿着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是我姐特意去买的，说以前上班的时候他最爱穿蓝色。

他脸上的表情很安详，像是睡着了。但我注意到他的右手半攥着，掌心朝上，指尖微微蜷曲，像握着什么东西的姿势。那姿势我特别熟悉，那是他拿扳手的姿势，三十多年养成的肌肉记忆，睡着了都改不了。

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殡仪馆的冷气打得很足，我搓了搓手臂，转身往外走。走出大门的时候太阳刚从东边的楼顶上冒出来，黄澄澄的光铺了一地，跟姐夫每天五点半起床时候的晨光一模一样。

我忽然想起他那天晚上在阳台上说的话："人就怕闲，一闲就闲出病来。"他说这话的时候我看着那个搪瓷缸子，以为他是在说机器。

现在我知道了，他说的是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