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新成立后，槟城仍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白雪娇亲手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并将它挂了起来。这个举动并不复杂，却很快引来殖民当局的注意。对当时的白雪娇而言，那不是一块普通布料，而是她与祖国之间无法割断的联系。
她因此被驱逐出境，重新踏上回国的路。很少有人知道，十年前，她为了走上滇缅公路，曾经改名换装，瞒着父母放弃了安稳的教师职位。
白雪娇1914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父母祖籍福建安溪，早年漂洋过海谋生，经过多年经营，置办了橡胶园，成为当地颇有家业的华侨商人。家境宽裕，却没有让她远离教育。
她从华校读书，熟悉中文，也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20岁时，她被推荐到厦门大学中文系求学。那几年，中国局势动荡，但大学教育仍让她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祖国的社会现实。
毕业之后，她回到槟城，在协和学校担任国文教师。教书原本就是她喜欢的职业，课堂、课本和学生，构成了相对平静的生活。不过，协和学校本身带有鲜明的侨民教育和爱国色彩，白雪娇在这里接触到的，不只是文字训诂，还有海外华侨对中国命运的牵挂。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沿海交通线相继受阻，滇缅公路逐渐成为中国获得外援物资的重要通道。公路从昆明通往缅甸，全长一千多公里，穿行于山岭、峡谷和雨季泥路之间。
公路建成了，新的难题随之出现：车辆需要驾驶员，坏了需要修理，运输线更离不开熟悉机械的工人。1939年，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等人号召华侨机工回国服务，三千多人报名，其中女性只有五人。
白雪娇不愿错过这次机会。父亲和叔叔虽然积极捐款抗日，却不赞成她亲自奔波。他们的想法很直接：“女孩子教书就好，何必到外面吃苦？”白雪娇没有争辩，只是悄悄辞职报名。
她担心女性身份会被拒绝，便以母亲的姓氏“施”为名，取名“施夏圭”。“夏”取华夏之意，“圭”与“归”相近，寄托着援助祖国、平安归来的愿望。报名时，她以男性身份进入队伍，后来才被发现是女性。
从学校走进运输队，变化远超一般人的想象。她和队伍辗转行进，途中缺水，甚至只能饮用沉淀后的泥水。滇缅公路路面狭窄，坡陡弯急，雨季一到，汽车轮胎陷入泥中，稍有不慎便可能翻车。
更危险的是日军空袭。机工们白天抢运物资，夜间检修车辆，既要与道路和天气周旋，还要躲避敌机轰炸。一辆在南洋可以使用多年的汽车，到了滇缅公路上，往往几个月便需要大修。
机工们有一句带着苦中作乐意味的话：“下关的风，祥云的花，苍山的雪，洱海的月。”所谓“风花雪月”，原本是大理景物，落到运输线上，却成了他们对恶劣环境的特殊称呼。越是艰苦，越要想办法把日子过下去。
白雪娇在训练期间暴露了女性身份。按照当时的安排，她没有继续从事机械运输，而是转入抗日宣传工作。有人劝她：“宣传也能抗日，未必非要守在车旁。”她接受了这个安排，留在成都，并进入有关学校和学生宣传队，参与抗日宣传。
这段经历持续到抗战胜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后，白雪娇回到马来西亚寻找父母。多年分别，使父母已经两鬓斑白。为了照料家庭，她重新做起教师，生活似乎又回到了熟悉的轨道。
但1949年的那面红旗改变了她的处境。她被驱逐后回到中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广东侨中、广东师范学院等学校任教。课堂上，她讲授国文，也向青年介绍《红岩》等作品，把个人经历和时代记忆带进了教学。
白雪娇晚年生活在广州。2014年，她在那里去世，骨灰撒入祖国海域。她的一生没有显赫军衔，也没有长期站在战场前线，却曾经从讲台走向山路，从教师变成机工，又从机工转入宣传队。那面挂在槟城上空的五星红旗，记录了她一生中最明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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