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6年的6月，孟加拉国的外交部长拉赫曼先生，凭借99票对91票的这样一个投票结果，成功当选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的主席。
印度官方层面虽然表达了祝贺，不过它的媒体以及战略界方面却显得有些紧张，把这件事情与中国关联在了一起，还炒作起了达卡采购战机以及蒂斯塔河项目这类的话题。
实际上，联大主席这个职位仅仅是一个会议的主持人，它并不拥有投票权，也不能对宪章进行修改，和印度想要入常这件事是没有什么关联的。
联大主席的职责，主要是用来主持辩论、安排日程这一类的程序性工作。虽然德国外长曾经说过，主席的角色不再仅仅是程序性的，但这也只是在秘书长选举年份的斡旋方面，相对有了一点弹性，制度性权力仍然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安理会改革的唯一法律路径，就是《宪章》的第一百零八条，它需要联大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然后再经过五常各自进行批准，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如果投了否决票，那么这项改革就会立即终止，主席是没有权力去插话的。
所以，把主席的国籍看作是一种“主场优势”，其实是把主持权与表决权给混淆了。
蒂斯塔河的争端，它的根源在于西孟加拉邦的反对，导致协议被搁置了十五年之久，孟加拉国方面于是转向了中国的融资渠道，这属于一种务实的选择，并不是在选边站队。
边境推回了2300多名难民，这是两国在边境管理方面的一个技术环节，中国并没有介入其中。印度方面也在努力修复关系，恢复了签证的发放，还任命了熟悉西孟加拉邦事务的大使，同时在2026年，印度人民党赢得了西孟加拉邦的选举，水资源的谈判方面也因此出现了新的空间。
印孟之间的摩擦，本质上是一个双边治理的难题，硬要把中国扯进来，这是一种偷懒的叙事方式。
印度想要入常，它所面临的真正门槛，是《宪章》的第一百零八条以及五常的否决权。改革需要联大至少129票的支持，五常各自按照国内的程序进行批准，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投了否决票，改革就会终止。
印度面临着三重分裂的状况：G4集团要求增加常任理事国，但是“团结谋共识”集团大约有40个国家（比如巴基斯坦、意大利、韩国这些国家），它们对此坚决反对，只愿意扩充非常任理事国；非洲集团则要求两个拥有否决权的常任席位，这与G4的方案是相互排斥的；五常虽然在口头上表示支持，但从来没有进行过正式的谈判。
1965年扩充非常任理事国之后，六十年来没有再改动过，2005年G4的草案也没有进入表决阶段。印度所缺少的，是一个能够让五常以及反对派都做出让步的谈判框架。
莫迪在2024年的联合国未来峰会上呼吁进行改革，举了非盟加入G20作为一个例子，但是《未来契约》当中仅仅包含了一些原则性的呼吁，并没有时间表、谈判文本以及约束力。
2025年印度的国家发言是由苏杰生来进行的，联大双边会见虽然比较多，但是并没有转化为改革的进展。莫迪从2014年开始就在联大提出改革，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联大的讲台能够放大它的诉求，但是没有办法绕过第一百零八条所设置的双重门槛。
印度媒体渲染出了“失去主场优势”这样的说法，但是联大从来就不是印度的主场，193个国家一人一票，主席是按照地区轮换选举产生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垄断这个职位。
即便主席是邻国（比如第76届的马尔代夫籍主席），或者印度担任了非常任理事国（在2021年到2022年期间），改革仍然没有什么动静。
拉赫曼的险胜，说明了全球南方内部的话语权存在分化，但是主席选举与安理会席位是两码事，把这两者叠加在一起，说成是入常受阻，这属于一种情绪化的因果嫁接。
印度媒体把任何邻国的变化都解读为对印度不利，这种做法过于简单化了。
入常这件事情是没有捷径可以走的，叙事并不能代替制度方面的博弈。印度需要把G4和非洲集团的诉求整合起来，争取“团结谋共识”集团出现松动，同时等待五常愿意启动谈判的战略时机。
联大主席的选举、蒂斯塔河的项目、莫迪演讲的次数，这些都属于外围的情节，是碰不到核心的。
把邻国外长的当选、水利项目、中国代表的出席，扯成“印度入常受阻”的剧情，热闹归热闹，票仍然是一票，五常的否决权是不会改变的。
印度入常的钥匙并不在主席台，而是在五常的国内政治以及外交利益的博弈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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